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迈入工业化，不过短短40年左右。
自秦朝公元前221年建立至今，历史不过见证了麦子熟了2246回，而其中大部分岁月，中国人是在饥荒、战乱与物资极度匮乏中挣扎求生。真正意义上“吃饱饭”，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的事。
我们这片土地，从秦朝那个大一统的早晨开始，两千多年来，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跟“马尔萨斯陷阱”死磕。
简单说，就是土地产出的粮食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那张嘴。翻开二十四史，字缝里写满了“饥”、“荒”、“流民”。
这种长达几十个世纪的生存压力，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沟壑：匮乏是常态，富足是意外。
所以，当四十多年前国门打开，工业化的巨浪涌入时，我们几乎是带着一种报复性的心理在搞生产。
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饿了半辈子的孩子，突然被允许进入糖果店，第一反应绝对不是坐下来慢慢品尝，而是拼命往口袋里塞，塞到裤兜都撑破了还在往里填。
这种“囤积癖”式的生产冲动，帮我们迅速完成了西方国家两百年才走完的原始积累。但副作用也显而易见：我们患上了严重的“供给侧依赖症”。
只要经济一打喷嚏，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产得还不够多？是不是还要再加两条生产线？
这就像是一战时期的将军，面对机枪阵地，脑子里唯一的战术依然是骑兵冲锋。
我们用农业时代应对“歉收”的逻辑，来解决工业时代“过剩”的麻烦，这不仅是药不对症，简直是在给高烧病人喂人参。
但我们换个角度，你会发现里头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惯性。所有的招数，看似在说“消费”，其实骨子里还是在折腾“供给”。
逻辑依然是：如果你不买单，一定是因为我的产品不够绿、不够智能、不够国潮。
这不禁让人想起1929年大萧条前夕的美国，当时的厂商也在拼命改进收音机的款式，却忘了工人们的工资连电费都快交不起了。
为什么我们这么执着于在生产端死磕？这得聊聊1994年那场惊天动地的分税制改革。
那是一场极其成功的中央集权手术，但也留下了一个副作用：地方政府变成了一个个“超级公司”。
在现行的财税游戏规则里，增值税这个大头，基本是跟着生产走的。
对于一个市长或者县长来说，辖区里多一家冒烟的工厂，那财政收入是实打实的。但多开一家商场，不仅税收贡献相比之下也就是个零头，还极难管理。
这就是为什么各地都在疯狂搞工业园，哪怕地皮白送、税收减免也要把厂子拉过来。
在这种“工厂财政”的激励下，地方官员对“扩大产能”的热情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而对“提升居民收入”往往是有心无力，甚至口惠而实不至。
这就像是一个被设定了只能右转的赛车，哪怕前面是悬崖，惯性也会推着它继续踩油门。
过去这二十年，我们这辆疯狂生产的战车之所以没翻，是因为地球对面有个挥金如土的“土豪”在兜底。
这就是尼尔·弗格森口中的“中美国”（Chimerica）模式。我们负责流血流汗搞生产，美国负责印钞发债搞消费。
这看似是个完美闭环：我们赚了外汇，他们赚了廉价商品。但历史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
就像当年的大英帝国在这一战后无力维持金本位一样，如今身背38万亿美元债务的美国，也到了特里芬难题的极限。
那个全球最后的“购买力蓄水池”，现在不仅要把闸门关上，还想把水抽回去。
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巨型饭店，每天备了一万人的饭菜，结果那个哪怕赊账也要包场的大客户突然说：“兄弟，我破产了，以后不来了。”
这时候，你看着满厨房的鸡鸭鱼肉，再看看店里那几个只点得起一碗阳春面的散客，那种绝望是透心凉的。
全球贸易的底层逻辑正在重构，那个依靠外部输血来消化内部过剩产能的时代，已经彻底翻篇了。
那路在何方？其实历史早就给过参考答案，只是我们一直假装看不见。
一百多年前，亨利·福特做了一个震惊华尔街的决定：把他那个著名的T型车流水线工人的工资，一口气涨到了每天5美元。
当时所有的资本家都骂他是疯子，是在破坏市场规矩。但福特的逻辑简单得吓人：如果我的工人买不起我造的车，那我造这么多车卖给谁？
二战后的欧美之所以能迎来黄金三十年，不是因为他们的机器更先进，而是他们通过高税收、高福利和强大的工会，把钱塞进了普通人的口袋里，强行制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反观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技术卡脖子，而是分配卡脖子。
我们的财富分配机制，像是一个巨大的抽水机，把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基建、工厂和复杂的金融系统，流到居民餐桌上的水流却细得可怜。
如果要破这个局，就不能再玩虚的。
与其花几千亿去补贴那些本来就过剩的电动车企，不如直接把钱打进老百姓的社保卡里。与其减税降费让企业再去扩产，不如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或者给农民发放真金白银的养老金。
说到底，这不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一场观念的“格式化”。
我们必须痛苦地承认，那个依靠“勤劳致富”、依靠“节衣缩食”就能国家强盛的时代逻辑，在产能过剩的今天已经失效了。
现在的勤劳，如果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消费，那就是在制造危机。现在的节约，如果变成了集体性的不消费，那就是在扼杀经济。
这听起来很荒谬，甚至有点反直觉，但这正是工业社会的吊诡之处。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钢铁森林，不需要更卷的产业园。
我们需要的是让那个在流水线上打螺丝的小伙子，下班后能毫无负担地去喝一杯精酿。让那个在写字楼里掉头发的姑娘，周末敢关掉手机去周边度个假。
只有当这些微小的、具体的、带着烟火气的欲望被满足时，那些停在港口的集装箱，才能真正流动起来。
否则，我们越努力，离悬崖就越近。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整个人类工业史用无数次萧条换来的血泪教训。
就像专家说的，别再试图用战术上的勤奋，去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了。
换一种活法吧，趁着我们手里还有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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