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你一辈子不买房,也必须死磕房价。这一期内容可能比较扎心,先别介意。

别再天真地说:“我不买房,房价涨跌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今天我把话放这:房价,就是普通人的命运说明书。

因为房价背后,拴着你的工作、你的收入、你的机会,甚至你未来所有的选择权。

中国房价几十年狂飙,如今迎来大转折,这绝不是简单的市场波动,而是土地财政、央地博弈、全民财富重构的一盘大棋。

那些你以为离自己很远的大词,早就埋进了你人生的伏笔里。

过去我们总把精力耗在悬浮的情绪上,却对真正塑造生活的经济脉络视而不见。

等你开始认真看懂政策、楼市、财政,它们才会褪去光环,变成你可以推演现实、预判未来的工具。

这种置身事内的洞察力,才是一个人面对不确定时代的真正底线。

要想看清现在,你得先回到30年前那场定调格局的改革。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这么大,中央一个指令,怎么确保连偏远山区都能执行?

这不只是通讯问题,更是组织问题、权力传导问题。

而贯穿执行最关键的一环,就是:钱。

生活里说“钱在哪里,爱就在哪里”,这话未必全对,但看官方行为却非常贴切:

钱花在哪里,发展重心就在哪里;钱在谁手里,资源就往谁那边倾斜。

但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陷入了一个极度尴尬的境地:

地方越来越富,中央越来越穷。

原因很简单:改革初期,为了鼓励地方发展,中央搞了“财政包干制”——地方收税,按约定上交一部分,剩下自己留用。

这套制度很快暴露出两个致命弊端:

第一,征税权在地方,想少上交太容易了。

隐瞒收入、违规减免、纵容企业偷税,再把钱变成各种收费、摊派等预算外收入,这部分中央分不到。

第二,就算地方守规矩,上交金额的增速也远跟不上经济增长,导致中央财政占比持续萎缩。

到最后,中央甚至要向地方借钱办大事,穷到这份上,还谈什么宏观调控?

当时财政部直言: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财政制度,非改不可。

于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落地。

这项改革表面是中央和地方分钱,实则重塑了之后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

分税制到底改了啥?

核心就一条:收税权上收。

地方独揽征税权,变成国税、地税两套系统;税种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

效果立竿见影:

改革前,中央预算收入只占全国22%;

改革后,直接跃升到55%,并长期稳定。

中央财政底气大增,才有能力应对金融危机、汶川重建、国企改革、国防现代化等一系列国家战略。

但凡事皆有代价:地方的钱袋子一下子空了。

民生支出——公务员薪资、教育、医疗、社保等,不足部分中央可以转移支付补充。

但地方不仅要稳,更要发展、要投资,钱从哪来?

基层财政一紧张,问题就来了:农民工欠薪、包工头跑路、农村乱收费、农民负担加重……

背后都是同一个时代的重压。

好在,政策留了一道关键口子:

土地转让收入,100%归地方,不与中央分账。

土地公有,政府出让的是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主要分两类:

第一类是工业用地。

地方基本是赔本赚吆喝,为了招制造业,低价甚至白送土地,还要掏钱做“七通一平”。

看似亏本,看重的是企业落地后的增值税、就业、GDP拉动。

这种模式激励各地疯狂招商引资,助推中国短短二三十年变成世界工厂。

第二类是经营性建设用地——建商场、建住宅。

这才是重头戏,也是和你我生活最相关的部分。

1998年之前,中国没有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城市住房主要靠单位福利分房或公租房。

虽然很多人怀念那个年代,但制度弊端明显:维修难、分配不均、住房严重短缺。

随着人口增长、国企改革推进,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急需拉动内需,

1998年,国家正式发文取消福利分房,商业地产时代拉开大幕。

工业用地可以优惠,但住房是刚性需求,不优惠也得买,涨价也得买。

正是这种属性,让土地在商品化后价值暴增。

2000年左右,经济起飞,商业和住宅用地需求暴涨,土地出让从招商成本,变成了地方核心财政收入。

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的一把关键钥匙——土地财政,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逻辑链非常清晰:

94分税制 → 地方财政吃紧 → 急需新钱袋子 → 98房改释放土地商业价值 → 卖地收入全归地方 → 土地财政成为地方发展核心引擎。

土地财政还延伸出巨大的套利空间:

同一块地,工业用地和房地产开发用地价格能差几十倍、上百倍。

于是有人钻空子:先用工业用地低价拿地,再运作改性质,牟取暴利。

《人民的名义》里山水集团和大风厂的争斗,就是典型案例。

数据也印证了土地财政的膨胀:

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从2003年的55%,一路飙升到2010年的68%,2020年触顶达到84%。

如果运转顺畅,房地产能带动一整条良性循环:

建房→带动装修、家电、物流→入住催生商业、服务→政府税收增加→再投基建、公共服务、人才引进→吸引更多人和企业→地价房价继续涨→财政循环延续。

但副作用也逐渐凸显,而且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第一,消费不足,大家不敢花钱。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

消费=收入-储蓄。

中国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90年代就达到25%~30%,远超美日。

近年来被三件事进一步推高:

• 计划生育加剧养老焦虑,老人储蓄率不降反升

• 房价太高,逼着年轻人拼命存钱买房

• 大量务工人员把钱寄回农村,农村消费渠道有限,钱又变成储蓄

同时,居民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下降,收入增长跑不赢政府和企业。

更多资金被拿去投基建、建厂房,形成重投资、轻民生,重生产、弱消费的模式。

到后期,就导致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下降。

第二,贫富差距被拉大。

收入分两种:劳动收入、资本收入。

在中国,资本收入增速长期高于劳动收入。

问题是:投资需要本金,穷人哪来的资本?

于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经济高速增长时,大家只和过去的自己比,只要生活在改善,很多矛盾被掩盖。

可一旦经济放缓,年轻人收入可能不如父辈,拼爹、拼家庭托举就成了残酷现实。

父辈在房地产膨胀期积累的资产差异,直接映射到下一代的机会和资源上。

这就是“隧道效应”:两条车道,一条动、一条不动,静止的那条迟早会失去耐心。

资产差距一旦固化,社会情绪就容易被点燃。

旧模式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土地财政依赖高房价 → 高房价掏空家庭储蓄 → 挤压消费 → 居民收入增长放缓 → 贫富差距固化 → 内需不足 → 社会情绪增多 → 最终反噬房价和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

正如《置身事内》里所说:

土地的资本化,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

支撑房价和地价的,是人的收入。

如果城市化偏离了人,就会走进死胡同。

破局之道在哪?

作者提出:问题不在房价高,而在结构失衡——大城市房价太高,小城市房子难卖。

解法要从土地和人口两端入手:

一是土地要素流动:

建立跨区域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机制,让沿海缺地地区向中西部购买指标,让资源流向真正需要的地方。2020年中央已经发文推进这项改革。

二是人口户籍改革:

户籍制度早已和人口流动现实脱节,让更多人真正在城市留下来,才能释放消费与活力,缓解房价结构性矛盾。

讲到这里你就明白了:

看懂房价,不只是看懂一串数字,而是看懂自己身处怎样的时代剧本。

这,或许是当代人最值得修炼的现实主义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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