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仲冬，北京西山的冷风裹着松针呼啸。刚到中央党校报到的李元明拎着帆布包，脚步有些迟疑。短短数月前，他还坐在炮兵司令部的那间宽敞办公室里处理作战训练计划；今天，却要在课堂上从头学习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谁也想不到，这位十五岁便参加革命、在炮火硝烟中一步步走到炮兵参谋长位置的老兵，会突然被“调整”到校园。
有人低声打趣：“李参谋长也来镀金？”他苦笑：“学点新东西，也好。”话虽轻松，心里却拎着千斤石。他今年刚满六十，在那个“干到动不了再说退休”的年代，这样的调离无疑让人疑窦丛生。更何况，身后还有几百份年度训练方案等着拍板，谁来接手？没人告诉他。
追溯履历，能看出他此刻的复杂心情。一九五四年，李元明由华东野战军炮兵学校调往东北军区，一头扎进山野靶场；五年里，他把山炮师、迫击炮团带成了全军的“精确射手”。一九五九年春，他进京，任总参炮兵副参谋长；十年摸爬滚打，又在一九六九年被提到正职。那是备战任务繁重的岁月，前方风云诡谲，后方紧锣密鼓，他几乎把家安在了作战值班室。
没有人对他的业务能力提出过异议，可“免职”来得就是这样悄无声息。有意思的是，在党校七个月里，每逢同学闲谈，他总被围着请教野战炮兵布阵，可他本人却从不谈起为何离开岗位。有人猜测是体检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路线”原因，流言并不靠谱，却像北风一样钻进心底。
七月底，总政干部部副部长突然叫他谈话。对方开门见山：“李参谋长，上头决定请您去炮兵当顾问。”他顿了顿，“至于免职，那是误会。”一句“误会”，把他这些天的疑云轻描淡写地掸去，却同时宣告：原岗不再。他脱口而出：“能不能让我回到原位？我身体没问题。”对方摇头：“组织有整体考虑，望你理解。”窗外的银杏叶簌簌掉落，屋内的沉默也跟着落地有声。
不得不说，“顾问”在当时听着似乎风光：大军区级单位的顾问，行政级别等同副司令。然而圈里人心知肚明，这意味着走向二线。李元明没有再争，这位老党员知道，在那样的体制下，一纸结论已是终局。可他还是保留了不同意见，算是给多年拼杀的青春做个交代。
调整命令下达后，几位老首长纷纷来劝。王震专门捎口信——“老李，别想太多，顾问也是干活，安心吧。”电话那头的声音依旧洪亮，李元明只应了声“是”，喉头却发紧。毕竟，自己打了一辈子仗，最熟悉的工事和射表还在脑子里转，心里哪能不落差？
顾问的日子谈不上辛苦。遇到新型火炮试射，他坐在观测所里打着望远镜，偶尔提两句意见；其余时间，就翻译国外资料或给年轻参谋讲授弹道学。表面风平浪静，实则“被下课”的阴影一直盘桓。有人说他脾气见长，事实是，离火线越远，他越怕自己“锈”掉。
一九八二年夏，军委确定精简整编，炮兵番号由大军区级降为正军级，许多老部下都主动申请离休。文件下发前一晚，灯火昏黄，值班室里只剩他与老参谋李成对坐。李成小心问：“首长，这回恐怕真的要离开了？”李元明抿了口茶，“部队需要年轻人冲锋，我们老了。”声音平稳，指尖却轻敲桌面。
新条例规定，六十岁以上、符合一定职务年限者，可办理离休。李元明全部符合。当年秋末，他摘下肩章，搬出机关大院。没有欢送会，也没有仪式，只是领了几本证件、一封感谢信。那一刻，他想起自己在河西走廊射击场上写下的弹道修正数据，黄沙滚滚，如今已成往事。
回到故乡皖北平原，他依旧起早锻炼。乡邻得知老将军回乡，纷纷来请教修坝筑渠经验；毕竟，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在松辽平原主持过大型水利测绘。老布鞋踩进稻田，他又有了使不完的劲。当地乡政府请他担任顾问，他笑着答应，不要报酬，只求办成几口抗旱水库。
日子一晃至八十年代末，乡里几条支渠贯通，村民朝他竖大拇指。他常说：“炮兵算元帅，水渠也能算战场，咱多挖一分沟，就少一分旱。”话糙理实，这股劲头让许多年青人吃惊。遗憾的是，关于当年“免职误会”背后的细节，他始终守口如瓶。或许连他自己，到老都没有搞清具体缘由。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当初没再争一争。他淡淡一句：“打仗讲弹着点，人生讲落点。既然炮口调不起，就换个坐标。”轻描淡写，却能听到久经炮火锻造后的坦然。九十年代初，他因病去世，遗嘱只留下两件旧望远镜与一本亲笔修订的《山地炮兵射击口令》，家属照嘱托捐给军校。
李元明从前线炮兵到机关参谋，又转为顾问，再到乡村义务顾问，轨迹看似曲折。其实，他始终没离开“指点坐标”这件事——只不过靶标从敌方阵地变成了民生水渠。对那些熟悉他的老兵而言，记忆里的李参谋长仍旧端着望远镜，低声报出精准而冷静的数字，风沙或硝烟都遮不住那一抹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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