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第一人称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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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9月，我光荣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这年年末，我结束了新兵营的生活，戴上帽徽、领章下到连队，正式成为一名战士了。
本文主人公
那会儿，连队有个模范饲养员石老兵，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来到部队以后就把部队当成了家。
他干起活儿来，兢兢业业，老实肯干，尤其有手绝活——“喂猪”，令人佩服。石老兵这个人啊，文化不高，不爱吱声。
我入伍时石老兵已经当了三年兵了。
他有几天探亲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女方是丹东丝绸厂的纺织女工。两人只是见了一面，石老兵就回部队了。
不久，介绍人把女方的通讯地址给了石老兵，让他自己想法写信联系。
那晚，石老兵从班里把我拉到房头，开口就央求我替他给那女的写信，说看连队墙报栏里，属我的文章、字写得最好。
我是个新兵，老兵请我办事，我哪能好意思拒绝？可没想到，日后此事却给我“埋”下一颗雷。
我思索了一晚上，才基本打好腹稿。写出来后，我念给石老兵听。他听过后，一拍大腿：“好！我就想这么说！”
然后，他高兴地把我抱起来转了个圈，拿着信屁颠屁颠地跑了。
约有半个月，石老兵送我一瓶水果罐头，我不好意思要。石老兵说：“不是白给的，还要请你帮忙读下信。”
我一看，是那个女的写来的，我说：“这可不行，这是情书，外人看不合适。”
石老兵说：“我又不认几个字，你不念谁念？不念我撸你！”
推脱不了了，我只好打开信纸。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即便是情书，里面也没啥肉麻的话，甚至连“爱”字都没有。
此后，石老兵仍然让我给他未婚妻小孟回信。一来二去，半年过去了。我算了算，已经替石老兵写了十多封信，而且写得天花乱坠，导致小孟都要嫁给石老兵了。
期间，由于我写信不想被别人发现，只能偷偷摸摸地。班里的战友还都以为是我搞对象了，给自己的恋人写情书呢！
秋天，石老兵的恋爱有了结果，他向连队递上了结婚申请。由于他是孤儿，工作积极，人缘也好，所以，连队破例让他在部队结婚。
那天一大早，连里就派了马车去火车站接站。在指导员的亲自指挥下，大伙帮厨的帮厨，打扫的打扫，忙得热火朝天。
部队那时流传着一句俏皮话：“当兵三年，老母猪赛貂蝉”。这是对部队生活紧张枯燥，一般看不到异性情景的调侃。
所以，几乎每次连队来家属，大伙都要仔细端详，然后评头论足一番。
期待中，石老兵的新媳妇来了。我们看见新媳妇跟石老兵的个头差不多，白白净净，浓眉大眼，整个一个江城美女啊！
当天，他们在连里举行了婚礼，连里还特地杀了一口猪。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这天，小孟给石老兵洗衣服，无意中发现衣服里歪歪扭扭写有石老兵的名字。
那时，军服里印有巴掌大的小红框，框里写上军人的名字、血型等，以方便战时输血。
小孟顿时起了疑心，她问石老兵：“这字是谁写的？”石老兵承认是自己写的。
小孟又问：“给我的信是谁写的？”石老兵还说是自己写的。
小孟马上拿出日记本和笔，让石老兵把他名字写一遍。石老兵懵了，不写不行，只好哆哆嗦嗦地写起来。
由于太过紧张，写的字都不如军服上的字。
小孟急了，逼问石老兵到底是谁给她写的恋爱信？眼看就要“戳破洞”。
石老兵若是老油条，随便说个人名，谎称那人已经调走或复员，便可搪塞过去了，反正两人已经结了婚。
可石老兵还没“受刑”，便一五一十地交代“是三班新兵小王写的”。
这下了不得了，小孟拉着石老兵来找我核实。我正和班长在下棋，看这对新人来了，忙起身打招呼：“嫂子好。”
小孟的脸拉得很长，气冲冲地说：“好什么好！你有什么权力看我的信？有什么权利给我写情书？”
我大脑一怔，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我一个劲儿地瞪石老兵。
小孟连哭带说，小嘴机关枪似的根本不让别人说话。闻讯赶来的连长、指导员，小孟向他们哭诉：“没想到你们解放军还撒谎骗婚？”
连长听石老兵讲完经过，哈哈大笑地调侃：“这可不是骗婚，你俩是自由恋爱，小王只不过是给小石头抄抄信，再说你俩郎才女貌。”
小孟一听“郎才”二字，气更不打一处来。她正要反驳，指导员出手了：“连长说得才，不是文化那个才，而是革命之才。石老兵是个优秀的兵，曾用津贴费给有病的小猪仔买奶粉，救火冲在前，工作刻苦认真。”
这一席话，说得石老兵好像比雷锋同志都高尚，石老兵听得汗都下来了。
终于风波平息了。大家刚走，班长就批评我：“你个新兵蛋子，太不懂事了！人家两人搞对象，你看啥子信？瞎掺和！不晓得那是犯法？”
我那天很不舒服，中午都没吃得下饭。
几天后，新娘子小孟要回丹东了，大伙都到营房门口欢送，我没敢出去，在屋里隔着窗户目送新娘。
第三年，石老兵拿出儿子的百日照片给我看，我没好气地说：“小孩儿挺好，可他爹却是个‘叛徒’！”
1971年，我们部队驻防在东北一个县城。县里有个老红军，原来是刘伯承元帅麾下一个军的副军长，不知是何故，到了小县城做了寓公。
那时，部队有个传统，喜欢请老红军做革命传统报告。受我们部队邀请，这个老红军也来做了一次报告。
事后，老红军提一要求，希望请我们部队拉手风琴的战士，教他小女儿拉琴。
原来，部队宣传队在县里演出时，我的手风琴独奏节目受到了热烈欢迎，老红军的女儿，看过表演后，就逼着父亲找部队领导，非要和我学琴不可。
就这样，往后我每星期去老红军家辅导他女儿一次。以前我去的时候，老红军总是很严肃，一本正经。而那次我去了之后，却发现老红军喜气洋洋，笑的我心里直发毛。
吃饭的时候，老红军喝了很多酒，趴在我耳边悄悄说，林总摔死了！
我直接惊掉下巴，连筷子都掉在地上。夫人推了他一下，意思是不该和小王说，正式文件还没下来呢！
看我那么紧张，老红军打住了嘴。临别时，他再三叮嘱，让我不要和任何人讲。
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里憋得慌，就随便逛到了石老兵的饲养场。我把他从被窝拉起来，对他说了这个秘密。
我临走时，也是再三叮嘱他，以后不要再跟别人讲，到他那里为止。
可没想到，第二天，部队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了。第四天，团保卫股李干事到连队追查“谣言”，了解“谣言”出自石老兵。
我当时很慌，生怕石老兵把我供出来。毕竟石老兵有过“叛变”的前科。我和连里请了假，匆忙赶到老红军家。
老红军听完我说得，劝慰我：“没啥事，你告诉团长、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中央下了文件，马上你们就会传达。”
听到老红军这么说，我回营房走路也轻松了。回去后，我发现气氛十分紧张，连里正撒开网找我呢！
原来，石老兵又“叛变”了。保卫股长用团里唯一一台军用吉普车，把我“押送”到团部。我和政委讲了事情地来龙去脉，并让政委给老红军打电话核实。
政委摆手说：“不必了。”
两天之后，中央文件传达到战士。
1976年，我退伍了。1980年，我担任基层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副总经理等职务。
回想起在军队的生活，两次“叛变”的石老兵让我印象深刻。不过，事情虽然都很“惊险”，好在最后的结果都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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