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黄依婷
编辑丨卢枕
开业十二年多,上海宝山宜家等来了它的终章。
这是曾经亚洲最大的宜家商场,营业面积5.5万平米,穿着平底鞋逛过它的每一个分区,需要大概两个小时,走得人腿肚子发酸。但在昨天,宝山宜家正式停业了。
1月7日,宜家中国宣布,自2026年2月2日起停止运营位于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中北、南通、徐州、宁波和哈尔滨的7家线下商场,而此时宜家中国的线下商场总数也不过只有41家。这次闭店规模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三十年以来最大的一次。
闭店前夕,7家被关商场开始清仓:1月15日-2月1日,部分小件家具3折起甩卖,1月26日-2月1日,部分大件家具开始预售;“打骨折”的大多是样品,数量并不多。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15日、26日当天,营业时间前两三个小时,去往几家商场的必经之路逐渐变得拥堵,商场门口排起了长队,不锈钢栅栏被人群推搡,摇摇晃晃。九点半或十点,几位宜家员工谨慎地走到栅栏边,眼疾手快地拉开栅栏,然后迅速闪到一边,靠墙站好。等待已久的人或跑或快走着进店,直奔目标分区。
宜家应当对这种热闹再熟悉不过。宜家从不缺客流,即使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它的沙发区也总会有人躺在那儿小憩,过道上也总会有孩子拿着玩偶跑来跑去,餐厅里也总会卖出几十份瑞典肉丸或者冰淇淋。
但残忍的是,对一家门店动辄超过3万平米的商场来说,热闹并没有带来相应规模的营收。据远川研究所整理,2024、2025年,宜家的线下客流与销售数据呈现两极分化:门店客流量连续正增长,销售总额却连续两年下滑。
对不少中国消费者而言,宜家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品牌。它曾经是很多人对未来生活的第一次具象化想象。在宜家,人们学会了如何布置一个小户型,如何收纳,如何在有限的预算里搭建一个体面的家;它曾经陪伴一代城市中产,走过结婚、生子、换房这些重要的人生阶段。
也是在这些年里,变化悄然发生了。
当买房和换房不再频繁,当家具从一次性成套置办变成能用就不换,当材料、质量和价格变得比风格更重要,当宜家的设计可以被迅速复制、用更低的成本买到,宜家在很多家庭里的位置也不那么重要了。
在宜家闭店前,我们联系了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宜家老用户,透过她们的记忆与选择,可以看到一个更缓慢、也更真实的转变过程——不是宜家突然被抛弃,而是一代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审美标准与消费逻辑,已经悄然被内外部环境改变。
这次闭店更像是一个节点。它提醒人们回头看看,那个曾经教会我们如何生活的地方,为什么正在慢慢退出我们的日常。
“每一段成长,每一次变化,都有宜家的参与”
消费者喜欢宜家,是因为它毫不吝啬地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做梦”的空间,一种可被普通家庭复制的生活想象。
1998年,国内商品房全面普及,城市家庭的家居观念悄然转向,也是在这一年,宜家在上海徐汇开出中国首家商场。北欧风格、平板包装、样板间式的陈列,第一次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在卖产品之前,它先把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平铺在了每一位顾客面前。
那年张春草七岁,就住在徐汇宜家附近。她依稀记得,开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徐汇宜家都是邻居亲友闲聊的热门话题。当时线上社交远没有如今这样发达,依靠人们口口相传,去看看究竟的人络绎不绝。她的父母也带她去逛了逛。
在宜家,张春草看到了很多毛绒玩偶,它们簇拥在货架上,她当时想,如果都是我的就好了;她走进儿童房,又想,为什么我没有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床看上去也很舒服,她想直接躺上去。很多人坐在沙发上发呆,“我感觉他们像我一样,可能进入了一种想象的世界。”
2016年前后,张春草搬出来自己住,改造租来的“老破小”时,宜家成了她的首选,“又便宜又好看”。大到书架、沙发床,小到置物篮、挂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来自宜家。即使是十年后的今天,张春草早已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她的家里也还挂着至少5块宜家洞洞板——她形容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东西”,搭配宜家的挂钩、置物架,可以收纳包括吸尘器在内的很多日常用品。
何塞也曾被宜家的收纳设计震撼过。逛宜家给她带来了一种幸福感,哪怕只是买个杯子或者小灯泡,她也愿意坐50多分钟的地铁过去。
这里没有背着KPI的销售凑上来推销,她能毫无负担地拉开样板间的抽屉,花很长时间研究抽屉里放了哪些格子,模仿这些收纳思路整理自己的家。上学的时候,她会在工作日下午去宜家餐厅学习,喝免费咖啡,待一下午,吃个晚饭再回学校。
毕业后,何塞搬了很多次家,大多时候,她会从宜家重新买大件。仅是毕利书架,她至少就买过五次,虽然不是特别便宜,但板材质量和甲醛检测结果,让她用得更放心。过去十几年,在不同的城市穿梭,宜家商场让她感到安心。几乎每到一个城市,哪怕是出差,只要当地有宜家,她都会去逛一逛,每出一个新口味的冰淇淋,她也一定会去尝尝。
“80后”邢可对宜家的憧憬更早一些。她当时正看TVB的电视剧,布景中反复出现一个木头人摆件,线条简单,关节可以活动,和她熟悉的中式家居完全不同。后来,十几岁的她在时尚杂志里看到更多关于家居的内容,杂志有时会专门留出一块版面介绍宜家。那些照片里的房间,物品摆放都特别好看,设计也跟国内完全不一样。她当时想,“以后要把家弄成宜家这样”。
小时候种下的种子,二十多年后终于发芽。2013年8月,上海宝山宜家开业,没多久,刚搬来附近的邢可走进了这里。那时她的经济条件还不是特别好,家具基本都买便宜的,买了个不到100元的小茶几,被当时才1岁的儿子一屁股坐穿了。这比她预计的坏得快一些,但也没关系,毕竟很便宜,如今回忆起来还有些温馨。
儿子大一点了,邢可就带着他一起去逛宜家。他们在展区体验、试用,看中了就拍张照片,然后到仓库搬下来带回家。儿子觉得这样的体验很新奇,“他从来不知道买家具原来可以是这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北京四元桥宜家仓库。黄依婷摄
他们在宜家买了很多东西,随着邢可收入提高,预算也跟着拉高。比如桌子,最开始是便宜又简单的小桌子,等儿子长高了,又给他换成三千多的升降桌,让儿子自己装;两人有很多书,所以宜家的毕利书架也买了很多组,各种颜色的都有。
邢可调侃,她在宜家买了太多东西,宜家应该请她做代言人。广告语源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叫“每一段成长,每一次变化,都有宜家的参与”。
当人们不再需要宜家
很长一段时间里,邢可在宜家买东西,买的是一种确定性。
在宜家,实木还是板材,都会标注得清清楚楚;送货费、安装费怎么收,也一目了然。这种把规则摆在台面上的方式,让她感到安心。但她的父母并不太能接受这种“宜家式服务”,仍然更愿意去本地家具城买大件。理由也很直接——大多数家具城都能免费送货上门。
宜家并非没有意识到价格带来的压力。2023年开始,宜家不断下调价格,仅2024财年就有超过500款产品被贴上低价标签;同时,它还调整了安装费的计算方式,从按商品价格百分比收费,改为按件数或安装难度计费,试图让价格结构看起来更合理一些。
即便如此,在不少消费者心里,宜家依然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你会信任它,但下单之前几乎一定会再比一比。
这种“比一比”,恰恰来自宜家产品极强的可复制性。
邢可形容,宜家的东西“看上去都很好,但第一反应往往是有点小贵”。于是,她会下意识打开淘宝、1688搜同款。她记得宜家有一款小小的透明圆罐,后来成了婚礼喜糖罐的热门选择。“好看是好看,但喜糖要送很多人,成本就很高了。结果一搜,1688上几乎一模一样的,便宜很多。”
对张春草来说,在宜家购物的迟疑源于质量。她反复提到宜家书架背板的问题:薄薄的纸板,一旦搬动、磕碰,或使用时间一长,就容易损坏;书放多了,承重板会被压弯,“质量真的有点让我心塞”。
当收入稍有提升,她开始刻意摆脱这种好看但不耐用的选择。2018年,张春草装修自己的房子,对宜家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审美疲劳,也不想再买容易坏的板材家具,于是转向1688的工厂店,买了一些实木家具,价格和用料都优于宜家。
但新的问题很快出现了。家具送到家后,她发现螺丝对不上孔位,“一大块板子就躺在家里一个星期”。这在宜家是绝对不会发生的,高度标准化的设计和装配体系,让张春草认识到了宜家的不可替代性。直到最近,张春草依然会在宜家看沙发、买大件。
真正劝退张春草的是宜家变得越来越混乱的购物体验。
宜家向来包容,允许顾客只逛不买。打工人在样板间午休,老年人在宜家相亲,年轻父母把这里当作遛娃场所,这些场景反复出现在社交平台上。但另一面是,真正为了购物而来的人,似乎变少了。
张春草很少没事就去宜家。她不太喜欢宜家的餐厅,排队时间太长;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一年都没去过宜家,一是没时间,二是体验变得拥挤、闷热。有一次她想试坐三人沙发,却发现上面坐满了老人和孩子,根本没有空位。她只能在明确有购买需求时、尽量选择工作日前往,一些挂钩、收纳类的小件则直接在线上解决。
何塞感受到的变化更直观。她这两年明显减少了逛宜家的频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带孩子的家庭。“孩子在商品区拿玩具、靠垫来回打闹,会影响体验,也不安全。”她还遇到过有人长时间躺在床垫上不愿起身,或者为了拍照在推车里腾挪。
她注意到一个细节上的转变:以前宜家里人多,但多是夫妻、情侣,推着购物车,拿着卷尺反复测量尺寸,而现在,推车的人少了,更多是随便逛逛的一家三口、五口,沙发坐满了人,却未必有人下单。
●北京四元桥宜家沙发区。黄依婷摄
当然,宜家的失落不只有这些原因。
买家具本身就不是一件高频的事情。邢可用自己举例——真正集中的采购需求,往往发生在30岁到40岁之间,她结婚、生孩子、换房子,几乎都在这一阶段完成。一旦这些节点过去,需求自然大大减少。再加上房地产市场降温,买房、换房都要斟酌再斟酌,而与几年前不同,现在即便换了房子,很多人也会先想一想,“这个还能用,就留下来吧”。
审美同样在变化。社交平台兴起,流行的风格轮转得越来越快,简洁的北欧风、宜家风不再是默认答案,田园风、工业风、日式、美式轮番成为主角。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现在的宜家成了附属,而不是主角。
当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宜家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
失去的和留下的
宝山宜家宣布闭店的消息传出来时,邢可有些意外。
1月2日,她刚去宝山宜家买过一块毕利书架的背板。家里的书架用了很多年,同款背板已经停产,现场员工在仓库里帮她翻找,最后找来一块样品背板,告知了几乎看不到的瑕疵,然后打折卖给她。得知她要自己扛回家,员工又顺手递给她一副手套。
“宜家的员工不会你一进来就问你要什么,永远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这是她对宜家员工最直观的印象。
几天后,她在一位宜家员工的小红书下面留言,分享了这段故事。那天早上,她写到一半差点哭出来。“真的没想到这么巧。”换背板当天,她还因为加班埋怨儿子非要去,得知闭店的消息,她的儿子很是难过。
其实,在那之前,邢可已经半年没有在宜家买过东西了。这种难过、意外的情绪,更像一种迟来的确认。日子走走停停,宜家已经从很多人的生活中退作背景板。
在更年轻的消费者身上,这种变化发生得更早,也更自然。
1998年出生的沧月记得,高中时在宜家买东西,本身就带着象征意味。“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在宜家买台灯、椅子,再拎着它搬回家,会觉得这是一件很fashion的事情,是对国外生活的一种想象。”
那时候,她在宜家买的大多是小件:置物架、台灯、密封袋。现在,她仍然频繁出入宝山和徐汇宜家,但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她“痴迷”循环市集。
前不久,她在循环市集里买到了一把一直想要的阅读休闲椅。原价六百多元,她犹豫了很久,总觉得“可有可无,又有点占地方”,但又实在很想要。有一天,她在循环市集里看到几乎半价的同款,还是她最喜欢的红色木头,“配色特别好看”,她当场就买下来了。
对沧月来说,宜家的问题并不在设计,而在价格。“一个年轻人,如果刚步入社会,去宜家买大件家具,会觉得它还挺贵的。”在她的印象里,稍微舒服一点的椅子基本在一千元上下,组合型置物架也常常要一千多,对居住周期并不确定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笔需要反复权衡的支出。
于是,循环市集、二手平台成了一种折中方案,这一代年轻人选择保留宜家的设计语言,但用更低的成本获得它。这种选择并非对宜家的否定,而是经济环境变化之下,更普遍的一种消费理性。
张春草最近买了一个宜家的柜子,用来装泡泡玛特。宜家官网加上运送服务要六百多元,她转而在淘宝找代购,加上优惠券和运费,总价不到600。在她看来,品质、包装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为渠道本身多付钱。
她对宜家的态度变得非常直接。“他们是大店还是小店、仓储成本多高,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只关心两件事:还能不能买到东西、价格是不是足够低。“只要宜家还在中国市场,我还能有渠道买到它的东西,我就可以接受。”
这也是宜家正在面对的现实。它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以被替代、被比较的选项。实体店的意义,更多回到了体验与确认,有新品时去看一看,需要试用时去一趟,至于最终在哪里下单,已经不再重要。
●宜家门店出口处的展柜。黄依婷摄
某种程度上,宜家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宣布关店的同时,宜家中国表示,未来将持续对产品进行价格投资,聚焦本土相关性,提供更可负担的家居产品与解决方案;在门店层面,将从过去的规模扩张,转向更精准的深耕,以北京、深圳为重点市场,探索小型门店模式,并同步加强线上布局,对现有商场进行改造和投入。
这些表述,几乎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当“大而全”的卖场不再适配当下的消费节奏,宜家试图用更轻、更近、更便宜的方式,留在消费者的选择清单里。
如果说宜家失去了什么,或许是那种“只此一家”的位置。它不再垄断关于体面生活的想象,也不再提供唯一的生活范本。但它留下来的,是一套仍然被广泛使用的设计体系,一种降低消费者决策成本的标准化,以及在关键时刻仍然可靠的实体空间。
人们不再非宜家不可,却依然会在需要的时候回到宜家。为了那把椅子、一块背板,或者一次确认自己该如何继续生活的过程。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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