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4年春天，北京刚过完一场小雪，龙潭公园的地砖还带着一点湿痕。
那天，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悄悄走进了时传祥纪念馆。
他没和工作人员打招呼，也没表现出游客的好奇。
他就那么站在一幅黑白照片前，盯着看了很久。
照片里，是他爷爷时传祥，穿着旧棉袄，手里握着一把铁铲，站在粪井前。
这人叫时亮，时传祥的孙子。
那年他32岁，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名普通职工。
没有头衔，也没什么社会身份。
可说起来，他的出身一点也不普通。
他的爷爷，是新中国最早一批劳模代表。
父亲时纯利，更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后来做到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
母亲庞喜英，是北京光华纺织集团的副总经理，货真价实的干部家庭。
可这孩子——或者说，这个家族的第三代——偏偏没走“上面”那条路。
得说回去，1970年代末，全国还沉浸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喧嚣里。
那会儿的北京城，街面上刚开始出现个体摊贩，老百姓头一次感到“能动”了。
可在城市背后，还有一群人，天天面对的是粪坑、垃圾和污水。
时纯利就是那时候干上清洁工的。
更具体点——垃圾分拣工，北京使馆清洁运输处的。
这事儿听起来普通，但放在他身上不普通。
他本来是可以参军的，政审、身体、学历都过关。
当时部队招人，他是第一批候选。
可就在他准备去体检那天，单位来了一封信，上面写着：“按时传祥同志遗愿，安排其子进入环卫系统工作。”
换句话说，他不能参军了。
得接父亲的班。
他当时跟朋友说：“我爸都走了，我还得替他扫一辈子街。”
可他还是去了。
没反抗，也没抱怨。
拿起铁铲，就进了垃圾站。
每天凌晨五点上班，晚上七点才能回家。
夏天臭气熏天，冬天手冻得抬不起来。
他干了整整十年。
有一次，队里来了个新司机，年轻气盛，不愿意听指挥。
时纯利没发火，只是从桶里拎出一袋垃圾，手一抖，全撒地上。
他说：“你要是不服，就从这堆里把玻璃、塑料和可回收的纸拣出来。
我给你一分钟。”
司机没说话。
一分钟后，低头捡垃圾。
干了十年，时纯利得了“五一劳动奖章”。
那是1990年，人还不到35岁。
可就在领奖的前一天，他一个人去了八宝山，站在父亲的墓碑前，没说话，也没哭。
只是站了很久。
他后来告诉朋友：“我爸那辈子图什么？不就图咱别给他丢人嘛。”
等到了1990年代末，他终于熬成了副处，接着又成了副厅。
他的生活变了，可他那根“不能给父亲丢脸”的弦，一直没松。
那时候，时亮已经长大了。
家里条件不错，两室一厅，单位还分了车。
他爸妈都希望他能考个大学，将来找个安稳的工作。
可这孩子偏偏不爱读书。
喜欢做饭，喜欢摆盘，喜欢厨房里火苗噼啪作响的声音。
有一年高考，时亮考得不理想。
有人劝他：“你爸在工会，给你调个专业不难。”但家里谁都没动。
时纯利说：“我不想他一辈子都靠我。”
后来，时亮自己考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当了厨师。
每天穿着白大褂，给来访的外国使节做菜。
干得也不差，就是不张扬。
直到2013年，时纯利突然病倒。
诊断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
那年冬天，他在病床上对儿子说了一句话：“你自己选的路，走下去就行。”
第二年，时纯利去世，享年59岁。
也就是那年，时亮辞去了国宾馆的工作。
不是出事了，也不是混不下去，只是觉得——该回去了。
他报考了北京市总工会下属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成了一名普通职工。
说白了，就是搞活动、发材料、接待群众。
有人问他：“你爸以前是副主席，你怎么回头干这个？”
他只说了一句：“我爷爷也掏过粪。”
从那以后，时亮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龙潭公园。
他不带人，也不拍照。
只是一个人走进去，在那面照片墙前站一会儿。
有时候他会喃喃自语，有时候什么都不说。
有一次，纪念馆的老职工问他：“你是来看你爷爷的吧？”
他点点头，说：“也看看我爸。”
再后来，馆里添了一本留言册。
有人在上面写了一句：“你们三代人，干的活不一样，骨头是一样的硬。”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劳模的孙子”。
参考资料：
阎义，《楷模父亲：独家专访时传祥之孙时亮》，《京工网》，2014年。
田鹏、张然，《三代劳模》，《经济观察网》，2011年。
一正，《时传祥家的第三代劳模》，《人民文摘》，2011年第3期。
《北京市环卫志》，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编，北京出版社，2004年。
《新中国劳动模范选集（1949-2009）》，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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