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深圳罗湖口岸，每天通关的人流能排到街尾，外贸货车在文锦渡堵成长龙。
但市政府办公楼里，财政局的账本却透着寒气7亿多的政府债务，相当于全市三年的财政收入总和。
刚上任的市长李灏捏着这份报表，在第一次政府会议上就撂下话："只有壮士断臂了，这条船才能不沉。"
那会儿的深圳，表面看着红火，底下早被债务蛀空了。
国贸大厦刚盖到第十层，深南大道还在铺沥青，新火车站的钢架刚搭起来，这些工程像吞金兽一样每天消耗着资金。
更麻烦的是利息，当时银行贷款利率高达12%，欠着的7亿每天光利息就有20多万，财政收入连付息都不够。
李灏来之前在韶关管过煤矿，见过矿井透水时的生死抉择。他常说搞经济和挖煤一样，"瓦斯浓度超标就得停，硬撑着就是爆炸"。
上任第三天，他把财政局、审计局、建委的头头全叫到会议室，桌上没摆水果，只放着一沓项目清单和债务合同。
"今天不谈成绩，就说怎么割肉。"李灏手指敲着清单，上面三十多个政府项目标着红圈。
造价1.2亿的行政中心刚打地基，四星级的深圳会堂已经开始贴瓷砖，还有个占地两百亩的领导度假村，游泳池都挖好了。
这些项目有个共同点都不能直接带来税收。
第一个被砍的是行政中心，李灏在会上划掉这个项目时，建委主任脸都白了。
"大理石外墙换成水泥刷漆，四星降成三星，先把钱省下来还利息。"他说这话时，手指在"领导度假村"几个字上画了个圈，"这个直接停，地先空着，以后谁能交税给谁用。"
停缓建21个项目，一下子压缩了3.4亿投资。
消息传出去，有人在市委门口贴小字报骂他"败家子"，也有摆摊的老百姓拍手叫好。
李灏在食堂吃饭时听服务员议论，说以前机关单位发的进口家电少了，他笑着说："先让政府活下去，再谈脸面。"
砍完项目，李灏把刀对准了干部待遇。
那会儿深圳干部工资参照香港标准，光补贴就有物价、住房、交通等七八种，有人工资比内地同行高十倍。
财政局算过账，再这么发下去，五年后人员经费能把财政收入全吃光。
"三个一律"政策下来时，机关大院炸开了锅：一律取消实物发放，一律冻结编制，一律暂停新建事业单位。
最狠的是废止"进口免税指标"，以前处级干部每年能弄两台免税彩电，这下全没了。
有老资格的局长找李灏理论，被他一句话顶回去："公务员是为老百姓管钱的，不是先给自己发钱的。"
全市行政经费当年就降了38%，机关食堂开始出现"盈余菜"。
后来大家开玩笑叫其中一道紫菜蛋花汤"李灏汤"，说这是"勒紧裤腰带熬出来的鲜汤"。
这种动自己人蛋糕的改革，没点"李大胆"的脾气还真干不成。
最难啃的是"三角债"，下属公司互相担保借钱，像一团乱麻，涉及金额占了总债务的近一半。
李灏从央行广州分行请来专家，把这些债务拆成资产包，能卖的卖，能转股的转股，实在不行就破产。
那个挖了一半的领导度假村，被改成电子厂时很多人不理解。
李灏带着香港商人去看地，拍着胸脯说："你们出设备，我们出土地和工人，利润三七分，政府只要税收。"
三个月后，第一批"深圳造"录音机就下了线，当年创汇1200万美元，纳税800万。
最关键的一步是土地，以前政府划拨土地都是白送，李灏觉得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
1987年，他拍板搞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这在全国是头一遭。
第一块地卖了525万，这笔钱直接还了当年到期的银行贷款，土地从"死资产"变成"活资本"，这个法子后来被全国学了去。
1987年底，深圳财政收入突破10亿，债务率降到50%以下。
李灏调离深圳时是1988年冬天，他在火车站跟送行的人说："割掉赘肉才能长出肌肉，止住流血才能奔跑。"
后来深圳GDP冲到三万亿，财政收入过万亿，很多老干部都说，这根"接力棒"是从当年那7亿债务里抢出来的。
现在回头看，深圳不是天生幸运。
当别的地方还在等政策时，李灏已经带着大家"断臂求生"了。
那些被砍掉的楼堂馆所，后来都变成了创造税收的工厂和写字楼；那些被取消的福利，变成了更公平的分配制度。
这种敢于对自己动刀的勇气，或许才是特区真正的"特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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