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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活细微之处入手反应社会的巨大变迁，普通人是微粒也是阳光，平凡的生活折射出时代的宏伟与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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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载铸华年——东城故事2024》

韩小蕙杨建业主编

作家出版社

新书介绍

本书是由北京市东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支持，已经编写出版了10多年的“东城故事”系列丛书的2024年作品集——《七十五载铸华年-东城故事2024》。本书延续着每年一个重大主题的传统，继续记录时代发展，传承人文情怀。本书分为河山壮美、岁月燃情、时光留痕、今朝璀璨四部分，每位作者通过自己的眼睛，用手中的笔记录所看所感，是最朴素生活的写照，更是国家日新月异的缩影，在最真实的俗世生活中，呈现七十五载璀璨的华章。

编者介绍

韩小蕙，北京东城人。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光明日报社首位领衔编辑。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散文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北京东城作协主席。南开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出版《韩小蕙散文代表作》《协和大院》等39部个人作品集。主编出版当代中国历年散文精选等90部散文集。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妇联先进个人。韬奋新闻奖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4年入选伦敦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杰出人物大辞典》。

作品获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奖，郭沬若随笔奖，冰心散文桨，老舍散文奖，汪曾祺散文奖，刘勰散文奖，报人散文奖，以及北京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天津文学奖等。其代表作《协和大院》获三毛散文奖。其散文研究论文《太阳对着散文微笑》和《90年代散文的八个问题》等系列文章，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的散文创作热潮起到第一预报和重要推动作用，被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其新闻作品《陕军东征》对20世纪90年代陕西省长篇小说创作起到重要宣传和推动作用，被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2003年应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成为新中国首位在该馆演讲的作家和编辑，并获美国国会图书馆推动文化交流奖等。

杨建业，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研究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东城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发表出版有长篇小说《有女人作伴的日子》《成长欲望》《穿过城市的风》《不可饶恕》等，《技艺》《前门和前门的传说》《前门传说》《北京扎燕风筝》《民间崇文》《都一处烧麦》等多部文化专著，编导《摔出一片天》《前门人家》《工匠的天空》等多部非遗题材原创话剧。

文章试读

我和长城握手

-李培禹-

四十年前，邓小平同志挥毫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随后，一场波澜壮阔的全民动员起来爱祖国、修长城的活动蔓延全国，成效显著。然而，您知道吗，这场意义深远的“长城盛事”的策源地，就在北京市东城区——我所在的北京日报社。今天，在新中国迎来七十五华诞的时候，我再次登上雄伟的长城之巅，展望“爱我长城，兴我中华”的时代画卷，不禁思绪万千！

一

第一次登临长城，肯定是难忘的。而我第一次来到八达岭，却是极不寻常的情境：那是1972年的一个冬日，银装素裹，山舞银蛇，我们一群组织来的中学生早早地散落在长城上，迎候着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来。我只记得当时上级要求的“不卑不亢”，别的好像都没记住。毕竟，那时的我还是个懵懂少年。

八达岭长城是新中国诞生后最早得到修葺的，早在1952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全国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先生提议：“修复八达岭长城，对外接待游人。”从此揭开了古老雄关新的历史篇章。由于它最早对外开放，乃至很长一个时期是北京唯一一处接待游客的长城景区，所以人们已习惯地把八达岭叫作长城，把长城叫作八达岭。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日报》当记者，分工郊区县的报道，时常要去昌平、延庆县采访。每当路过居庸关、八达岭时，我都会郑重地向它行注目礼。当然，一旦有机会，便毫不犹豫地投入它的怀抱。站在长城之巅，放眼望吧：春时莺飞草长，夏天塞外花香，秋季层林尽染，冬日落雪无声。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不禁涌出了献给它的一首诗——

晨风中我站在八达岭的垛口，

思想感情的波涛在放纵奔流。

长城啊，此时我抚着你每一块岩石，

你知道吗？我是在和你紧紧握手！

用不着山谷录下豪迈的誓言，

握手，十指连着心头！

心中既已燃起振兴中华的烈焰，

攀登吧，我所有无愧于长城的朋友！

八达岭长城，就这样深深地融入了我生命的青春记忆。

握手，十指连着心头。

幸运的是，我的记者生涯中，竟有机缘多次与长城握手。真是十指连心，刻骨难忘。

1984年，日报、晚报在一座楼里办公，一个食堂吃饭，《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采访中看到北京境内的一些长城年久失修，十分忧虑，他大胆地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呼吁，并为此奔波，不遗余力地发报道、写内参。报社领导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应仅是一个晚报记者的担当，于是决定北京日报社也加入进来，举全报社之力为长城呼号。一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报社总编辑王立行的电话就打过来：“小李，跟我去趟怀柔。”我钻进他的小车才知道，总编辑是要去慕田峪长城看看。我说：“没有联系怀柔县委啊。”老王说：“我们去实地看看，不麻烦人家。”那天，我跟着他爬了远远的一段长城，包括几处尚未开放的“野”长城。我累得满头大汗也追不上他，他手摇大蒲扇，笑呵呵地等我。回来后不久，报社就做出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的决定，还带头给慕田峪长城捐了款。9月1日，邓小平同志挥毫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后，一场波澜壮阔的全民动员起来爱祖国、修长城的活动蔓延全国，成效显著。三十多年过去，我和文洋都已年过花甲，再登长城，“苏老”还聊起当年他骑着自行车到中南海取小平同志题字的情景。有人问：“报社给你奖励了吗？”他笑答：“当然了，那是重奖——三十元！”

哈哈，这真是一段佳话。

二

长城，璀璨的中华瑰宝，以其工程浩大、历史悠久、气势恢弘而著称于世，被列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7年就将它列入“世界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项目”。经过专家们长期考证，史越两千年、长逾上万里的长城，以明代长城的修筑工程最为浩大，防御功能最为完备。东起辽宁鸭绿江边，西迄甘肃嘉峪关，长达一万四千多华里的明长城，则以山海关到居庸关最为险峻雄伟。其中又以从密云县古北口到延庆县八达岭这段位于北京地区的长城最坚固雄壮，保存亦最完整，堪称万里长城的精华集萃。

万里长城万里遥，横卧燕京知多少？

1986年8月，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运用现代化的遥感技术，得出结论：横亘北京地区的长城呈半环状，分布于北部燕山丛中，从东到西，全长约629公里，共有城台827座，关口71座。根据勘测，北京地区现存的明长城中，尤以八达岭、金山岭、司马台、黄花城、慕田峪等段最为完好，城墙走势蔚为壮观。

站在长城之巅，我思绪翻飞，不禁想起已故著名长城研究专家罗哲文教授。他从1950年起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长城的研究之中，可谓长城学界的“泰斗”，被人们尊敬地称为“罗公”。我曾经在他晚年得以相见，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也意外地得知：罗公在花甲之年，竟第三次登上了京蓟长城的最高点——望京楼。

提起这次攀登，罗公深情地忆起新中国文物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原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踏上了文物事业的征程。几十年来，他对研究长城、保护长城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临终，王冶秋先生的遗愿是：把他的骨灰撒在长城之上。1987年10月，作为王先生的故交好友，罗哲文教授受国家文物局之托，与王冶秋先生的家人一起，执行了这一难忘的任务。那天，罗公含着泪，以他的花甲之躯，再次登上了长城。举目四望，绵延的崇山峻岭已是层林尽染……王冶秋先生的骨灰，就这样徐徐飘落进群山的怀抱。

自那以后，我就想，我也要登一次京蓟长城的最高点——望京楼。

机会来了！1994年，著名摄影家罗小韵、王瑶，应《中国国家地理》的约稿，要去拍摄司马台长城的专题，特邀我撰写文稿，于是，在“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暮秋时节，我们驱车百余公里前往那片神秘的山岭，去探寻以险、峻、奇著称的司马台长城。

罗哲文先生对司马台长城可谓情有独钟，他曾断言：“长城是中国建筑之最，而司马台长城是中国长城之最。”按照老人家说的，中国的长城经历二十多个诸侯和王朝的修筑，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分布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每段其特点与价值，难分高下。但是，以保存完整和工程坚固、结构进步、防御力强来说，要以明代长城为最。而在明长城中，又以蓟镇长城为最。而司马台长城在整段蓟镇长城中最具代表性，它基于险峻的地形条件和当年修筑者的智慧创造，留下了风貌独特的一段长城艺术。罗公如数家珍地谈到，这段古长城随着刀锋般的山脊奔驰，时宽时窄，时起时落，最险处的城墙仅有两块城砖、四十厘米宽。墙台、敌楼的形式变化多样，比如在山尖处修筑的敌楼高耸入云，犹如独柱高桥，俗称为“棒槌楼”。在很短的一段距离内城墙和敌楼形式之多，变化之大，恐怕在整个万里长城中是极为罕见的。

那时，“京承高速”连个影子都没有，一路颠簸，终于到达司马台。在接待室的墙上，赫然挂着1992年北京旅游世界之最评选委员会向司马台长城颁发的一块铜牌，上书几个大字：“北京旅游世界之最——万里长城”。

两位女摄影家要赶在太阳偏西之前攀上长城拍照，午饭之后我们便踏上攀登长城的山路。司马台旅游公司的王克俊副总经理，派公司职员李成军和我们同行。这朴实的小伙子年方26岁，就是本地司马台大队的人，非常熟悉地形。一路上，他真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向导和助手。

我们紧紧跟在小李身后。走不多远，他便指着山坳里的一池清泉说：“瞧，那就是鸳鸯泉。东边的水是凉的，叫冷泉；西边的水是热的，叫暖泉。”

“两泉相汇在一个湖里，是真的吗？”我们好奇地问。

“没错。”小李回答说，“多少年了，就是这样，湖水冷暖各半，冬天从不结冰。”

从资料上得知，司马台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初年（1368年），是唯一偏离原北齐长城基础的明代长城，属明代“九镇”中蓟镇古北口路所辖。明万历年间（1576年），为防御北部少数民族的南侵，蓟镇总兵戚继光和总督谭纶又率重兵加修了这段长城，现存城墙敌楼均为明代万历年间原物。

司马台长城的“险”是名不虚传的。小李介绍说，司马台长城全长有18公里，敌楼35座，包括水中楼一座，俗称水关。我们爬的这一路有敌楼18座，闻名的天池、天桥、天梯、仙女楼、望京楼，都在这一路。刚刚爬过两三个敌楼，我们便大汗淋漓了。再奋力攀过第五六个敌楼时，随身携带的六瓶矿泉水已喝完了。再渴了，只有采摘山崖上的酸枣解渴了。小李说：“前边有天池，到那儿就有水了，管你喝个够。”

这也算个动力吧，我们继续跟在小李身后往上爬。说“爬”，倒也一点不假。有不少地段，我们是四肢着地慢慢挪过去的。此时的小李，虽替我们背着重重的摄影包，却仍身轻如燕。

回头望望，这司马台长城竟是修筑在刀削斧劈似的山脊上的，蜿蜒曲折，好不惊险。当初戚将军的士兵们是怎样把石料、城砖运上这悬崖绝壁的呢？

爬过直立空中，几乎呈90度角的人称“天桥”的一段长城，“天桥”段就在眼前了。这“天桥”缘刀刃山脊修筑，坡陡、墙窄，最窄处仅有两块城砖、40厘米宽，呈直梯状延伸，而两侧毫无护栏，往下一看，脚下百丈深渊，令人不寒而栗。这种墙体仅40厘米宽的长城，据罗哲文教授考证，为司马台长城独有，谓之“长城之最”中的一最。

小心翼翼地爬过“天桥”，我们坐在陡峭的长城上小憩。小伙子说了声：“你们等着。”便健步而去找水去了。原来，“天池”的水也并非唾手可得，非勇士是取不来的。

此时，我们的脸上都是汗涔涔的。冷汗？热汗？大概都有。望着飞舞不拘的司马台长城我不禁想起一句古诗：“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

喝过小李取来的清凉甘甜的天池水，我们精神大振，这才开始向司马台长城的最高点，同时也是北京文物的制高点——海拔968米的望京楼冲击。据记载，登上望京楼，可东观“雾灵积雪”，西望“蟠龙卧虎”，北看“燕山叠翠”，南眺“水面明珠”。入夜，还可遥望京城万家灯火呢。

如今，我们终于站在了长城之巅，橘黄色的余晖正好洒在古老苍莽的长城上，使它看上去更像一条腾飞的火龙。

摄影家只顾着拼命地拍摄，全然忘记下山还要有两个多小时的山路。

当火红的太阳像个玩累的孩子，将圆脸扎进长城的怀抱，憨憨地睡去的时候，我不禁替我们的向导有些担忧了，小李一个人在这几米以外看不见人影的时候，如何照顾身背沉重器材的城里人下山呢？

幸好，山下有点点灯光闪烁，旅游公司的王克俊经理等人打着手电筒来接我们了。

这一天、这一次，我与长城的握手，真是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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