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即将翻篇的时候，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广东省委的办公桌上。
这不是什么普通的汇报材料，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控告信。
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正是当时深圳的一把手吴南生。
写这封信的人，来头也不小，是跟吴南生在一个班子里搭档的两位老资历干部。
而且，人家这回没用个人名义，直接盖的是“市委”的公章，摆明了是公事公办，不留情面。
扣在吴南生头上的帽子，那可是相当吓人：瞎指挥，拿着国家的钱打水漂。
这事儿在当时闹得满城风雨。
想当初，特区这块招牌才刚挂上去没几天，自家人就先干起来了，还要跑到省里去打“御前官司”。
究竟是为了啥，让昔日同一个战壕里的老战友彻底翻了脸？
表面瞅着，像是为了在哪儿修路、在哪儿盖楼争得面红耳赤，可要是把那层皮扒开，这分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脑瓜子在搞生死对决。
导火索，就是那一笔3000万元的贷款。
要捋顺这根藤，还得把时间轴往回拨几个月。
当初中央刚点头让搞特区，吴南生立马就撞上了一堵墙：开工的第一铲土，到底往哪儿铲？
那时候的深圳，名义上是个市，骨子里就是一片大荒地。
当时摆在台面上的选项有三个：福田、上步，再就是罗湖。
要是按常理出牌，大伙儿肯定都把票投给上步或者福田。
道理很简单：这两块地平整，虽然底子薄，也就是拉几根电线、通几条水管的事儿，干起来容易，出政绩也快。
可谁知道，请来的那一帮子专家和工程师，对着地图比划了半天，最后手指头硬是戳在了那个最让人头疼的地方——罗湖。
这帮秀才的算盘是这么打的：咱们搞特区图个啥？
不就是为了把外面的钱引进来，跟香港那边接上轨嘛。
罗湖是个什么位置？
出了罗湖桥就是香港，那是妥妥的国门第一站。
要是那些香港老板一过桥，看见咱们这就跟个荒郊野岭似的，谁还有胆子把钱投进来？
所以，罗湖这块硬骨头必须得啃下来。
这不仅仅是算经济账，更是算政治账。
话虽这么说，可这地方有个致命的死穴。
罗湖，顾名思义，地势低得像个湖底。
旁边还杵着一座罗湖山，只要老天爷一变脸，山上的水哗哗往下灌，这地方立马就能养鱼。
老天爷好像专门是为了给大伙儿出难题，那年7月，一场暴雨兜头浇了下来。
那会儿，全国一百多号顶尖的规划专家正住在罗湖的新园招待所开会。
大雨一下，洪水倒灌，招待所一楼眨眼功夫就被淹了。
专家们辛辛苦苦画的图纸、测的数据，全泡在了黄泥汤里。
一个个挽起裤腿在水里捞资料，那模样别提多狼狈了。
这场大雨，让反对的声音一下子炸了锅。
有人就开始在那儿嘀咕：这破地方连个像样的澡堂子都不如，一下雨就成烂泥塘，还搞什么建设？
往这儿砸钱，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正赶上大伙儿心里犯嘀咕的时候，谷牧给特区送来了一颗定心丸：他帮着弄到了一笔贷款，整整3000万。
钱是到手了，麻烦也跟着来了。
这钱该怎么烧？
就为了这3000万的去向，市委班子立马分成了两派。
一派就是那两位上了年纪的老领导，咱们姑且叫他们“稳健派”。
他们的路子很传统，也挑不出毛病：既然罗湖老发大水，那就把钱花在刀刃上，去修水利、搞农田基建。
筑堤坝、挖水沟，先把水患给治了，保住粮食收成，这才是实打实的政绩。
在那个年头，这种“保农业、求稳妥”的思路，那是金科玉律，谁也挑不出错来。
另一派呢，是一群年轻气盛的工程师，咱们叫他们“敢死队”。
这帮人抛出了一个听着就让人心惊肉跳的计划：把罗湖山给削了，填平那个大坑。
说白了，就是要把旁边的山头炸平，用那些土石方把低洼的罗湖垫起来。
这方案刚一摆上桌，会议室里差点没把房顶掀翻。
这哪里是搞建设，这分明就是现代版的“愚公移山”。
那两位老领导当时就急眼了。
他们心里有本账：这是个无底洞啊。
3000万？
这点钱扔进去，估计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万一钱烧光了，山没推完，坑也没填平，特区的第一笔救命钱就这么败光了，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再说了，就算你把地填高了，能不能挡住洪水谁心里也没底。
这不等于拿钱打水漂吗？
两边谁也说服不了谁，火药味也是越来越浓。
就在一次碰头会上，火山口终于喷发了。
有个年轻的工程师实在憋不住火，当场就把桌子给拍了。
他指着两位老前辈，蹦出了一句极重的话：“你们脑子里那是花岗岩！”
这在当时可是犯了大忌讳的。
两个老资格的革命前辈，被一个毛头小伙子指着鼻子骂僵化，这脸往哪儿搁？
可这位年轻工程师接下来的一番话，却把特区建设的魂儿给点透了。
他心里的账本是这么写的：
要是把这3000万拿去修水利，撑死了也就是多打几百斤粮食，罗湖还是那个罗湖，顶多是个高产的大农村。
可要是搞“移山填海”，虽说眼下花钱如流水，可一旦弄成了，罗湖那就是一片平展展的宝地。
这地拿来干嘛？
不种庄稼，种房子。
只要地平整出来了，就能盖大楼，就能把外资引进来，搞商业中心。
土地一旦变成了资本，那价值就是翻着跟头往上涨。
到时候，别说还那3000万贷款，以后特区发展的钱都能像滚雪球一样滚出来。
这不仅仅是个工程方案，这压根就是一套生意经。
这就是拿“种地的钱”去修沟渠，还是拿“搞工业的钱”去钱生钱的根本区别。
两位老领导哪听得进去这个？
他们觉得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败家子的行径。
两人当场就跟那帮年轻人杠上了，甚至觉得这帮人是在搞投机倒把那一套。
这时候，全场的眼珠子都盯着一个人——一把手吴南生。
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一句话就能定乾坤。
吴南生当时的压力有多大，旁人根本没法想象。
要是顺着老领导的意思，那是四平八稳，谁也挑不出刺儿来。
但这特区搞不好就成了个“样板农场”。
要是撑那帮工程师，那就是拿身家性命在赌博。
攥着国家的救命钱，去赌一个还没影儿的商业未来。
一旦输了，那就是千古罪人，这顶乌纱帽肯定是保不住了。
吴南生闷头抽了半天烟，最后，他站到了工程师这一边。
他苦口婆心地劝那两位老搭档：咱们得信科学，得听专家的。
这一表态，算是彻底捅了马蜂窝。
两位老领导觉得吴南生这是跟着一块儿疯了，甚至觉得他是在瞎指挥。
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转头就写了材料，盖上市委的章，直接告到了省里。
这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这封告状信分量太重了，扣的帽子是“劳民伤财”，在那个改革开放刚起步的敏感时期，这罪名能压死人。
官司打到了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那里。
任仲夷是个明白人，他专门跑了一趟深圳，想给这帮“吵架”的干部拧拧绳。
在会上，任仲夷也没含糊，直接表态支持那个推山填洼的方案。
但这事儿还没完，毕竟告状的人心里还是有个疙瘩。
真正的一锤定音，是在12月8日那天。
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谷牧，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泽民等人的陪同下，专程南下视察。
江泽民同志其实8月份就来过一趟。
当时看到的景象让他印象太深了，甚至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他在会上回忆说，亲眼瞅见从香港那边过来的人，一下雨，鞋袜全泡在泥水里，那叫一个狼狈。
一边是高楼林立的香港，一边是一下雨就烂泥塘的深圳。
这种反差，太寒碜人了。
所以江泽民在会上撂下了一句重话：“咱们这几十年的南大门，总不能老是泡在水里头吧。”
提到罗湖这些地方，他态度很坚决：“无论如何都得搞出个样来。”
有了这个铺垫，谷牧的态度就更鲜明了。
没过几天，在省委的会上，谷牧直接就把那个“告状”的事儿给挑明了。
任仲夷把有人告吴南生“瞎指挥”的情况跟谷牧交了底。
谷牧听完，当场脸就沉了下来。
他说：“有人告吴南生瞎指挥，这个我是不认账的。”
紧接着，他抛出了那个著名的反问：“有些同志还在那里反对，难道非得让咱们的南大门一直泡在水里不成？”
这句话，就像是一颗定海神针。
它不光是给吴南生解了围，更是给“特区怎么搞”定了个调子：别再用老眼光看问题了，别怕花钱，别怕搞大动作，只要路子对，就要敢想敢干。
有了谷牧和省委撑腰，吴南生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接下来，就是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既然尚方宝剑都拿到了，那就没啥好顾虑的。
吴南生带着大伙儿，开始了那个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移山填海”大工程。
这一仗打得那是相当漂亮。
80多万立方米的罗湖山，硬是被推了个精光。
这些土石方全填进了罗湖那个大坑里。
整个地基，硬生生被拔高了两米，有些原来特别洼的地方，甚至填高了四米。
以前那个烂泥塘，终于变成了硬邦邦的水泥地。
这场豪赌，赢了吗？
事实证明，那位年轻工程师的账算得那是相当准。
罗湖山搬掉以后，不光水患没了，更要命的是，这里成了深圳最值钱的黄金宝地。
国贸大厦拔地而起，那个震动全国的“三天一层楼”，就在这儿诞生的。
外资就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地价翻着跟头往上涨。
那3000万贷款算个啥？
后来罗湖生出来的钱，何止千个、万个3000万。
如今回头再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这压根就不是什么修路架桥的争论。
那两位告状的老领导，也不是什么坏心眼。
他们只是被困在了旧时光里，总想着用缝缝补补的法子过日子。
而吴南生、任仲夷、谷牧，还有那位敢拍桌子的年轻工程师，他们眼里看到的是未来。
他们明白一个死理儿：搞特区，不是在烂泥塘里插秧，而是在烂泥塘上造城。
要想把高楼大厦盖起来，首先得把那座挡在脑子里的“罗湖山”给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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