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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照片还挂在我家堂屋的墙上,黑白的,边角已经泛黄。照片里,我和秀英都穿着绿军装,她扎着两条麻花辫,我板着脸,像两根刚栽下去的电线杆子。

那是1975年,我刚从部队退伍回来,她刚从县里的妇女干部培训班结业。村里老少爷们儿起哄:“了不得,咱们村来了最强夫妻档,一个管枪杆子,一个管半边天!”

我和秀英的缘分,是从那条扁担开始的。

那年冬天,公社派下来任务,要在村东头的河上修一座桥。我是民兵连长,带着三十多个小伙子采石料;她是妇女主任,领着十几个妇女往工地上送饭送水。

有一回,采石场刚放了炮,大大小小的石头滚得到处都是。我正弯腰撬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就听见身后有人喊:“小心!”

我一回头,秀英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我身后,肩上还挑着两桶热姜汤。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头顶上一块脸盆大的石头就松动了,直直地砸下来。

她扔下扁担,一把将我推开。

石头擦着她的后背砸在地上,溅起的碎石碴子崩了我一脸。她整个人往前扑,我下意识伸手去接,两个人滚在碎石堆里。她的额头磕在我的下巴上,疼得我眼冒金星。

“你……你不要命了?”我爬起来,嗓门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坐在地上,拍着身上的土,倒笑了:“你嗓门大什么?我要不推你,这会儿你脑袋都开瓢了。”

那是我第一次仔细看她。二十四岁的秀英,眉毛又黑又直,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额头上磕破的地方渗出血珠子,她也浑不在意。

“谢……谢谢你。”我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三个字。

她站起来,拍拍屁股,挑起扁担就往人群那边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姜汤洒了,明天你多干一个时辰,补回来。”

工地上的人都笑。有个愣头青喊:“连长,妇女主任让你加班,你加不加?”

我没说话,捡起地上的撬棍,闷头干到了天黑。

第二年春天,桥修好了,我和秀英的事儿也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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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那天,没摆酒席,就在大队部的院子里,一人一碗红烧肉,一碟花生米,一壶红薯酒。村里的老支书当证婚人,他举着酒碗说:“秀英这丫头,我看着她长大,泼辣,能干,心眼好。你小子在部队上锻炼了五年,回来给咱们村当了连长,也是个好样的。你们俩凑一对,是咱们村的福气。”

秀英低着头,脸比墙上的红纸还红。我端着酒碗,手心里全是汗。

晚上,回到我们那间土坯房,洞房里就点着一盏煤油灯。秀英坐在床沿上,我站在门口,两个人谁也不说话。

最后还是她先开口:“你站那儿当门神呢?”

我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攥着衣角。我犹豫了半天,伸手把她的手握住。她的手粗糙,指节上有厚厚的老茧,那是挑扁担磨出来的。

“以后,”我说,“我帮你挑水。”

她抬起头看我,煤油灯的光在她眼睛里一跳一跳的。然后她笑了,还是那种眉眼弯弯的笑。

“我不用你挑水,”她说,“我就要你记着,那年推你那一把,你欠我一条命。”

“记着呢,”我说,“记一辈子。”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我在民兵连,她在妇女队。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回到家,她纳鞋底,我修农具,煤油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一大一小,挨得紧紧的。

有一年夏天,连着一个多月没下雨,庄稼都蔫了。公社号召抗旱,我带着民兵连去五里外的河里挑水,她带着妇女队在村里挖沟渠。

连着挑了三天水,我的肩膀磨破了皮,血把汗衫都洇红了。第四天晚上回到家,秀英没像往常一样在灯下等我。我进屋一看,她趴在炕上,腰上缠着厚厚的布条,布条上洇出褐色的血迹。

“怎么了?”我蹲下去问。

她侧过脸,脸色白得像纸:“没事,挖渠的时候塌了一块土,砸了一下。”

我撩开布条看,腰侧青紫了一大片,有几道口子还在往外渗血水。

我的手抖起来,声音也抖:“你怎么不早说?你怎么不歇着?”

她抬手摸摸我的脸,手指冰凉:“你不也挑着水呢吗?肩膀上那伤,当我没看见?”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给她烧水擦洗伤口。她的手一直攥着我的衣角,疼得直咬牙,愣是没吭一声。擦完伤口,我躺在炕上,把她搂在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头顶。

“秀英,”我说,“你以后别这么逞能了。”

她在我怀里动了动,声音闷闷的:“你也是。”

最难忘的,是那年发大水。

七月的雨,下得天都漏了。半夜里,河水涨上来,把村东头几户人家全淹了。我披上雨衣往外跑,秀英一把拽住我:“等等,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我说,“水太大,你留在家里。”

她已经穿好了雨鞋,系紧了领口的扣子:“我是妇女主任,那几户人家有老人有孩子,我不去谁去?”

没等我再说话,她已经冲进了雨里。

那一夜,我们俩在齐腰深的水里来来回回跑了十几趟,背老人,抱孩子,抢出粮食和衣物。天亮的时候,雨停了,水退了,全村人平安。

我靠着墙根坐下,浑身像散了架。秀英走过来,挨着我坐下,头发贴在脸上,裤腿上全是泥。

她从口袋里掏出半块饼子,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

“累吗?”她问。

“累。”我咬了一口饼子,是凉的,硬得硌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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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说话,把头靠在我肩膀上。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滴,一滴一滴,砸在石阶上。

“秀英,”我说,“咱们这算不算夫妻档?”

她笑了一下,声音轻轻的:“算。最强的那种。”

后来,桥修好了,渠挖通了,河堤加固了。村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和秀英的头发也一天天白起来。

儿女们长大了,去了城里,接我们去享福。我们去住了几天,又回来了。秀英说,城里好是好,就是听不见鸡叫,看不见庄稼,心里空落落的。

每天傍晚,我们俩吃完晚饭,就到村东头的桥上去坐一会儿。

那桥是我们当年一起修的,桥栏杆上的水泥还留着我的手指印。桥下的水哗哗地流,河边的稻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有时候,会有年轻人路过,问我们:“大爷大娘,你们在这儿看什么呢?”

秀英就笑着指指桥,指指河,指指远处的稻田:“看我们这一辈子。”

我坐在旁边,看着她的侧脸。七十三岁的秀英,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可是笑起来,眼睛还是弯成两道月牙。

我伸手,把她的手握住。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指节上还是那些老茧,那是五十年岁月磨出来的。

她没回头,只是手指动了动,反握住我的手。

河风吹过来,带着稻花的香味。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有人家的灯已经亮起来了。

我想起那年她推开我的时候,那块石头砸在地上的声音;想起洞房里那盏煤油灯,她眼睛里跳动的光;想起发大水的夜里,她递过来的那半块凉饼子。

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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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往她身边靠了靠,她没动,只是把头轻轻偏过来,挨着我的肩膀。

“秀英,”我说。

“嗯?”

“谢谢你那年推我那一下。”

她没说话,握我的手紧了一紧。

夕阳落在河面上,碎成一片金红的光。

作者:清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