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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一部新的法律颁布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都会出几本书，对新法进行解读和释义。这些解读和释义，是权威的、正统的，更是认真负责的。当中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严格的层层审核，生怕对理论和实践产生错误指导。

但也有例外。就我知道的，截至目前，在刑事立法领域，对新法没有解读和释义的有两个：一个是新修改的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六部委规定”），另一个就是单条的立法解释。

六部委规定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大修后，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在刑诉法大修中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进行了补充规定和完善。六部委规定出台后，也曾研究是否要写本书进行释义，但考虑到规定中的条文，多属于各部门工作机制衔接方面的内容，类似于明确具体的操作手册，再予进一步解读，似无必要。所以没有出书释义。

单条的立法解释，只涉及法律中的某一个具体条文，专门出书更没必要。一般都在法律作系统修改后，在新的配套释义和解读中，顺带提及。“顺带”就会导致对实践的影响不够。考虑到这点，我这篇稿子，试着对立法解释再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202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立法解释的公告。公告很短，只有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中规定的“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是指被告人所在地的法律、判例、惯例、司法实践等所规定、承认、认可、接受的各种送达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邮寄、公告、公示、电子等送达方式。

这么短短的一条，就足以对防止贪官外逃、促进国际跨境追逃追赃和激活刑事案件缺席审判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解决了制约刑事案件缺席审判的瓶颈难题。

2018年修改刑诉法时，根据中央要求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需要，建立了刑事案件缺席审判制度。也就是，对于贪污贿赂等案件，因被告人外逃而不能到庭接受审判的，法院可以缺席审理。这开创了我国立法、甚至是国际立法的先例。其他国家，也有刑事案件的缺席审判制度，但那都针对的是轻罪。这些轻罪，在我国，相当于治安违法。而我们的缺席审判，针对的特定种类的重罪。

立法是一回事，实施是另一回事。对于被告人在境外的情况，怎么送达才有法律效力，成为制约制度落地的瓶颈问题。送达是一种执法行为，仅能在境内实施。在境外送达，需要遵守境外各该国的法律。而境外法律，不大可能专门规定，针对我国缺席审判的送达程序。由此导致，刑事案件缺席审判，在送达环节就卡了壳。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的立法解释，明确了送达可以采用“邮寄、公告、公示和电子等方式”，填补了法律空白，为实际斗争提供了充足依据。

今后，只要在我国境内发公告、公示，向境外当事人发邮件，即为已经送达。

二是，为国际追逃追赃提供了充足武器。

国际追逃追赃任务重，难度很大。为配合国际追赃，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案件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配合国际追逃，2018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又增加规定“刑事案件缺席审判程序”。

即便再加上新的关于送达方式的立法解释，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开展起来，仍会遇到阻力和难题。

比如：送达了，也审判了，但外国不承认我国刑事判决，人回不来，怎么办？

再如：不审判还好，判完了，境外人和赃又转移了，怎么办？

等等。

但无论怎么样，必须先走出第一步。这一方面是对已逃贪官的审判，另一方面是对想逃而未逃贪官的震慑。

三是，为新形势下的国际斗争提供了对等工具。

细读新立法解释，怎么都感觉带些与美西方“长臂管辖”形成反制的味道。“惯例、司法实践接受”的“送达方式”，也就是你能用，我也能用；只要你用过，我就可以用。

美西方今后再对我国境内组织和个人，通过长臂管辖方式，发邮件送达文书。我们也就可以这样做了。

即便今后不再发，以前发过，也算。

“选择不重要，拥有选择的权力才重要。”“你们可以选，我也不能干等着。”“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保，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失。”

新的立法解释，为新形势下的国际斗争和反长臂管辖提供了对等工具。

四是，彰显了立法机关配合国际追逃追赃的决心。

这一点，从表述就能看出来。立法语言要求通俗易懂，简洁明了，让人一看就懂。很少用“专业术语”。

曾有人和我聊天，问“这个包括但不限于”是什么意思？我说，实际上就是一个“等”字。

“包括但不限于”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表述，律师很常用，但在立法中还是首次出现。

新的立法解释中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邮寄、公告、公示和电子这些送达方式。同时又专门在“包括但不限于”外再加上了一个“等”，看着重复，要硬挑，还可能被认为有语病。

但明确的指向是：“等，等等，根据斗争形势和实践需要，还可以进一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