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基石：本罪非纯粹行为犯，主观目的是关键分水岭
一种常见的司法误读是将伪造金融票证罪视为“行为犯”，即只要实施了伪造、变造行为，便当然构罪。然而，从刑法体系解释与法益保护目的出发，这一观点失之片面。该罪位于《刑法》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之中，其核心保护法益在于国家对金融票证的管理制度及由此维系的公共信用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忽略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当伪造行为与后续诈骗活动（如票据诈骗、贷款诈骗）存在潜在或现实关联时，主观目的便成为区分此罪与彼罪、甚至罪与非罪的关键标尺。
刑法理论通说及司法实践均表明，对于仅用于内部使用、无对外流通意图、未造成实际金融风险的单纯伪造行为，在入罪判断上应秉持刑法谦抑原则。因此，辩护工作的首要任务，便是厘清“非法占有目的”的规范内涵。
“非法占有目的”并非泛指任何形式的“欺骗”，而是一个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构成要件要素，其本质在于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权属状态，并排除权利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具体可分解为三个层次：（1）意图使伪造的金融票证进入真实的金融交易流通领域；（2）意图借此获取本不应享有的财产性利益；（3）明知并放任该行为可能导致他人遭受财产损失。而现实中大量“为完成业绩”或“应付检查”的行为，其主观目的通常止步于规避考核、避免问责，追求的是工作层面的“过关”，而非财产上的非法取得。这种动机与法律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存在本质区别，不应轻易纳入刑事追责范畴。
二、案例实证：目的导向下的司法认定差异
真实判例最能体现主观目的在定罪量刑中的决定性影响。以下两个案例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差异化理解。
案例一：为隐瞒挪用而伪造存单应付家人追查
在张某伪造金融票证案中，张某将母亲托其保管的15万元用于偿还个人网贷，为掩盖事实，花费1800元伪造两张面值共计15万元的银行存单交予母亲。后因男友要求取款，在银行柜面被识破案发。法院最终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辩护焦点与实务启示：若作为辩护律师，核心策略应聚焦于论证张某缺乏使假票证进入金融流通领域的主观意图。其行为动机系家庭内部隐瞒，目的在于维系亲情关系或避免家庭矛盾，伪造的存单仅作为“展示道具”使用，从未意图用于兑付、质押或交易。此类行为与以骗取银行资金为目的的伪造行为相比，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显著较低。辩护应重点收集相关沟通记录、家庭背景说明等证据，证明行为的封闭性与非流通性，并结合其初犯、坦白、未造成金融机构损失等情节，争取罪轻或缓刑处理。本案判决结果亦反映出法院对此类“非典型”目的行为的从宽倾向。
案例二：为民事诉讼举证而伪造银行转账凭证
在戚某伪造金融票证案中，戚某为在追讨债务的民事诉讼中增强证据优势，伪造了8张总额达12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提交法院。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按一般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应认定“情节严重”。二审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改判加重刑罚。
辩护与反制分析：代理此类案件时，面对“情节严重”的指控，需从多维度展开辩护：
目的辨析：戚某伪造凭证的直接目的是在民事诉讼中举证，意图影响裁判结果，而非直接骗取金融机构资金或进行金融交易。其行为主要妨害的是司法秩序，而非直接冲击金融交易安全，侵害法益的方式与紧迫性存在差异。
情节辩护：针对“情节严重”指控，可主张：伪造凭证虽金额巨大，但使用场景严格限定于诉讼程序，未流入金融市场，未对不特定交易主体构成现实威胁；且现行司法解释尚未明确本罪“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在存疑时应遵循“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宜轻易升格量刑。
证据对抗：应审查民事案件的裁判依据是否完全依赖伪造凭证，是否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基础，以削弱伪造行为与裁判错误之间的因果链条，进而反驳“造成严重后果”的指控。
对比与思考：两案均涉及伪造金融票证，但张某案系家庭内部隐瞒，戚某案则用于司法程序。前者未意图进入金融流通，后者虽涉司法但目的非金融诈骗。两案的判决差异及争议（如戚某案的情节认定分歧），恰恰凸显了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及其衍生危害性评价的复杂性。相较之下，那些以倒卖伪造票据牟利、或使用假承兑汇票骗取投资人资金的行为，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明显更高，依法应予严惩。
三、实务反制：构建“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辩护证据体系
在庭审中，将“无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论主张转化为法庭采信的事实，需依赖扎实的证据支撑与严密的逻辑论证。针对“为业绩、为检查而造假”的案件，律师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构建辩护体系：
行为证据：锁定使用的“内部性”与“非流通性”
收集内部会议纪要、考核通知、工作邮件、同事证言、装订有伪造材料的内部档案复印件等，证明伪造票证的使用范围严格限于内部闭环管理，从未也无意作为真实权利凭证对外流通或兑现。
结果证据：证明“无财产侵害风险”
通过司法审计、资金流向分析等方式，论证相关业务具有真实背景，伪造行为仅为形式“包装”，未导致也无可能导致金融机构或交易对手发生财产损失，从而排除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
动机证据：揭示“制度性压力”的外因
提供不合理的业绩考核文件、严苛的处罚制度、工作群聊记录等，客观呈现行为人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此举并非为违法行为开脱，而是为全面还原其行为动机——为避免职业不利后果，而非谋求非法财产利益，进而将其与典型金融诈骗分子区分开来。
事后证据：利用“态度与补救”反映主观状态
行为人案发后主动交代、配合调查、积极补救的行为，可从侧面印证其并无长期隐瞒或持续非法占有的故意。良好的悔罪表现往往与主观目的的临时性、浅层性相契合，有助于争取从宽处理。
四、风险边界与辩护策略的精细化
必须清醒认识到，并非所有“为工作”而造假的行为均可出罪。辩护律师需警惕以下可能引发罪责升级的风险点，并提前制定应对策略：
目的转化风险：若行为人以伪造票证虚报业绩，并据此骗取单位巨额奖金或费用报销，其目的可能由“应付考核”演变为“非法占有单位财物”，涉嫌职务侵占或诈骗犯罪。
场景异化风险：若“应付检查”的对象是具有资金审批权的上级或监管部门，并基于虚假材料成功获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利益，行为性质可能发生质变，构成其他类型经济犯罪。
失控外流风险：即使行为人主观上无意流通，但若伪造票证因管理疏漏流入市场，造成金融秩序混乱的实际危险或潜在风险，即便“非法占有目的”不成立，仍可能因“情节严重”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辩护必须精细化运作。对于确无“非法占有目的”、社会危害性极小的行为，应坚决主张出罪；对于目的模糊、处于灰色地带的案件，则应着力厘清行为本质，防止客观归罪，并力争最轻处理结果。
结语：在形式与实质之间捍卫正义
刑法的适用，贵在精准。伪造金融票证罪的认定，绝不能停留于对“造假”这一形式行为的简单否定，而必须深入探究“为何而造假”的实质动因。将那些在不合理考核机制下被迫“包装”业绩的从业者，与蓄意破坏金融秩序、骗取巨额财产的犯罪分子同等追责，无异于模糊了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的界限，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与公正性。作为辩护律师，我们的职责在于以专业视角和严谨证据，穿透行为表象，牢牢把握“主观目的”这一核心要件，在维护金融管理秩序与保障个体权利之间，寻求最契合法律精神的平衡点。这不仅是对当事人的负责，更是对司法理性与实质正义的坚定守护。
关键词
伪造金融票证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业绩造假刑事风险；
应付检查伪造凭证；金融票证无罪辩护；主观故意辩护要点；
情节显著轻微出罪；金融犯罪资深律师；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融犯罪辩护领域的权威专家。其执业生涯长期聚焦于金融犯罪，尤其在伪造金融票证罪的精细化辩护领域建树卓著，是业内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
林律师的核心专业壁垒在于，她率先在国内系统性地提出并成功实践了一套以“主观目的深度审查” 为核心的辩护方法论。她深刻洞察到，在此类案件中，单纯的行为定性远远不够，“为何而造假” 的主观意图才是决定罪与非罪的灵魂。凭借对《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构成要件数十年如一日的精深研究，以及对上百起涉及“业绩驱动”或“检查应对”型案件的实战淬炼，林律师形成了以精准拆解“非法占有目的”证明体系为特色的辩护风格。他善于穿透复杂的业务表象与鉴定证据，通过构建严密的逻辑与证据链条，有力区分“违规”与“犯罪”，为当事人厘清法律风险边界。
其执业成就集中体现在一系列重大、疑难案件中，通过成功论证被告人缺乏实质性的非法占有目的或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屡次为当事人赢得不起诉、定罪免罚乃至无罪等突破性辩护成果。林律师的实务思想与辩护策略，以对金融监管逻辑与个体行为动机的深刻理解、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严格把握而著称，其著述与观点已成为业内处理此类“目的认定”难题时的重要参考，享有极高的专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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