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结构主义
在法国显赫一时
在法国知识生活史上，结构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功成名就，是史无前例的。结构主义赢得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如此广泛的支持，以至于在我们所谓的结构主义鼎盛时期，任何微不足道的抵抗和异议都会胎死腹中。如果领悟了当时的语境，那么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何以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陶醉于完全相同的纲要之中。
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
结构主义之所以能显赫一时，原因有二。第一，结构主义承诺提供严密、精确的方法，并希望在寻求科学性的征程中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更为重要的是，第二，它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批判意识发展的关键性时刻。结构主义的纲要引起了特别广泛的狂热者的关注，包括国家足球队的教练。在20世纪60年代，这位教练宣称，为了取得更好的战绩，他对足球队进行了“结构主义”改组。
因此，结构主义范式的大获全胜，是特定历史语境下最早的产物之一，是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西方一步步地走向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时间冷藏器的日积月累的结果。但同时它还是社会科学显著成长的产物，它与老态龙钟的索邦迎头相撞，而索邦当时是学术正当性的持有者，也是人文学科的施予者。结构主义纲要真正的无意识策略，就是搬开大权在握的学院主义。它要达到双重目的：既要大胆竞争，又要反对主流文化。在学术的范围内，结构主义确立的范式成功地净化了被禁知识的基础，这些知识早就被抛之野外，处于正规机构的边缘地带了。
结构主义是对西方历史上一个特定时刻的抗争与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它表达了自我仇恨，表达了对传统西方文化的拒绝，表达了在寻求新模型的过程中对现代主义的渴求。古代的价值观念不再有口皆碑。与此同时，结构主义展示了极强的感受力，它对在西方文化中遭受压抑之物心有灵犀。因此，这一时期的两门主导性科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都赋予无意识以特权，这绝非偶然。无意识处在显在意义之下，因为在西方长期遭受压抑而无人能够接近。
结构主义也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语言学成了科学的领头羊，它带领社会科学一步一步地迈向科学的至境。在这方面，结构主义成了一面大旗，“今派”扛着它与“古派”一决雌雄。作为20世纪后半叶社会思想的觉醒，对于许多具有政治义务感的知识分子而言，结构主义还成了用来完成去意识形态化使命的工具。这是一个以觉醒为标志的特定的政治时刻，也是一个特定的知识配置，它需要一场革命才能成功地完成一项改革。只有具备了这一切，才能使结构主义成为整整一代人的聚集地。这一代人发现了隐藏在结构网格下面的世界。
文章内容摘自本书序言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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