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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宅基地纠纷
作者●晏凌羊
01
我爸妈回老家处理宅基地纠纷的时候,采用的还是老三套:讲理、争取舆论支持、请村干部出面,试图打官司(且不说打官司流程长、费用比宅基地都贵,他居然天真地以为法院能还他公道)。
但事实证明,这一套在过去几十年里,都被证明是无效的。
人家要讲理,就不会强占你宅基地。
你争取村里人的舆论支持,可村里人只是看一场热闹,在你面前说点好听的,邻居家多给一根玉米就能被收买。
村干部调停,基本上是和稀泥,毕竟,你家宅基地被占,又不是村干部的痛点。
我陪着他们回家处理几天,我爸妈就一句话“农村的事,你懂个屁”。他们不让我插手,但我一直在观察。
我观察到邻居之所以到处霸占宅基地,之前是因为他哥是村干部,他父母特能撒泼(比如,可以躺到挖掘机前面)。
但到侵占我家宅基地的时候,他哥已经因为骗贷坐牢了几年,现在放出来了。
他父母也已经老得闹不动了。但他有孩子——这是他的软肋。
而农村遇到这些破事儿,比拼的是谁更讲理吗?根本不是。
比拼的是谁“在朝中有人”,谁更能调动关系、影响执法者、利用规则,谁就能在合法的外衣下,实现对自己更有利的结果。
在基层复杂的权力生态中,个人或家庭要想不受欺负,最有效、最“合法”的途径,就是通过“读书”考公”跻身于权力体系,从而获得与欺负你的人对话和抗衡的资本。
他们就认这个,也只认这个。
所以,我绕开了邻居,找到了他那个当过村干部又坐过牢的哥,主要表达了几点:
第一、先亮明我的身份,暗示我自己也曾在体制内工作,在外已取得一定成绩,今时已经不同往日,我在老家也不是“无依无靠”;如果我父母要争,我会全力支持。
如果起诉,你弟家会很麻烦(实际上如果起诉,也没啥用)。扫黑除恶专项活动还在继续,也建议你们看下势头。
第二、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是退出侵占的宅基地,此事以和平方式解决,二是两家鱼死网破,互相迫害。
我们全家可以去广州居住,那么大个城市,你们想找着我,成本高、难度大,但我们想找着你、找着你弟的小孩,轻而易举,你自己掂量怎么做更划算。
第三、冤家宜解不宜结。
在村里为这么一亩三分地争来争去不划算,出省后大家可能都是老乡。如果你能出面说服你弟退出侵占的宅基地,我会念你这个情,日后有机会,我会报答。
然后,对方也没回复我,但第二天他弟把侵占的宅基地退出了,我乘胜追击,拟好了协议,让对方在村干部的见证下签字画押。
我当时已经三十好几岁,我爸妈默认我不懂也解决不了农村的事情。但对基层社会权力结构、阶层流动、冲突解决机制以及人性,我比他们了解多了。
虽然我能做到很多我爸妈做不到的事情,但在他们眼里,我永远是“懂个屁”的、“不如他们的孩子”。
02
我记得以前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禅师把一个小和尚用绳子捆起来,让他寻找解放自己的方法。
小和尚想了各种解开绳子的办法,但很难解开那些死结。
禅师却只拿来一把剪刀,把绳子解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在问题框架之外。
就像我讲的宅基地纠纷,我是跳出了父母“讲理、舆论、村干部”的传统框架,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观察了几天后,清晰地认识到:讲理,在力量不对等时是无效的。舆论是廉价且可收买的。裁决者,很多只是利益平衡者,而非正义仲裁者。
我没有直接找侵占土地的邻居(他可能只是个执行者或既得利益者),而是找到了他们家曾经的权力核心——那个当过村干部又坐过牢的哥哥。
这个人即使暂时失势,其见识、威望和对家族的控制力依然存在。
他在家族中说话管用,以及,我们的语言体系可能相通。
然后,我找到了找到对方的“软肋”与“痛点”。
还有,他曾经的犯罪记录(坐牢)、对“扫黑除恶”运动的恐惧、以及未来可能被持续纠缠的成本。
我之所以强调自己也“曾在体制内工作”“在外已取得一定成绩”,是想让他意识到,我并不是一个“在城里打工的读书人”,而是早已经成长为了一个“拥有外部资源和潜在权力背景”的对手。
这样,我才能获得与对方“老大”平等对话的资格。
我提及“起诉”和“扫黑除恶”,虽然深知起诉本身可能没用,但这个过程带来的麻烦和在这个敏感时期可能被“上纲上线”的风险,是对方哥哥这种有案底的人最忌惮的。
另外就是,不对称报复能力。
在农村,他们可能是地头蛇;但一旦我家放弃整个老屋,豁出去跟他们干,那么,对方就无法或者很难对我进行对等报复。
这直接击穿了对方的安全感。
最后,我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出省后大家都是老乡”“会报答”,是想在消解对抗的戾气,把一场零和博弈包装成可能的双赢,也给了他哥哥一个重新扮演“家族话事人”角色的机会。
马上拟好协议,在村干部见证下签字画押,是将靠威慑达成的临时性让步(可能对方回过神后会反悔),通过形式上的合法性(协议)和社区见证(村干部),固化为一个难以推翻的事实。
这避免了对方日后反悔,也为父母未来的安宁上了一道保险。
我父母熟悉的是旧剧本里的固定角色和台词,可实践证明,他们那一套是无效的,这也是我父母在农村被欺负多年的原因之一。
在他们的认知地图里,没有找家族话事人、恩威并施、跨地域威慑的手段。
当然了,这一切,主要也是运气好。如若邻居他哥不明事理,不愿意管这些事,以邻居的的蛮横,我估计我只能找人把他们家违建的设施给强拆了。
既然公家单位不管他侵占宅基地的事情,要和稀泥,那么,我强拆宅基地,公家也不会管、也要和稀泥。
虽然这么做,我最大的阻力来自父母。我父母总把敌人想得很强大,一想到有更大的冲突要来,就很害怕。
我也想通过这个人案例跟大家分享的是:社会底层的利益,往往就是按照权力来分配的。而权力的本质不在于职位本身,而在于可调动资源的能力和施加影响的预期。
我们不想去欺负别人,但如果你想自己不受欺负,未必需要你真的成为“官”,但你必须懂得“权力”的游戏规则,并能够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让对方不得不忌惮的“权力体系”。
这个体系可以是体制内的身份,也可以是财富、关系网、法律知识,甚至是一种基于信息差产生的不对称报复能力。
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链中,那么这个链条上,你一定能够找到制衡对方的东西。关键是,不要害怕,你要知道别人也有自己的怕。
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首先要跳出问题本身去看待这个问题,功夫不在诗里,往往在诗外。
拿掉捆绑你的绳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个剪刀把绳索给剪了,而不是在被捆绑的状态下去解开绳子的结。
我们学了知识,就要学会把知识当成工具,活学活用,去解决人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03
我带我爸出去看病,去的时候打车,我发现又绕大半个城,不如坐地铁快,回来的时候就带他坐地铁。
他腿瘸了,走路很慢,地铁人多的时候,我怕他被绊倒,坚持扶着他,但他想“自己走”,觉得被我扶着不舒服。
我就告诉他,平时在人少的地方,我从来都是让你自己走。我现在扶你,不是因为你不能自己走,而是通过扶你这个动作,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这里有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那么,我们就能得到外界无形的帮助,比如有人给你让座、有人看到我们就不会横冲直撞、把你撞倒。如若你一个人走在人群后面,你腿瘸的情况可能就不会被看到,接着引来麻烦和风险。
我爸说,哦,还可以这样……行吧。
我爸思考的是:我走路不需要人搀扶啊,那你干嘛要掺扶我?
而我思考的是,“能自己走就不要人搀扶”的这个逻辑,在人少的区域是可以成立的。
你还能自己走,我也不想掺扶你。
但人多的场合,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一种社会符号学。
“搀扶”这个动作,可以向周围环境释放的强信号。
一个是寻求帮助的信号,我们不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但这个动作可以明确标识出“这里有个腿瘸、站立不方便的七旬老人”,这可以激活社会潜在的善意(如让座)。
而且,我扶着他走路,在汹涌的人群中,可以预先提醒他人注意避让,相当于在父亲周围建立了一个“无形的安全区”。
我的目的是在复杂环境中(地铁人流)以最高效率和最低风险达成目标(安全到达)。
我是想“主动管理环境”,而不是“被动适应环境”。
我真的觉得,人需要有一种跳出自身、以第三方视角审视社会互动规则的能力。
在人多的地方,你也需要为自己构建一套有利于自己、减少麻烦和风险的叙事。
*作者:晏凌羊,女,80后,中国作协会员,2001年云南省丽江市高考文科状元。著有畅销书《离婚七年》《所有的逆袭,都是有备而来》《公文写作》等畅销书十几部以及儿童绘本《妈妈家,爸爸家》。拥有十几年金融从业(管理)经验,现为广州某文化信息咨询公司创始人、某文化传媒公司联合创始人。出生于云南丽江,现居广州。乐以文字为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有血有肉,有泪有笑,有错有对,期待与您共成长。
首发公众号:晏凌羊|ID:qiushan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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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碎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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