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谍战题材要写的，是“谍战人员的生活，而不是人活在了谍战里”。
《旗袍》《麻雀》《惊蛰》，接连几部热播谍战剧，让作家海飞成为荧屏金牌编剧。今年开始，他又与话剧舞台结下不解之缘。继今年5月在上海首演的《向延安》后，下个月，同样由其小说改编的话剧《苏州河》即将首演。
“每部小说、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命运。”在朵云书院·戏剧店接受记者采访，海飞感慨，从影视剧到话剧，改编作品“扎堆”并非他有意选择，但故事的发生地都在上海，不能不说与他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有关。“我对整个上海都感兴趣，不光是过去的上海，也包括现在的上海。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时，我的亲人都生活在上海，我一个人在杭州，常常往上海跑，跑着跑着，就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了。”
《苏州河》讲述1949年上海苏州河边一个警察的故事。警察陈宝山在查案过程中，逐渐发现一系列离奇凶杀案与国民党潜伏在新政府中的特务有关，而他周围的人，包括妻子、徒弟、上司、发小等，个个有来历，彼此互有纠葛。在风云变幻的时局里，在刀尖和风声里行走的陈宝山，卷入了爱恨情仇的纠缠中，不得不面对人生的选择。
“苏州河和黄浦江是丁字形，江和河在这里交汇。我少年的时候会站在外白渡桥上往下看，看到很多像带鱼一样一条接着一条连在一起的驳船经过，开往苏州。”在海飞眼中，河里充满着秘密。“因为我们看不到河面以下会发生什么，只看到波光粼粼的河面，它本身就充满着文学的想象。而谍战充满着悬疑，与书名暗合。”
“小时候，离我外婆家四站路就能到提篮桥，我正在搜集资料，想写一部小说，名字就叫《提篮桥》。今年，我出版了另一部小说《大世界》，虽然故事发生地在宁波，但主人公是原来在大世界的一个魔术师——在我少年时，舅舅带过我去大世界，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现在想来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玩，但在那时，大世界就是我心目中最有趣的游乐园。”浙江人海飞就这样在他的“谍战世界”里，留下一个个或大或小的上海地标。
上海作家小白认为，海飞的小说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钩子”，《苏州河》每一节开头都会提供兴趣点，吸引读者看下去，恰到好处的悬念设置以及精准的节奏控制，让故事非常好看，提供了有层次的体验感，呼应了当代文学中个人际遇与时代潮流碰撞的重要命题。
“我写过一个散文集，叫作《没有方向的河流》。我觉得人生是没有方向的，就像河流一样。河流遇到山石、遇到任何阻挡它都会拐弯，顺势而下，我们的人生也是顺势而为，没有一个方向能被规定为是准确的。我们只不过是在努力往前走的过程中，把这条路变得准确。”在海飞看来，河流代表了一种选择，谍战也好、故事也罢，都只是一个舞台，他想讲的，是那个年代，每个人方向的改变、人生的转向。苏州河吞吐着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苏州河，而人生就倒映在苏州河的波光里。
走上文学和影视交叉的道路，海飞觉得，这也是自己的一条“苏州河”。“我不是搞文学出身，当过兵，后来到地方上分配工作，去了化肥厂，又到车间，都是按部就班的人生。有一天，我觉得要改变。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条是自考大学，我报了汉语言文学等三门课，另一条是去写作试试看。上了三天课，我觉得很枯燥，一个念头就拐弯了，开始为报纸写千字文，有了稿费就能生存。后来又在一个老乡的邀约下写剧本。可能是老天眷顾我，我在编故事这方面有一点天赋，三五分钟就能在现场讲出一个还不错的短片故事。不过，在真正做选择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一名剧作家。”
写小说还是写剧本更快乐？海飞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写剧本其实是体力活，不断地编故事，再不停推翻重写。而写小说只用对自己负责。”但海飞并不是一个会抱怨其他人“乱改剧本”的编剧，“编剧不是写什么都对的，影视剧是一个综合体，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创作一部作品，没有人抱着想把它搞砸的出发点。因此，编剧的‘大度’不是优良品质，而是本来就该有的。只要你换位思考，就会理解导演、演员，平台、出资方。”
“海飞谍战世界”中，根据《醒来》《捕风者》等改编的剧集也即将开拍。在他看来，在剧本创作中贯彻小说的思维，可使人物更“深”，达到情感上极致；而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用剧本的思维去构架故事，可使故事结构、人物关系更加扎实。小说和电影是留白的艺术，很多东西要去意会；而电视剧是要写“满”的，要说明白才行。所谓求新可能是一个伪命题，讲故事的方法从古至今几乎已经穷尽，重要的是人物和人物的情感，以及如何通过丰富的细节去夯实作品。《苏州河》讲的是生命中的“来不及”，或者说是“慢半拍”，这是人生的常态，是能引起人们内心最深处共鸣的。谍战题材要写的，是“谍战人员的生活，而不是人活在了谍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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