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里，太多孩子了”|吴用|梁鸿|父母|科里|雅雅

口述/梁鸿采访、整理/本刊记者徐鹏远

2021 年1月出版《梁庄十年》之后，我有两三年的时间没有写作。一方面是因为孩子慢慢长大，生活变得忙碌，另一方面也因为随着孩子长大，他的自我意识觉醒，我们之间开始产生一些冲突，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我来说，养育孩子是一个重大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母亲去世得早，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母亲相处过，所以当我自己成为母亲后，非常小心谨慎，我希望自己能当好一个母亲，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给孩子铺一条更好的路。

直到有一次孩子跟我说“妈妈你太焦虑了”，我才意识到我的焦虑已经影响到他了，而且我发觉自己并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

那段时间，我很困惑。我开始有意去看一些心理学相关内容，也会和身边的一些家长聊起自己该如何应对育儿中的问题。慢慢地，我发现很多家庭都处在相似的迷茫中：家长觉得自己把爱都给了孩子，孩子却不满足；孩子则觉得自己的想法和真正需求不被理解，他们好像被困住了，内心的痛苦甚至发展成为严重的精神创伤。

原来，青少年的成长现状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沉重。于是这成了我写《要有光》最原初的起点。

梁鸿作品《要有光》，聚焦因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以及在退学和抑郁边缘挣扎的孩子。

爱的过度与有限

2020年12月18日，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经过半个上午和一个下午的各项检查后，返回的病历本上这样写着：抑郁自测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均为重度。在那之前，这个15岁的男孩已经连续几个月晚上不睡觉或者睡不着，早晨又起不来，情绪时而消沉低落，时而激动亢奋，成绩下降明显。

他的母亲陈清画崩溃了。儿子病了，这个事实如同一场地震，将她成为妈妈的喜悦，她为“妈妈”这个名头所付出的努力，她每一天的殚精竭虑，她所有精心的设计和安排，她所受的委屈、所付出的爱，她对自己“母职”身份的肯定和自豪，都彻底摧毁了。她的内心无法承载她的痛苦，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总是不知不觉就泪流满面，怎么也止不住。

她经常会无意识拿起手机，翻通讯录，想找个人倾诉，可是她找不到。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文莉是她唯一愿意打去电话的人，她们是少年朋友，陪伴彼此长大，一路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她们差不多同时结婚，各自的孩子只相差两岁。

在文莉看来，陈清画就是太紧张吴用了，太想让他好了，以至于把他逼得太狠，走向了反面。陈清画也羡慕文莉，她对儿子李风的要求一直很低，只要健康成长就行，跟她相比，自己确实是扭曲和紧张的。

在陈清画的思维惯性里，孩子的健康根本没有成为过她考虑的前提，她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用吴用的话说，她让他过度暴露在教育的创伤下。从前她还为此而骄傲过，骄傲于自己敢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现在才发现一切就像是一场蛊惑。

我们这一代家长，可能大部分都会用力过度。我们算是有点知识，所谓依靠知识改变命运，成功学对我们的诱惑太大了，不仅自己被裹挟其中，还变成一个推手，把它原封不动地施加给孩子，没有任何反思的自觉。我们想让孩子也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所以多多少少有点焦虑，进而把焦虑呈现给孩子。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很快，文莉陷入了比陈清画更为难受的境地。高二下学期，5月的一天，李风宣布，他不想再去学校，也不会再去学校，不会参加高中资格考试。

那一刻，文莉仿若五雷轰顶、万箭穿心。她无法承认自己的失败，也很难理解儿子的点到底在哪个地方，自己从来没有过高地要求他，连他的成绩都很少过问。可如今，这放松和自由变成另一种“问题”，正是由于她的彻底放松，进入高中后的李风成绩屡屡倒数，他能感受到老师在对待自己和其他好学生时的微妙差别，更从心底里找不到继续学习的乐趣与意义。文莉的快乐教育失败了。

李风不上学的最初几个月里，文莉内心发疯一样憎恶、痛恨他。如果是别人的孩子，她倒还可以共情，但他是她的儿子，所以愤怒反而大于共情，找不到那种心疼的感觉。在内心的最深处，她看不起李风。她不喜欢弱者，哪怕是自己的儿子，这是她的价值观决定的，她控制不住。

这种真实是让人难以正视的，它的残酷几乎让人恐惧，可稍微反省一下自己就会发现，我们或许都是文莉。我们经常说父母爱孩子，但父母也是人，人是自私的，我们没有那么伟大。对待孩子，我们是有条件的，一旦孩子脱离我们的掌控、没有按照我们的需求来，我们的爱就没有那么宽广了。

AI插画/adan

我们到底在干吗

当陈清画陪着吴用来到精神科时，她震惊地发现，太多孩子了。候诊大厅里喧闹混乱，黑色电子屏上滚动着红色的字，上面是病人的名字以及要去的科室。

后来，我也到北京的精神专科医院去过几次。据我观察，那里的孩子占到了候诊病人的60％—70％，这个比例和后来医生告诉我的差不多。很多孩子穿着校服，看完病后还要继续去学校；还有一些孩子是从外地来的，父母走在前面拉着手提箱，孩子默默跟在身后。我采访到一个女孩，初三休学一年，上高中后也一直需要吃药。因为住校，她一开始还小心翼翼，生怕别人知道，一个月后才发现宿舍里的六个人原来都有不同程度上的精神、情绪问题。

在此之前，我看过《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里面有一组关于青少年抑郁症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但只有去了医院之后，你才相信那些数据不是假的。你会有一种不可思议之感，这些孩子到底怎么了？最初，我并没有想到一定要做真正的调查或者写点什么，可我意识到个人和身边的经验不足以涵盖其中的复杂性，我必须超越自身，进行更广阔的关注。

我开始有意拜会一些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还走访了一些相关机构，包括报名参加过各种家长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孩子们的问题很多时候都跟家庭有关，这并不是在控诉家庭，我们的社会机制、教育机制等等当然也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家庭这一关能够做得好一点，孩子还不至于走向深渊。而且整体的社会运转是一个巨大的惯性，只有每个人都迈出一小步，每个人都往后拉一下，这个车轮才有可能在相反的力量之下慢下来。

与此同时，我也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信息，问有没有人愿意谈谈自己的心事。一个叫雅雅的女孩做出了回应，她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和她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交流之后，我很快便决定去她所在的滨海市找她。我不知道将在那里遇到什么，但我没有做任何的预设，我不想让自己有过分的方向，因为那可能是一种误导。

火车到达滨海时，雅雅已经在车站等着接我了。我们一见面就聊了起来，她刚从高一、高二的休学状态中复学，从她的眼神里，我能察觉到一丝敏感。

雅雅本来是一个优等生，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升入滨海最好的高中后，身边都是各地的尖子生，她的排名一度下滑到了中游，精神逐渐紧张。焦虑最严重的时候，她没有办法再走进教室，只要一想到要考试，手就抖得厉害。于是她躲在家中，不敢出门，不愿见任何人。

她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和中度焦虑。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开始服用之后，她变得昏昏欲睡。母亲担心她，叫了自己的朋友来看她。她非常抵触，不想被关注，对方不停地劝说只会让她觉得烦躁。一种绝望感笼罩了她，她突然冲进厨房，拿出一把刀乱舞起来。这一幕吓坏了母亲和阿姨，她们偷偷叫来救护车，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她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母亲每天来看她，说自己也要住进来一起接受治疗。从小就不怎么关注她的父亲更无法承受现实，有一次干脆跪在了地上给她磕头，叫喊着“你快点好，我们都受不了了”。雅雅说：“我不知道别的父母在孩子生病时是如何处理的，我自己时常绝望于他们的表现。”

听完雅雅的讲述，我忍不住哭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她生病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人在挣扎，周边没有人给她支撑。我觉得这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我们到底在干吗？我们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当他们遇到问题，我们是要和他们一起崩溃，还是迅速地整理自己，给他们撑起一片天？

沉重的创伤

然而一个沉重的事实是，应对挑战，成年人的表现有时像个孩子，甚至不如孩子懂得如何寻找出路。更为沉重的是，许多伤害恰恰就来自父母，而父母对此并不自知。

通过雅雅介绍，我认识了她的心理咨询师阿叔。他在当地开设了一间补习班，之前以“收差生”闻名，后来“双减”政策出台，补习业务基本停止，留下来或者再找过来的大多是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这些休学在家或者受情绪困扰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了新的收容地，他们在此倾诉心声、寻找避难的空间，也在此上演着家庭的悲欢离合和人生百态。

阿叔有一点“侠客”气质，对孩子永远和风细雨，对家长却总是狂风暴雨。他有一个简单粗暴的观点：“与其把时间给家长，不如都把它花在孩子身上。”在他看来，家长是愚昧的、顽固的，不值得教育。他不相信他们能改变自己。

起初，我不是特别认同阿叔，经常跟他发生争论。但随着交往了一段时间，那种强烈的、不舒适的感觉慢慢变淡了，尤其当我在补习班里认识了更多的孩子、遇到了更多的家长之后，还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和阿叔一样的判断。

跟着阿叔，我也看到了更多的关于孩子的复杂的存在。

比如有个叫小正的孩子，在一所私立学校读六年级。他有些多动倾向，上课的时候很难集中注意力，一会儿发出噪声，一会儿制造骚乱，班里几乎每个人都挨过他的打。久而久之，他被同学孤立了，家长们也要求学校让他离开班级，老师为此焦头烂额。校长跟阿叔是老同学，请阿叔出谋划策，他给出的建议是带小正到医院检查一下，并且接受相应的心理咨询和个性化教育。

但这个建议在小正妈妈那里完全无法推行。不管如何劝导，她除了哭就是摇头，谈到最后连阿叔也崩溃了。她坚持孩子没有问题，翻来覆去地念叨着孩子以前很好，以后也会好的。校长告诉阿叔，她其实是怕小正的爷爷奶奶知道孩子的情况，他们一直嫌弃她的出身，反对她的婚姻，一旦小正离开学校，她会失去他们的经济支持，也会失去监护权。

再比如一个叫小夏的孩子，已经大专毕业工作了，13岁那年，她曾被父母带到阿叔这里。在补习班，她非常无视纪律，阿叔批评她，她背着书包就去了酒吧。爸爸知道后，追到酒吧，当着众人的面把她掀倒在地，用脚踩她的头——从很小开始，他就经常打她。

酒吧事件之后，小夏的情绪更加不受控，走在路上随便骂人打人，随时在地上打滚，后来发展到要跳楼。爸爸受不了了，直接把她送去了精神病院。阿叔给她接了出来，她不愿意回家，就住进了补习班的一个小房间里。很长一段时间，她只要见到爸爸就惊恐发作，哪怕提起爸爸的名字也会尖叫大骂、浑身发软。

阿叔的补习班里，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你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怎么会遭受那么深重的灾难。有些时候，他们甚至表面看起来非常正常，但只要稍稍探究，就会发现他们的痛苦惊心动魄。

敏敏是跟我交往最多的一个孩子。她长得好看，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眼睛格外灵动，讲话时总是习惯性地闭下眼，使劲点头，可爱极了。只有在抬手拨开前额头发的不经意间，腕上一条条纵横交织的伤痕才泄露出她经历过的挣扎。

她的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架、动手。后来他们分居闹离婚，母亲就开始家暴她，扇巴掌、戳额头，拿字典砸、用鞋拔抽，扯着头发往墙上甩，既是发泄自己的不满，也为了引起丈夫的关注。但父亲对于女儿的求救根本无动于衷，只是冷漠地说“你们俩的事情你们俩处理”。

这些事情发生在敏敏五六年级时，导致她的成绩严重下滑，并且产生了厌学的情绪。然后在初中开学的当天，父亲开着车，把她拉到了一片光秃秃的田地里，扔进了一道黑黝黝的铁大门内。那是和光中学，整个滨海知名度最高的一所超级中学。

“差生”教培也受到部分家长的关注。图/IC

未来在哪里

在和光中学这件事上，敏敏父母的立场难得一致。他们都认为敏敏从前太自由了，应该关一段时间，好好地被管一管。

敏敏确实是被“关”起来了，“关”得严严实实。从起床到熄灯，学校的每一分钟都安排得密不透风，哪怕有一点点空闲时间都得拿出一个小本儿背知识点，而且必须背出声来。入学的第四个周末，她才回了趟家。压抑了一个月的情绪彻底决堤。

这些年，超级学校、寄宿学校的模式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尤其乡镇地区，随着学生数量减少、教育资源高度集中，更倾向于办这类学校。家长也愿意把孩子送去那里，一方面觉得安全和省心，另一方面还是为了成绩。只是很少有人去想，在这样一套严密、封闭的系统里，孩子们可能会遭受什么。

在丹县，我认识了一个叫小遇的男孩。他也在一所名为权水中学的超级中学读过一年，是母亲托关系送去复读的，此前他高考考了二本，出离愤怒的父亲把家里的东西砸了个遍。在他的回忆里，那一年的自己，大家去吃饭，他也去吃饭，大家去教室，他也去教室，完全是被动的、浑浑噩噩的。他总觉得自己有个地方受了伤，可是哪个地方又说不出来。

所幸的是，小遇本质上还是一个忍受力比较强的孩子。他最终熬过来了，考上了一本，虽然既不是985也不是211。他说，他们学校里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都来自超级中学，对于县城出身的孩子来说，这种模式确实给了一条出路，但是代价太大，并且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就像他同宿舍的几个室友，没有爱好、没有目标，更没有人想思考点什么。

小遇也有些迷茫。目前学习的专业，他还没有发现可以热爱的点，而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暂时又没找到。不过他已经开始备考研究生了，他想考到北京，他觉得自己必须过上更好的生活。

其实这几年来我见过的孩子，很多人都在努力着。他们接受了创伤的存在，带着破碎的内心继续前行，走出黑暗，走向光亮。

休学三年之后，敏敏自学一年参加了中考，差两分没考上普通高中，去了一所私立中学。她还在学着面对失败，学着心灵独立，也尝试去理解爸爸妈妈，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理解他们与自己之间的关系。

小夏当上了一家旅游公司的分店店长，老板非常欣赏她，觉得她有想法、有思路，也能付诸实践。现在的她，干练、成熟，身上散发着一种领导的气质。她穿着时尚、妆容精致，已经谈过两次恋爱，都是两三个月就分手了。她觉得自己很难建立亲密关系，跟男朋友的相处模式总是不自觉地变成她爸妈的样子。

雅雅考上了香港的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她发了张照片给我，很好的一个学校。她打算将来从事心理学的相关工作，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受益于先进的心理学理论，缓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

李风仍然没有复学，继续待在家里。文莉要求他每天打扫房间，负责洗碗、倒垃圾，他都照做，完成得还不错。家里新养了一只猫，粪便也归他处理，每当看着小猫的时候，他那张原本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上，有时会流露出一丝温柔、一抹笑容。

吴用上了南方的一所大专。课程不难，他总会在期末交出一份不错的论文，换得一个不错的分数。业余时间，他自学数学，按照自己的理解系统地读书。最近两年，他还看了黑格尔、拉康、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作品，觉得只有辩证法才可以阐释自己思想和精神内部所遭遇的风暴。

一切还没有完全好起来，但似乎有力量在慢慢蓄积。它让人对未来有所期待。

（文中的滨海、丹县以及所有人名、校名皆为化名）

发于2026.1.19总第122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以爱之名：孩子怎么了？

口述：梁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