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口的风,掠过广州长洲岛的山脊,拂过深井村竹岗山的萋萋草木,这里有座被老广州人称为“番鬼山”的小山岗,既无险峻山势,也无名胜古迹,却藏着一段跨越三百年的中外交流秘史。在山腰间,有片错落分布的墓碑,沉默地矗立在时光里,见证着大航海时代的帆影涛声,也镌刻着不同文化相遇时的温情与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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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鬼山”这个略显直白的旧称,背后隐藏着清代对外交往的特殊格局。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不允许外国人在广州城内定居,往来贸易的洋商、船员只能居住在长洲附近海面的船只上。生老病死本是人生常态,这些远渡重洋的异国人客死他乡后,既无法归葬故土,又不能进入中国人的墓地,清政府便指定长洲岛深井竹岗作为专门的外国人安葬地。久而久之,这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外国墓群,“番鬼山”的称呼也随之流传开来,带着几分时代的隔阂,却也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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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鬼山”外国人公墓的兴起,离不开广州在清代对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指定广州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这一政策让广州成为中外贸易的“独端口岸”,而地处珠江要塞的黄埔港,作为外国商船的必经之地,迅速崛起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据《黄埔港史》记载,从1758年到1837年的八十年间,停泊在黄埔古港的外国商船就有5107艘之多,瑞典“哥德堡号”、美国“中国皇后号”等著名商船都曾在这里留下锚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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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云集带来了繁华的贸易,也带来了客死他乡的异乡人。当时的远洋航行堪称一场生死冒险,漫长的海上旅程中,船员们不仅要面对狂风巨浪的威胁,还要抵御坏血病、瘟疫等疾病的侵袭。而黄埔港周边的船舶修造业虽十分发达,医疗条件却极为有限,许多海员上岸后不久便因病离世。腊州码头作为当时的重要渡口,一边是满载茶叶、丝绸、瓷器的商船扬帆起航,一边是伤病船员的担架缓缓抬向竹岗山,生与死的交织,构成了贸易繁荣背后的残酷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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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岗外国人公墓共有237座墓葬,入葬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751年,最晚延续到1878年,跨度长达127年。遗憾的是,岁月的侵蚀和人为破坏让许多墓葬不复当年模样,不少墓碑被人拆去铺路、砌桌凳或充当房基,现存完好的墓碑已寥寥无几,目前仅修复了26座。即便如此,从残存的碑文中,我们依然能拼凑出这些异乡人的足迹:他们来自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德国汉堡、西班牙马德里,还有阿拉伯、东印度、孟加拉等地,职业涵盖海员、商人、教士、外交官、邮政官员等,俨然一个浓缩的“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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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上的文字,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密码。有的墓碑刻着简洁的姓名与生卒年份,记录着“17岁的英国水手托马斯”“42岁的德国商人汉斯”这样的年轻生命;有的则用中英文双语镌刻,一面是陌生的外文姓名,一面是略显生硬的中文译称,成为两种文明对话的见证。这些墓主中,年龄最大的58岁,最小的仅17岁,他们大多正值壮年,却永远定格在了遥远的东方,这也印证了当时黄埔港作为国际港区的繁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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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墓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高耸的墓碑,它属于美国首任驻华公使亚历山大·义华业。墓碑正面的英文碑铭清晰可辨:“Alexander Hill Everett First Resident Minis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China”,背面则用细小的竖排汉字刻着“美利坚合众国奉命始驻中国钦差大臣义华业之墓”,两种文字跨越语言的阻隔,诉说着一段特殊的外交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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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出身美国波士顿名门的外交官,有着传奇的人生履历:1790年,义华业出生于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七年后,16岁便从哈佛大学的前身——剑桥大学毕业,不仅在政界历任要职,还兼具文人身份,著书作诗颇有建树。在使华之前,他就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曾坦言“平日存心欣羡中国文学、政事;厚爱中国制度、人民”,并渴望将这份喜爱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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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华业的使华之旅,填补了中美外交史上的一段空白。自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首航黄埔港,开辟中美贸易新纪元后,长达60年间,美国始终没有向中国派驻正式外交官。1845年10月22日,55岁的义华业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广州,次日便照会清政府官员,呈上美国总统致中国皇帝的国书,正式履行驻华公使职责,成为中美正式外交关系的开创者之一。然而天不假年,1847年6月28日,义华业在广州病逝,终年58岁,次日便被安葬在深井竹岗。这份未竟的外交事业,随着他的长眠留在了“番鬼山”上。时至今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每年仍会派员前往墓地致祭,在肃穆的仪式中,延续着两国跨越百年的外交情谊。

站在“番鬼山”外,珠江水面波光粼粼,云淡风轻中,仿佛能看见当年黄埔港“夷舟蚁泊”的壮阔景象。这片公墓就像一部立体的史书,每一块墓碑都是一个鲜活的故事,每一道刻痕都记录着文明的碰撞。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这里安葬的不仅是客死他乡的异乡人,更是大航海时代的缩影、对外贸易的见证,以及中外关系发展的实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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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竹岗外国人公墓并非孤立存在。在长洲岛周边,还分布着巴斯山无声塔、孟买巴斯商人墓地等多处外国人遗存,它们与“番鬼山”的墓群一起,构成了清代广州对外交流的实物证据链。这些遗存证明,长洲岛不仅是地理上的珠江要塞,更是当时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人们在此相遇、交往,留下了跨越国界的历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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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番鬼山”的称呼早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竹岗外国人公墓”这个中性而庄重的名称。名称的变迁,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相处方式的改变,也体现着我们对不同文明的包容与尊重。那些长眠于此的异乡人,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中外交流史的一部分,更未曾料到,三百年后,他们的墓碑依然在向世人诉说着:文明的相遇,或许会有隔阂与误解,但更多的是跨越山海的情谊与共同的记忆。

珠江的水依旧奔流不息,长洲岛的风依旧吹拂不止。番鬼山的百年回响,不仅是对逝去生命的缅怀,更是对中外友好交流的期盼。那些沉默的墓碑,早已超越了国籍与种族的界限,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提醒着我们:唯有尊重差异、包容互鉴,才能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中共同发展,在互鉴中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