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将领里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打起仗来，让首长欣赏和喜欢；他们发起脾气倔起来，让首长有点头疼。
在这批人里，钟伟是排得上号的。他性格刚烈，敢打敢拼，敢怒敢言，在战场上是让首长拍着桌子叫好的“虎将”。
要读懂钟伟，得先读懂他的脾气。在战场上他不瞎横，也不乱耍性子，他对战机特别敏感，对打赢仗特别渴望。
他个子不高，瘦瘦的，但一打起仗来眼睛就发亮，那种亮，是猎人闻到猎物味道时的兴奋。他的脾气，靠的是他这种对战场的独特感觉。
1944年打高沟，别人硬冲碉堡死了好多人，他却让战士们抡起铁锹镐头，挖了一整夜交通壕，一直挖到城墙根底下，用炸药把墙炸开，只伤了十几个人就拿下了据点。
1945年打淮阴，他又想出新招，搭了个比城墙还高的台子，架上机枪压住敌人火力，再挖地道送炸药，五分钟就攻进城，九千多守敌全被消灭。这种“猛得像老虎，机灵得像狐狸”的打法，就是他敢在战场上“不听首长指示”的底气。
而这种底气，在1947年的靠山屯之战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1947年3月，东北战场正打着“三下江南”战役。钟伟带着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五师，接到总部命令：马上往东走，配合兄弟部队包围大房身的敌人。
队伍走到朝阳川北边，靠山屯方向突然传来枪声。侦察兵跑回来报告：敌88师正在靠山屯一带，看样子想往德惠撤。钟伟一听，眼睛亮了:他们这是刚停下来、还没站稳脚跟的撤退队伍，送上门来的肥肉啊！
可命令摆在那：必须往东走。师指挥部里，大伙吵开了。
政委王凤梧、参谋长王良太都主张执行命令：总部安排是大局，万一坏了整个战役，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但钟伟有他自己的判断：敌人正在撤退，阵脚有点乱，准备也不充分，心思不在打仗上。
咱们附近的兄弟部队可以支援；前两次南下五师都没打上仗，战士们士气正高，这一仗可以打，于是他拍板决定:打！出了事我担着！
这一打，就打出三次不听首长指示。
第一次，下午四点多，林总来电报催他们快走。钟伟看了一眼，接着指挥部队进攻。第二次，晚上七点，第二封催促电报到了。钟伟让报务员回话：“我这已经消灭敌人一个营，又发现一个团，脱不开身。”第三次，第二天下午两点，第三封电报口气更急了。参谋急了：“师长，快撤吧！”钟伟火了：“谁再敢说走，我毙了谁！”
正吵着，侦察兵又跑回来报告：敌人两个师从德惠出来，奔着靠山屯来了，想救被围的人。钟伟不但不紧张，反倒笑了，可以围点打援了，他马上给林总发电报：“我又抓着大鱼了，快叫一纵队过来配合我吧！”
后来的战果证明，钟伟这一把赌对了：五师把靠山屯的守敌全歼，1300多人一个没跑。东北民主联军主力趁势围过来，把敌71军两个师包围在郭家屯一带，又消灭了7000多人。一场本来不大的战斗，硬是打成了一个大胜仗。
仗打完后，林总不但没批评，反而通令表扬了他，意思就是；钟伟果断抓住战机围点打援。这是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 ，肯定了他的的积极性和机动性。
1948年初，林总表示想提拔他当纵队副司令。钟伟的回话很直接：“宁当鸡头，不当牛尾。”林总想了想，后来直接任命他当第十二纵队司令员。这是东北野战军里唯一一次从师长直接升纵队司令的。
这事里头，藏着读懂钟伟的关键：他不是胡闹，是在明白大局的前提下，抓住战场上那一闪而过的机会。他敢不听，是因为他听懂了战场上传来的真实“命令”。
而首长能容他，是因为在打仗这事上，他们目标完全一致，这都是为了打赢。这种宽容，是对一线指挥员专业判断的最大尊重，也是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实在的证明。
纵观钟伟的脾气，其实和本事相伴一辈子。
钟伟的革命路，是从湖南平江起步的。1911年生在农民家里，1928年跟着彭老总参加平江起义，1930年加入红军。他打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走过长征，到陕北后当过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有意思的是，他早期干的是政工。但这丝毫不妨碍他的“虎气”。1935年，张国焘闹分裂，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钟伟坚决反对，被打了四次，始终没低头。这种为原则豁得出去的刚烈，陪了他一辈子。
真正让他显出军事本事的，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这些仗，每一件都能看出钟伟的“脾气”：他从不走寻常路，但每一次“不寻常”背后，都是对地形、敌情、士气仔细盘算过的。他不是莽撞人，是动脑子打仗的猛将。
但他的脾气，也确实让他吃过亏。
1939年，他在鄂豫挺进纵队当团政委，跟领导层在打仗路子上有分歧。纵队决定派三个新组建团去敌后开辟根据地，钟伟死活不同意，说这些团的人大多是刚收编的，没训练，就这么出去肯定吃亏。意见没被采纳，还被说了一顿。
脾气上来的钟伟，走了两个月、一千多里路，投奔苏北新四军军部去了。
后来的情况印证了他说的——那三个团开进敌后不久就损失惨重。但按组织规矩，这种“离开”的做法，确实不妥。这份档案里的记录，很多年后评军衔时，成了一笔绕不过去的账。
1959年庐山会议后，军委开大会讨论彭老总、黄克诚。大家各抒己见：有数落他们的，有批评的，反正措辞比较严厉。钟伟听着听着当场站起来拍桌子表示：“这全是胡说八道！”同时大声为彭老总和黄克诚作解释，情绪激动，导致会场一度气氛不太好。
后来钟伟当场被带走，撤了职，下放到安徽省农业厅当副厅长。
这是钟伟脾气最让人心疼的一面。他明知道会是什么后果，还是站出来了。彭老总临终前，还念叨着钟伟的名字。
一说到钟伟的脾气和个性，就得提起1955年，他获得了少将军衔，还得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对这个结果，钟伟自己是有想法的。他当过纵队司令，当过军长，有些当年是他手下师长的人都成了中将，自己却是个少将。他甚至说过气话：要把勋章“挂在狗尾巴上”。
要知道他为何只获得少将军衔，得客观地看几个方面：
第一，资历有“破格”也有“短板”。 钟伟红军时期最高的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这个资历在开国将领里算中游。解放战争他从师长直升纵队司令，是破格提拔，但也意味着他当正军级干部的时间比别人短。1955年评军衔很看重任职时间的长短，这是个客观情况。
第二，档案里有“印记”。 1939年那次“离开”，档案里也有记录。评军衔的时候，组织上是会参考的。
第三，青树坪战役失利。 1949年8月，钟伟当四十九军军长时，在湖南青树坪因为追得太急，中了敌人埋伏，损失不小。虽然最后突围出来了，但这是一次战役级的失利。评军衔要综合看，这种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排名。
第四，四野的人太多，名额太挤。 第四野战军能打仗的将领一抓一大把，有限的少将、中将名额，纵队司令这一级的人抢得特别凶。李天佑、韩先楚、洪学智这些人占了上将、中将的位置后，留给钟伟他们的空间就不多了。
但这些因素，不能简单说不公平。评军衔是个复杂事，要平衡战功、资历、任职时间、历史记录、各单位名额，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钟伟的少将，是这些因素凑在一起的结果。
重要的是，组织上不是简单“给个少将”就完事了。毛主席知道他心里有疙瘩，亲自点名让他当北京军区参谋长，因为这个位子通常是中将甚至上将干的。
这是“低衔高配”的用心安排：用实际职务补军衔上的遗憾，既保住了授衔制度的严肃，又让他的本事有地方使。
钟伟后来的日子，证明了他配得上这份信任。
他对自家人严得有点“不近人情”。1949年，二十年没见的儿子钟来良找着他，想在长沙找个事做。钟伟说：“我看你啊，就是个种田的料，回去吧。”钟来良在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
孙子钟社生在黑龙江当兵，复员时本来可以留哈尔滨。钟伟写信给部队领导：“让他回家自己努力。”孙子们进北京找他，老战友杨勇想帮忙安排工作，钟伟不干：“老杨，你别管，让他们自己闯。”他给孙子们立下“四不许”：不许提我的名字，不许跟人争名争利，不许吵架，不许干坏事。
堂弟偷了牛，平江县委写信来问怎么处理，他打电话说：依法判，谁来讲情也不行。
1984年，黄克诚去看他，知道他儿孙全在农村，感叹道：“老钟，你真了不起！”
那一年，钟伟写下遗嘱：“我最爱的党！我死之后不必给我补发什么薪金，因为儿女们都能生活了，我自己也没欠任何账；我的电视机和冰箱都作为党费交给党……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平江天岳书院，我们起义的地方。同志们，就此永别了。”
6月24日，钟伟走了，七十三岁。
钟伟这一辈子，是“本事”和“脾气”搅在一起的一辈子。他的本事，是战场上办法多、能打胜仗，是生活里不沾公家光、对得起良心；他的脾气，是大是大非面前不低头、豁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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