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逝世110周年｜亨利·詹姆斯的伦敦空间书写|亨利·詹姆斯|伦敦|巴尔扎克|巴黎|狄更斯|英国

亨利·詹姆斯（ 1843-1916）

【编者按】

1916年2月28日，亨利·詹姆斯在其位于伦敦切尔西区的家中逝世，这位出生于纽约的英籍美裔小说家、文学批评家，于一战期间成为了英国公民，并以其出色的文学成就成为了英国公认的文学泰斗，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詹姆斯式风格”（Jamesian）。其最为大众所熟知的作品包括《一位女士的画像》《螺丝在拧紧》《小说的艺术》等。

今天是亨利·詹姆斯逝世110周年，本文为《文学与现代都市》一书中由王彦军老师撰写的《空间与政治：亨利·詹姆斯的伦敦空间书写》，聚焦詹姆斯的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与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狄更斯等19世纪作家一样，亨利·詹姆斯精于城市书写。在他创作的一系列旅行札记与小说中，巴黎、罗马、伦敦、波士顿、纽约等欧美重要城市以不同的风貌源源不断地呈现给读者。因此，约翰·亨利·罗利将其称为“19世纪最出色的城市文学鉴赏家”。在詹姆斯书写的诸多城市中，伦敦在他心中一直占据着独特的位置，是他持续关注的兴趣点。1876年晚秋时节，詹姆斯做出了定居伦敦的决定。同年12月10日，他从巴黎搬到伦敦居住。12月13日，在给妹妹的信中，他以激动的口吻告诉艾丽丝他已经搬到伦敦的博尔顿街居住，将这次搬家称作“极好的搬迁”（tremendous move），声称这次搬家使他再次拥有了自由言说的机会。描述完新寓所的居住环境后，他兴冲冲地讲述了对伦敦的印象和对这次搬家的满足感，“魅力十足的伦敦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十分令人恐惧，充斥着黑暗、肮脏、贫困、普遍毫无美感的标记。然而，我对搬到伦敦居住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觉得当熟悉了这里的环境，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圣诞节前夕，在给母亲詹姆斯太太的信中，亨利·詹姆斯再次表达了对伦敦的喜爱之情：“我的确很喜欢伦敦，搬到这里居住我感到非常满足。我一定是天生的伦敦人……我喜欢这个地方，喜欢英国的社会生活，尽管身处伦敦，我可能会迷失方向；我觉得伦敦很有趣，能给人带来灵感，甚至能令人感到兴奋……我会在伦敦工作得更有效率、更好，而且在此生存更容易。”自此，作为19世纪现代之都的伦敦开始对他的生活和文学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从33岁到去世，伦敦成为他进行社交和虚构性文学创作生活的主要地点”。

在1881年11月25日的笔记中，詹姆斯叙述了伦敦对其生活和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总的来说，伦敦是最具潜在价值的生命形式。我将伦敦视为艺术家和学士，看作热爱观察且工作是研究人类生活的人。伦敦是最大的人类聚集区，是最完整的世界手册。与其他地方相比，人类在此得到更好的展现。如果你能真正了解伦敦，你会学到更多东西。”写于詹姆斯定居伦敦五年后的这段文字不但清晰地表明他对伦敦的热爱，而且隐晦地表达出伦敦成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关注点。此时，他正处于文学创作的早期阶段，在这段时期内，他创作出以伦敦为背景的小说《国际风波》。这部小说讲述了两个美国人艾尔登小姐和惠斯盖特太太在伦敦的经历。狄更斯、吉辛等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在对伦敦进行书写时，更多的是直接讲述英国本土人在伦敦的遭遇、对伦敦的观察，主要描写的是伦敦阴暗的一面；而《国际风波》这部小说开启了对伦敦书写的另一种范式，詹姆斯将异域的外乡人设置成小说的中心人物，以隐含的方式叙述了这些外来者对伦敦方方面面的体验与感知。很大程度上，他的这种叙事方式源自巴尔扎克。在1875年发表的评论巴尔扎克的文章中，亨利·詹姆斯分析了巴尔扎克对巴黎的描写手法：“在他小说的各个地方，巴黎都没有直接的呈现，而是以更生动的方式隐含地展示出来”。巴尔扎克在作品中对现代巴黎的建构主要是通过从外省移居到巴黎的外来者在巴黎的奋斗、成长和对巴黎的体验完成的。按照詹姆斯的话说，就是“总是通过外省人的视角来观察巴黎”。巴尔扎克对詹姆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他对巴黎的都市空间、巴黎的社会景象、巴黎人的隐含叙事手法为詹姆斯书写伦敦的叙事方式提供了最佳的参照范式。同样，巴尔扎克对巴黎真挚的情感也深深影响了詹姆斯，使他形成了与狄更斯、吉辛等作家对伦敦截然不同的态度。“他是伦敦的‘赞颂者’与‘热爱者’。对他而言，伦敦表达出生活的最伟大意义，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伦敦成为詹姆斯小说创作的主要背景，万花筒般的伦敦为他的小说写作提供了形形色色的素材，“伦敦拥有他需要的一切：故事情节、人物、社会、历史、悲剧、喜剧”。

《卡萨玛西玛公主》被认为是亨利·詹姆斯最典型的伦敦主题小说

到19世纪70年代末，亨利·詹姆斯已经完全融入伦敦的社会生活，彻底伦敦化了。在文学创作中，他延续、扩展、深化《热情的朝圣旅行》和《国际风波》中的伦敦主题，将对伦敦的书写作为自己创作的重心。在1879年6月8日写给格蕾丝·诺顿的信中，亨利·詹姆斯不但坦诚自己已经成为“一名绝望无助的伦敦佬”，而且含蓄地表达了会将伦敦作为书写的对象。“实际情况是我非常喜欢伦敦，因而我可以随意地对其进行描写。”19世纪80年代，亨利·詹姆斯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伦敦的小说，包括短篇故事《包围伦敦》（1881）、《芭比丽娜伯爵小姐》（1884）、《职责之路》（1884）、《伦敦生活》（1888），以及长篇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1881）、《卡萨玛西玛公主》（1886）、《悲惨的缪斯》（1890）。其中，《卡萨玛西玛公主》被公认为亨利·詹姆斯最典型的伦敦主题小说。像狄更斯刻画伦敦的方式一样，他在小说中将伦敦塑造成一个微观的小世界，细腻地描述了伦敦方方面面的情况。“19世纪英美小说中，将大城市描绘得最恢宏、最丰满、最细致入微、最令人信服的就是《卡萨玛西玛公主》。这是詹姆斯对伦敦刻画得最全面的一部小说，是他向伦敦致敬的一部小说。”伦敦的都市景观和时代状况为詹姆斯的想象力注入巨大的能量，促使他对伦敦各种各样的都市元素加以观察、感知、思考、想象，以此为这部小说积累必要的写作材料。

1884年12月12日，在给托马斯·萨金特·佩里的信中，亨利·詹姆斯写道：“整个上午我一直在米尔班克监狱为小说中的场景搜集素材。”在此，他提到的小说就是1885年夏天开始创作的《卡萨玛西玛公主》。当詹姆斯着手写作这部小说时，他已经在伦敦生活了八年多，在这段时期，他不断地在给亲朋好友的信中和私人笔记中强调自己对伦敦的喜爱。截至此时，他已经创作完成以伦敦为主题的五篇随笔、五个中短篇故事。在1881年发表的《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也多次涉及与伦敦相关的场景。可见，他在书写伦敦主题小说方面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素材与经验。由此，约翰·兰辛·金米认为，对于亨利·詹姆斯而言，“到了该创作一部能够解释并再现日常生活的重要作品的时候了。这部作品应该以史诗的形式进行书写，包括巨大的都市区域、全体平民大众、时代亟待解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他还进一步强调：“这部作品一定要将伦敦书写为一个世界，而非一个社会。”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就是《卡萨玛西玛公主》。詹姆斯把伦敦称作“伟大的灰色巴比伦”，将小说的背景设置于1885年的伦敦。詹姆斯是都市中敏锐的观察者。他认为，伦敦是个巨大的迷宫，“对每个观察者而言，伦敦都隐藏着众多秘密”。他将小说的主要人物海叶森思·罗宾森塑造成“‘伦敦世界’微不足道但热情的观察者”。在他看来，海叶森思就是探究伦敦秘密、揭示伦敦秘密背后真相的人。在向托马斯·萨金特·佩里讲述他即将写作的《卡萨玛西玛公主》时，詹姆斯承认，“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然主义者”。詹姆斯将这部小说书写成一部关于19世纪80年代伦敦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在《卡萨玛西玛公主》中，詹姆斯试图明确地展示出自然主义式的城市生活全景，一幅他最初明显想通过漫步与观察得到最终结果的全景。”小说中，詹姆斯以自然主义的叙事手法，通过海叶森思从出生、成长、参与革命，直至最终自杀的短暂一生中与伦敦的密切关联，将当时伦敦的城市景观、时代思潮、阶级结构、政治和经济状况等诸多要素以全景画的方式再现给读者。“对于詹姆斯而言，再现实际上就是想象与观察。”他极其重视经验，而观察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积累过程。很大程度上，通过在伦敦将近八年生活中的丰富观察经验，詹姆斯以左拉式的寻找事实的写作方法为创作《卡萨玛西玛公主》做了充分的准备，最终借助对时代社会思潮和特征的熟稔、创造性的想象，详细、客观、多层次地再现了作为物质有机体的伦敦与社会现实。

在地理学意义上，詹姆斯将伦敦塑造成一个19世纪80年代的小世界，对伦敦的各个区域都做了或简略或详细的描写。伦敦城中的彭顿维尔路、河岸街、里森格罗弗街、埃奇威尔路、苏活区、布鲁姆伯利区、梅费尔区、伦敦东区、海德公园、米尔班克监狱、贝尔格雷夫广场等城市空间意象在《卡萨玛西玛公主》中以各自独特的空间特征被再现出来。在书写、再现这些空间意象时，詹姆斯并没有以本真的叙事手法单纯地呈现这些空间的物质形态特征，而是“在美学、社会、经济层面上，以隐含的方式建构出这些空间的精确特质”。《卡萨玛西玛公主》是詹姆斯唯一一部政治题材小说，它深刻地揭示了19世纪80年代伦敦尖锐的社会问题。特里林指出，创作这部小说时，詹姆斯正在对社会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将社会理解为民众与政治、正义与非正义的场所，改革与革命的阵地”。此外，特里林将《卡萨玛西玛公主》与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幻灭》、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等小说划归为同一类型，认为“这些小说可以由中心人物所处的环境加以界定”。可见，环境，也就是人物所处的空间背景，对阐释小说的主题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卡萨玛西玛公主》中，詹姆斯在书写伦敦的社会问题时，将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民众革命有机地融入对伦敦空间景观的描写中，把伦敦的诸多空间塑造成蕴含着权利、身份、性别等多维社会因素的体系，以此展示小说的主题。对于詹姆斯而言，伦敦形形色色的空间不再是空洞的容器，而是列斐伏尔所言的，“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属性，它实际上是充满了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现代监狱制度源于18世纪的欧洲，而自18世纪初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诞生起，伦敦的监狱就已经成为众多英国小说家相继关注、书写的对象。在《摩尔·弗兰德斯》等小说中，笛福对伦敦的新门监狱进行过形象的刻画；狄更斯的15部长篇小说都涉及对伦敦监狱的描写，监狱成为他批判社会现实的重要意象。亨利·詹姆斯创作《卡萨玛西玛公主》时，英国的现代监狱制度已经发展成熟，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更是设计出一种全景敞视监狱。福柯认为，19世纪全景敞视监狱的出现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监狱是现代社会中统治阶级实施的一种权力机制，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类似于全景敞视监狱的用现代政治技术对人实施规训的空间。全景敞视监狱俨然已经演变为社会政治层面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小说中，詹姆斯对伦敦的特殊空间、囚禁海叶森思母亲的米尔班克监狱进行了细致的书写。如上文所述，早在1884年12月，詹姆斯就亲自到伦敦的米尔班克监狱进行了实地考察，为在小说中书写该监狱搜集一手资料。詹姆斯在多篇书信和文章中都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十足的自然主义者。对于左拉、詹姆斯等自然主义作家而言，精确地再现客观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首要原则。因此，毫不奇怪，詹姆斯在写作这部小说前要对米尔班克监狱进行实地调研，他要以科学的实证方法将米尔班克监狱的真实面貌呈现给读者。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极为重视对否定性环境的描写，这种环境对人物命运的塑造往往具有主导性作用。在《卡萨玛西玛公主》中，詹姆斯以自然主义的叙事手法将米尔班克监狱再现为一个否定性的静止空间。在建筑形态的设计、构造上，米尔班克监狱是边沁所言的全景敞视监狱；作为现代社会的专政工具，其内部空间承载着囚禁、惩罚、规训罪犯的重要功能，是典型的国家暴力机器。

小说的开篇部分讲述了在监狱当差的鲍尔班克夫人拜访海叶森思的监护人平森特小姐，给她捎来口信——海叶森思即将离世的母亲佛罗伦汀·维维亚想在临终前与海叶森思见上一面，这为第三章中詹姆斯对米尔班克监狱进行本真的刻画做了充分的铺垫。作为监狱女看守的鲍尔班克夫人，由于一年到头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监狱里工作，沾染上了监狱的气质。她在平森特小姐家的言行举动隐含地展示出监狱对她的深刻影响。在叙述她与平森特小姐的谈话时，詹姆斯总是用“凝视”（gaze）一词来表现她注视平森特小姐的目光。根据福柯的观点，全景敞视监狱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监督者可以“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对被囚禁者有效的注视是此类监狱的重要机制。在倾听平森特小姐讲话时，鲍尔班克夫人报以凝视的目光，将她视为自己监控的对象。鲍尔班克夫人的行为举止不断地表现出其作为权力行使者的身份，在思考该怎样回答平森特小姐的问题时，她“从法律的视角”来确定该如何答复对方；她“从稳定的正义轨迹”看待海叶森思。在与鲍尔班克夫人交谈时，平森特小姐内心时不时地浮动着敬畏与恐惧，感到出现了一股“刑罚制度的冷光”。显然，平森特小姐家不再是单纯的生活、居住场所，而是演变为另类的全景敞视的权力空间，鲍尔班克夫人充当了监视者的职能，她用自己的目光、语言、在场持续地让作为被监视者的平森特小姐感觉到权力的可见性，其言行、思想应该受制于鲍尔班克夫人。然而，并非鲍尔班克夫人有意地要扮演监控者的角色，就像19世纪产业工人被异化为机器，由于长时间在监狱内做看守工作，她已经在无意识中完全被监狱物化。和被囚禁的罪犯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她也成为监狱规训的对象。工作之外的时间仍将自己视为权力的化身，把监控囚犯的权力编织到平森特小姐居住、生活的空间。因此，尽管再三强调平森特小姐带海叶森思去并不是强制性的命令，让她凭良心去考虑这件事，但是，鲍尔班克夫人表现出的强势的权力行使者的印记，已经暗示出平森特小姐对于这件事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

平森特小姐之所以对是否带海叶森思去监狱探视佛罗伦汀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是因为九年前她曾去伦敦著名的新门监狱探视过佛罗伦汀，新门监狱内出现的一幕幕恐怖的场景给她的记忆深处留下了难以抹掉的阴影。在邻居维奇先生的建议下，最终她还是决定带十岁的海叶森思去探视佛罗伦汀。实际上，在整篇小说中，詹姆斯都没有明确说明囚禁佛罗伦汀的监狱的具体名称，小说的叙事者认为，甚至佛罗伦汀在伦敦最好的朋友平森特小姐“在她从新门监狱被转移走后，都不知道她被押解到了哪个监狱”。在小说第三章，当平森特小姐和海叶森思靠近监狱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的深色塔形建筑”，“他们看到这座建筑物排放出的微暗烟雾飘到泰晤士河沿岸，从那扩散到整个街区”。很明显，这个监狱与伦敦的米尔班克监狱颇为相似。米尔班克监狱始建于1812年，位于泰晤士河左岸，靠近沃克斯豪尔桥。“这座监狱是依照边沁设计的‘样板监狱’即全景敞视监狱的样式建造而成的，福柯出色地描述了这种监狱建筑结构上的监视功能，考察了其对身体的规训机制。”

米尔班克监狱被光秃秃的、非常厚实的围墙保护得十分严密，散布着几个丑陋的平顶塔，这给平森特小姐造成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看起来非常邪恶，而且她心存疑问，如果为了公正与秩序，将这座监狱作为社会正义力量的象征而建造，那么为什么要赋予它这么一副邪恶的面孔呢？”显然，“厚实的围墙”和“平顶塔”是典型的全景敞视建筑的主要特征，厚实的围墙起着将监狱的整个内部空间封闭、隐藏起来的功能，平顶塔就是对众多囚室进行监控的瞭望塔，扮演了观察每个囚室中的囚犯的角色。在这样的空间中，囚室中的每个被监视者都被纳入权力的包围中，只能主动地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行事。由此，米尔班克监狱构成运用监视手段对囚犯进行规训的最佳空间。在监督者目光的注视下，佛罗伦汀与其他在该监狱服刑的囚犯毫无自由和隐私可言，权力成为这个空间内最具震慑力的力量，监督者的凝视目光构成囚犯最忌惮之物。平森特小姐对米尔班克监狱的印象正是詹姆斯本人对该监狱的评价。1884年，参观完该监狱后，詹姆斯认为：“米尔班克监狱比其他具有惩罚功能的建筑更具暴力性。”监狱本身是社会正义与秩序的维护者，却以丑陋、邪恶的面孔呈现给囚犯，这种现象颇令人困惑不解。实际上，丑陋、邪恶的规训空间可以在心理上给囚犯施加压力和恐惧感，监狱灰暗的外表和阴暗、迷宫般的内部结构可以增强监狱作为惩罚空间的意义。福柯认为：“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无论是平森特小姐在这个庞大的规训空间内见到的封闭的门，还是将门和人迹罕至的道路分隔开的半圆形廊道，都是空间权力效应的具体体现，空间的规训机制散布在这座监狱的各个角落之中。可以说，在19世纪建筑史上，米尔班克监狱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空间，一方面，它是典型的权力式空间，是一种权力剧场；另一方面，它的空间结构并不符合当时的美学标准。实际上，全景敞视建筑本身就有悖于建筑的美学原则。

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重合一的空间辩证法。城市中的任何一条街道都是这种空间辩证法的具体体现。行人在行走和观看中实现了对街道具体物质空间的感知；城市规划者在规划、设计、建造都市街道时都会将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等政治因素作为主要的考虑条件，按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意志有目的地“生产”街道，划分街区；街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物，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然而，自城市诞生之初，街道就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街道早已演变为展示政治权力的符号，街道的政治属性充分体现出纷繁多样的社会关系，再现了一个城市内部或整个社会中存在的复杂的阶级结构体系与阶级、社会矛盾。城市中复杂的街道网络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权力系统，街道的各个角落中都存在着政治权力，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与行人个人身份相关的诸种因素毫无掩饰地呈现出来。很大程度上，街道就像一个毫无隐私可言的全景敞视监狱，每个行人都是人群中的一个普通个体。在行走过程中随时都会遭遇其他行人的目光，受到与之相邻的陌生人的观看。街道上的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观看其他行人的人，也是被其他行人观看的对象。在观看与被观看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差异对象，但每个人在这里也能发现自己的同类，发现自己的归属阶层”。由于不断地受到陌生人观看，行走在街头巷尾的人们在目光的宰制下，总是刻意地装扮自己的身体，表演自己的身份。

《卡萨玛西玛公主》与伦敦的街道具有密切的关联。在小说的序言部分，詹姆斯讲述了这部小说与伦敦街道的渊源关系。“这部小说直接来自我在伦敦定居的头一年养成的在街上散步的习惯和兴趣。为了健身、娱乐、搜集创作素材，我经常散步，尤其是晚上在其他地方消磨时光后，我总在凌晨时分步行回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经常步行回家使我对伦敦产生多种印象，这些印象激发了我对一个问题的关注。于是，过了一段时间，这本书就诞生了。就像我回忆的那样，对伦敦的细致探查，这个庞大城市直接对想象力造成的冲击，促使其快速做出回应，都充分说明了这部著作形成的部分原因。”詹姆斯声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海叶森思就是“在伦敦的人行道上迸发到他的脑海之中的”。“《卡萨玛西玛公主》是一部关于伦敦的秘密、密探和从事秘密活动的社团的小说，也是一部有关观看、看与被看的小说。”通过土生土长的伦敦人海叶森思在伦敦街道上的不断行走，叙事者把不同的故事情节编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将伦敦不同区域串联起来，构建起一幅完整的伦敦地形图。更为重要的是，在海叶森思的行走过程中，伦敦的街道成为一个隐喻性的空间，明显体现出列斐伏尔所言的三重合一的空间辩证法的特征。随着海叶森思参与革命活动的不断深入，伦敦隐藏的秘密被不断揭示出来，街道的政治功能得以深化。“看与被看、认知与被认知的欲求是詹姆斯式都市的一个重要特点。”海叶森思就像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游荡者，集观看的主体与被观看的对象、认知的主体与被认知的客体双重身份于一身。在不断行走的过程中，他赋予观看一种新的空间政治维度。如果说海叶森思与舒尔托等人在太阳月亮酒吧内谈论革命事宜的行为是一种密室政治，那么，他行走的街道就是表演性的身体政治。因为，“街道上的政治从来都是身体政治”，只不过海叶森思在伦敦街道上表演的是一种用目光建构起来的观看政治。

街道是具有自身独特节奏的空间，行人一旦踏上街道就会受到街道语法的制约，按照所处街道和城市的节奏展开自己的行动，在街道上行走，凝视街道两旁的都市景观，思考自己的心事。在伦敦街道上行走、观看是海叶森思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当他还是个小淘气鬼时，海叶森思就已经开始在这个伟大的城市中漫步了。”伦敦街道上的“行人”“四轮马车”“形形色色的商品”“路灯”等各种街景都是他观望的对象。一天晚上，他与米莉森特从洛马克斯步行去她的住处，街道上充斥着底层民众的身影和话语声。他感受到伦敦湿润的空气，以全能的观察者的视角看到“隆冬的雾气弥散于整个街区，令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使这个街区看上去显得更宽大、更拥挤，在路灯的玻璃罩上显现出光晕，散发出暗淡的射线与蒸汽的水流”。借助海叶森思的视觉，读者感知到一幅雾气笼罩下的伦敦的画面，雾气给海叶森思经过的街区增添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使其显得更加怪诞、诡异，“光晕”“暗淡的射线”“蒸汽”将这个街区塑造成一个梦幻的异托邦。实际上，雾气给整个街区空间的氛围造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隐含地显示出这个街区贫困、凌乱、肮脏的情形。詹姆斯写作这部小说时，伦敦正处于保守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激烈交锋状态。这两种思潮均视社会变革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在当时都有众多支持者。很大程度上，对于初入社会的海叶森思而言，他势必受到这两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处于一种该如何抉择的矛盾状态。“在詹姆斯的伦敦，几乎每个人都处于运动的状态中。在街道上行走、观看是海叶森思运动的主要形式。街道已经成为特殊的政治体系空间，促使他不断地观看、思考，涌进他目光中的异托邦似的场景使他在政治抉择上显得更加茫然。由此，他的观看不再是常规意义上的随意浏览，而是充斥着政治情感，是一种颇具政治性意味的目光，“反映出他困惑的心情”。

“《卡萨玛西玛公主》的中心不是即将到来的革命，而是读者颇为熟悉的詹姆斯式的意识主题。”换言之，这是一部类似于少年维特的多愁善感的海叶森思追寻生命意义的小说。他感知世界和认知自我的方式是亲自在伦敦街道上进行体验和批判性观看——“借助视觉，他捕捉到对伦敦的印象，并对之进行思考”。海叶森思目光中的伦敦异托邦场景映射出他在政治抉择上的踌躇。同样，通过在街道上观看、凝视、思考，他在万花筒般的伦敦街景中寻觅到自己追求的政治抱负。小说第十一章中，当海叶森思在伦敦街头漫步时，“他在用眼睛思想，有时甚至是用脚步尾随着其他行人；他们好像是在告诉他什么是高级文明的精髓。此刻，当他反思暗中拥护的运动时，感到非常惊恐。……当想到他必须要做出抉择，不能再秘密地为推动民主而工作时，他感到十分沮丧”。可见，在街道上，视觉机器具有强大的功能，海叶森思已经成为观看和被观看的双重对象。对他而言，在观看其他行人的同时，也成为其他行人注视的对象。他尾随的行人的目光具有强大的政治学意义上的规劝力量，促使他去思考真正的民主是什么。与此同时，海叶森思本人视觉中的对象使其处于不断的烦恼之中。他出生在伦敦的贫民区，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一样。他对伦敦有些复杂的情感，在他充满政治维度的视野中，伦敦是一个邪恶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因此，当他感到无法再为民主事业而斗争时，失落感油然而生。当然，这同样坚定了他为伦敦的革命事业献身的决心，推动了小说情节的进一步发展。

在海叶森思参与革命工作的不同阶段，他的视觉中都会出现相应的伦敦城市景观。当他感觉彻底被卡萨玛西玛公主抛弃后，怀着极其郁闷的心情去店里找米莉森特时，他走上街头，穿过广场、公园，一种毫无目的的欲望促使他再次沉浸在这个他熟悉、热爱，给予他微笑、泪水、自信的巨大而冷漠的城市中。天气昏暗而潮湿，“在他眼里，伦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豪地、公开地彰显帝国历史的痕迹”。显然，在海叶森思的视域中，伦敦是一个矛盾的意象：既有阴暗、冷漠的一面，也有光明、积极向上的一面。伴随着爱情失意和对革命事业的质疑，伦敦的双重意象身份同时凸显，阴暗与强大交相呼应。但是，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自己感情生活和革命工作的质疑，冷漠的伦敦使他对爱情丧失了信心，而伦敦展示出的帝国痕迹促使他对自己参与的政治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海叶森思与伦敦保持着一种难以确定的关系，他看到的这个非真实的、迷幻般的伦敦意象是对他从事的革命工作的猛烈打击，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理想的破灭，并最终造成他自杀身亡。可以说，海叶森思的生命始于在伦敦街道上的行走、观看。在他不断的观看中，伦敦这个庞大的都市空间中隐含着政治意义的各种景观意象，在推动他成长的同时，也造就了他悲剧的人生结局。

19世纪中期，机器大工业在城市中的聚集导致城市工业化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传统的工业生产形式被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所取代，城市演变为真正的生产中心。制造业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商品生产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事服装、化工、金属、纺织制造的公司在巴黎、伦敦等西欧城市中成倍地扩增，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以空前的速度激增。毫不夸张地说，城市成为商品景观的社会，商品拜物教的魔力控制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催促人们更加频繁地投身到消费活动中。随着人们工资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能力也得到相应的提升。时尚商品展示出的魅力与相互攀比的消费风尚，不断地刺激着各个阶层的人经常出入各种类型的消费场所。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即芒福德所言的“购物者大军”成为时代重要的特征。现代化的百货商店、酒吧、餐厅、咖啡馆等消费空间在城市中随处可见，成为城市中最具特色、数量最多、颇为豪华的公共领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不断出现的新型消费需求的影响下，传统的商店不得不进行改造、变革，新型的零售商店逐渐兴起。在现代广告和推销技巧的推波助澜下，新兴的百货商店进一步将大众消费推向高潮。从《董贝父子》起，狄更斯就开始关注商业和科技如何通过金钱和工业重新塑造城市。尽管他仍将伦敦视为毫无希望、不可救药的城市，但是伦敦作为19世纪英国消费中心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伦敦西区不断地见证了城市生活如何适应频繁变化的时尚消费的过程。

《卡萨玛西玛公主》是一部展示伦敦社会生活变化的小说。19世纪80年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变化都被詹姆斯书写到小说中，新型的消费方式也不例外。读者对海叶森思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常站在街对面的糖果店前，这个小糖果店狭小的、脏兮兮的玻璃陈列窗里摆放着对小孩颇具诱惑力的定期文学刊物、软太妃糖、硬棒棒糖等各种商品。詹姆斯以这种方式安排海叶森思在小说中出场，为他后来经常乐此不疲地将店员米莉森特和亨宁作为自己交谈、散步的同伴做了暗示。同时，这部小说也开启了詹姆斯对伦敦消费空间的书写。19世纪后半期出现的百货商店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购物经验。百货商店为各个阶层都提供了所需的商品，并对它们明码标价。明码标价造成店家与消费者之间讨价还价状况的结束。这实际上体现出公共领域在人们生活中的变换，即人们从主动的相互交往过渡为一种交往更为稀少的公共性体验。海叶森思和亨宁都喜欢在伦敦西区商店的橱窗前漫步、驻足，欣赏摆放在那里的时尚商品。在店里，亨宁还随意地拿起心仪的商品仔细打量，并将其称作属于自己的东西。海叶森思则打趣说她挑选的商品丑陋不堪，并讥讽她毫无品位。在19世纪的百货商店中，商家已经注意到内部空间结构对销售商品的促进作用，借助商品展示的技巧刺激消费者的购物欲望。正如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所言，将众多平淡无奇的商品进行“出乎意料的并置”，可以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因为它们“暂时变成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物件，变成了一件陌生的东西。……购物的欲望就来源于从这些物件中暂时获得的新奇感和神秘感”。商家将百货商店塑造成一个巨大的规训空间、商品拜物教的场所，身处其中的是像海叶森思和亨宁一样的消费者。他们在观看商品时，商品也在紧紧地凝视着他们，时时刻刻以一种权力的目光规劝他们要践行消费行为。在古希腊，作为城市消费空间的广场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女性和奴隶没有进入广场的权利。现代化百货商店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百姓，经营策略是用较低的利润保证销售量不断增加，竭力将各个阶层的消费者引诱前来消费。海叶森思和亨宁都是典型的底层社会人物，但是，像左拉笔下的法国妇女随意出入巴黎的好商佳百货商店一样，他们也可以在伦敦的百货商店内随心所欲地观看、欣赏，甚至还可以任意地试穿或试戴某个商品。在那一瞬间，他们俨然成为该商品的临时所有者。由此，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百货商店消解了隐含在城市中的等级制度，成为具有民主性质的空间的最佳范例。

18世纪时，英国出现了女性消费者。19世纪后半期，随着针对女性公众的时尚杂志和现代化百货商店在伦敦大量涌现，尤其是在广告牌、海报、商店橱窗的刺激下，女性开始成为消费的主导力量。每天下午两点至四点之间，成群结队的女士都会涌入伦敦西区的商店中，观看、挑选、购买各种时尚商品。尽管米莉森特和亨宁在商店里工作，但是，与伦敦其他女性一样，她们仍然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伦敦的大街上闲逛，紧盯着商店的橱窗”。消费领域，传统意义上的男性中心主义开始被解构，女性逐渐取代男性成为日常消费活动的中心角色——不但难以挣脱城市的诱惑，更无法摆脱时尚的吸引。对伦敦的女性而言，逛街、浏览橱窗已经演变为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行走在伦敦的大街上，女性常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商店的橱窗，观看、挑选商品，这俨然成为城市中重要的景观。此时，商店的橱窗已经沾染上性别的标签，很大程度上成为女性的专利品。

詹姆斯对小说的结构做了精心的设计，海叶森思以在糖果店的橱窗前凝视里面的商品进入读者目光中。小说的最后一章，海叶森思自杀前，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是他仔细地观看亨宁工作的百货商店的橱窗。这样，小说的首尾做了精确的呼应。之后，海叶森思进入百货商店。他看到，“百货商店里有许多购物者，大多数都是女人，也有男人，但只有三四个”。可见，百货商店塑造的所谓民主化的空间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女性而言的。正如左拉说的那样，“各家商店激烈地竞争就是为了女人，被陈列品弄得眼花缭乱后继续陷入它们的便宜货的陷阱里去的也是女人。……你有了女人，你连世界都卖得出去”。事实上，在有关19世纪购物消费的文本中，女性皆是中心角色，被贴上物质化的标签。对女性而言，逛街、购物是展示自我身份的必要活动。她们在百货商店寻觅到属于自己的房间，是体验生活、挑战男性权威的乐园。由此，百货商店沾染上性别的标签，成为打破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标志性空间。但是，哈维却认为：“当资产阶级妇女的角色随着拱廊街逐渐为百货商店取代，变得更加重要时，她们依然无法改变自己被剥削的命运，虽然这一次她们担任的角色是消费者而非家庭的管理者。对女性而言，逛街、看橱窗、购物以及在公共空间展示她们的战利品而非将其储藏于家中和闺房内，乃是出于时尚的必要。妇女自己也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尤其当庞大的大蓬裙开始流行时），不仅吸引目光，也成了商品与商业（其中散发着一股性冲动与性交换的气息）的展览场。”

在《卡萨玛西玛公主》中，对伦敦的物质空间加以书写时，凭借细微的观察，詹姆斯在将庞大的伦敦城市空间作为一幅全景画，从整体上把伦敦的物质与社会地理空间刻画成一个微观世界的同时，更重视对构成伦敦的各个具体空间元素的描写，突出伦敦城市空间元素的多样性特征。“在以伦敦为主题的随笔中，他强调，人们不能只谈论城市的整体形态，城市只是由众多个体性元素构成的集合体。”在《卡萨玛西玛公主》中，詹姆斯以自己独特的空间和政治意识对监狱、街道、百货商店等具体的伦敦城市意象进行了细微的刻画，并将政治元素有机地融入具体的空间中，使每个被书写的空间都显示出时代新兴的政治观念，展示出19世纪80年代伦敦复杂多样的社会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