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发奎
陈宏阁
我的父亲陈宏阁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当数他在1957年国庆节和1958年五一节登上北京天安门观礼，1959年又在上海人民广场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翌年60岁时，荣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颁发的全国劳动红旗手奖章。他是上海五四二厂的高级工程师，一直工作到68岁的生命最后一刻。
父亲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人有密切联系，为我国印刷技术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新中国造币事业鞠躬尽瘁，发挥了特殊作用。
父亲1900年生于浙江临海。辛亥革命以后，失去了清廷俸禄的祖父从台州府兴家来到上海，14岁的父亲在刚刚成立的中华书局当学徒。满师后，他管理凸版和平版印刷机，业余时间自学机械制图，24岁的他在商务印书馆就有创造发明。父亲有私塾和教会学校的双重文化基础，能很快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和新技术，逐步树立起振兴民族工业的信念。他开了一家“陈宏记机器厂”，与许多工商实业界人士都有交往。商务印书馆是中共初创时期的一个重要活动堡垒，父亲因此也与地下党人柳溥庆结为挚友，长期合作共事。
柳溥庆、陈宏阁肖像
父亲和柳溥庆都是从印刷厂做学徒起步的。柳溥庆很早参加革命，是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在血雨腥风的年代，父亲冒着危险，为“四一二”大屠杀殉难的师兄弟收尸入殓。在白色恐怖下，他选择了实业救国、科技强国的道路，埋头印刷机械研制，但也同情革命，常间接为我党做事。据母亲回忆，地下党员柳溥庆曾安排父亲潜入苏北根据地工作过。
《中国印刷通史》上记载：“1935年，柳溥庆和陈宏阁二人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手动式照相排字机。”其制造成本非常低廉，使印刷业可以告别铅与火，进入新的时代。这台手动式照相排字机，被史家誉为我国的第一代机，到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才有了第二代机；70年代末，以王选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研制成功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一般称为第四代机。柳、陈合作的开山之功，标志着中国的印刷机械制造水平在抗战前已跻身亚洲前列，他们为推动汉字信息处理、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照相排字机设计图
1941年底日本侵占上海租界之后，父亲保持民族气节，拒绝出任伪政府的甲长（当时规定要有实业的工商户才能做甲长），毅然变卖产业，蜗居在尚不是敌占区的临海老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应多方邀请重新出山，为上海生生美术公司等修复机器恢复生产。19448年，他到香港永发印务有限公司修复日本、德国工程师未能修好的机器，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父亲和柳溥庆不光是生意上的朋友，技术上的同道，更是未来事业的战友。他对柳的地下党活动守口如瓶。柳溥庆对不是党员的父亲的信任和支持，也是一以贯之的，这使父亲在人生转折关头没有迷失方向。解放前为了避免被劫持往台湾，两人经共同策划商定，先后去了香港，积蓄技术力量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解放后，父亲再到柳溥庆家中去，见他已换上了解放军军装，与其他师兄一起开始了接管工作。1950年，父亲也正式调入国家印刷行业工作。
在柳溥庆的领导下，父亲在生产一线为人民币印制业尽心竭力。1959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请示国务院更换新版人民币，周总理作了批示。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技术研究所成立，柳溥庆被委以所长重任，调往北京工作。父亲则在1956-1961年间穿梭于北京五四一厂、天津五四三厂、上海五四二厂之间，往往一走就是半年。当时，二哥工作的地方就在天津五四三厂附近，亲眼目睹父亲住在厂区，不分白天黑夜深入车间，解决机器技术的疑难问题。二哥在北京还见过当时拜父亲为师的五四一厂厂长。父亲成了柳溥庆印刷技术实践的有力支撑者，柳常说：“印刷机械上的问题，找陈宏阁！”
第三套人民币
父亲大显身手的时刻来到了——1959年，五四二厂为改变印钞技术面貌，开始研制我国自己的新型印钞机，成立了“245甲型双面印钞机设计组”。年届六十的父条担任了245甲型机的总体结构设计工作，并配备本厂技术人员朱焕明为动手。这245代号是542的倒数，说明是由五四二厂设计、首创的，以后还要有乙型、丙型……1960年，完成了机器的总体设计布局，1962年“245甲型双面印钞机”试制成功（1965年获图家发明证书）。与此同时，以柳溥庆为首的攻关组生产出我国首批水印钞票纸，有了国产的新型印钞机器和专用纸张，加上在油墨、防伪等方面也实现了许多改进，印钞技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使钞票的花纹能多色接纹，正背面同时一次印别，多种颜色套印正确。第三套人民币拥有多种复杂精密的图纹和线条、增加了票面的美观，提高了防伪能力。仅一年多时间，我们就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垄断，打破了“亚核”（仅次于核武器）神话，结束了钞票纸和造币机械依赖进口或委托苏联代印人民币的历史。
我从书上得知，迄今为止，我国第三套人民币在我国发行、流通时间最长，是我国货币改造史上的亮丽一页，也使我国造币技术跨跃二十年，达到当时国际一流水平。但作出贡献的两位关键人物，特别是父亲，对此一直缄口不言，把喜悦埋藏在心中。父亲曾对母亲说过，拾元人民币上的雕刻凹版印刷底纹是他做的，到底怎么回事，出于保密，不能多说。
1958年，获邀参加五一节天安门观礼的陈宏阁，在新落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
尽管要保密，不宣传，但父亲还是受到党和国家的褒奖，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他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周围不是将军就是外国友人。能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新中国的辉煌，父亲每次提及，都激动不已。他说：“一生有此荣誉足矣！”六哥还记得：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来上海时，曾到家探望父亲，送来两只菠萝。
“文革”的暴风雨袭来，两位老人都受到了冲击。1966年柳溥庆被召回北京隔离审查历史问题；父亲也因地主成分受到批判，好在当时对国家科技人员还有保护政策，没遭受进一步的迫害。1967年春节备战不放假，父亲坚持上班。当年6月30日，他在厂疗养所病逝。1978年初，父亲的“错案”平反，我去厂区办公室签字结案，领取补发的抚恤金。柳溥庆在1974年去世，但直到1989年，他才恢复了从1926年算起的党龄。
风雨过后，在保密战线工作的先辈们的事迹才开始逐步公开，我们才得以查阅、收集到许多资料。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家族史，更是知识分子与党长期合作的光辉历史。前辈科技工作者呕心沥血换来的果实，我们后人，自当百倍珍惜。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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