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三月末的重庆，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焦灼。南昌失守的电报送到蒋介石案头时，这位看起来精干的浙江人极内愤怒，据说连办公室外的侍卫都听得一清二楚。而这一次老蒋痛斥的焦点，直指负责赣北防务的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在蒋介石看来，经营已久的南昌城竟在短短十日内易手，这不仅是战略上的失败，更是负责将领的严重失职。
聚焦南昌
南昌这座城市绝非寻常之地，它东临鄱阳湖，西靠赣江，是贯通中国东南的战略纽枢。更重要的是，它掩护着连接第三、第九战区的生命线浙赣铁路。中国空军以南昌机场为基地，不时袭扰江中日军舰船。
这样关键的南昌在对于日军来说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对于刚占领武汉、正欲巩固战果的日军华中派遣军而言，拔掉南昌这颗钉子，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军经过周密筹划，到三月中旬的时候，冈村宁次指挥的数个师团在江西北部悄然展开，剑锋直指南昌。
惨淡的现实
中国军队方面，防守这副重担落在了罗卓英的肩上。他统领的第十九集团军，下辖数个军，沿修水南岸至鄱阳湖西岸布下防线。从纸面实力看，防线并非薄弱。但战争从不按纸面推演进行。
三月二十日，战役关键转折到来。日军集中超过两百门火炮，向修水河对岸中国军队阵地实施了毁灭性轰击，不仅彻底摧毁了工事，更卑劣地使用了毒气弹。守军在猝然打击下陷入混乱，联系中断，军心因毒气而恐慌，防线被迅速撕裂。
罗卓英紧急调兵增援，奈何天公不作美，大雨导致道路泥泞，援兵行进迟缓。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却沿着公路高速穿插，一路绕过中国军队预设的坚固阵地，直扑南昌腹地。
此时，南昌城内防务却让人大跌眼镜，仅有一个师在城外布防，城里只有些非正规的保安队。等到蒋介石从桂林行营急调其他战区部队驰援时，战场节奏已完全落入日军手中。
于是在三月二十七日，南昌陷落。整个过程，快得让高层瞠目。
将军的无奈
公正客观的来说，罗卓英并非庸碌之辈。他是保定军校科班出身，是蒋介石亲信陈诚的“土木系”核心智囊，素有谋略。战前部署也算中规中矩。
但是战场瞬息万变，罗卓英的应对却暴露出他性格上的问题。
一方面，罗卓英对于日军主攻方向的突破速度和决心，似乎存在误判；另一方面，在防线被撕开后的应急指挥上，显得迟缓且被动，未能有效收拢部队组织起梯次阻击。
更关键的是，罗卓英麾下部分将领的表现加剧了灾难。在后来在反攻中，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就曾畏缩不前，私自后撤，严重影响了士气。
罗卓英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对于部队的掌控力和战场的危机嗅觉，在此刻显得不足。他的指挥风格，或许可以从更早的淞沪会战窥见一斑。
当时，罗卓英麾下部将郭汝瑰曾建议抓住战机，主动侧击进攻友军的日军，但被罗卓英以“持久抗战，要一线一线地顶”为由严词拒绝。
军准星这种相对保守、习惯于线性防御的思维，在南昌战役日军高速机动、多点开花的打法面前，就显得有些僵化和被动了。
蒋公的愤怒
南昌失守不仅意味着战略要地沦丧、浙赣铁路被切断，更严重打击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在老蒋心中，这恐怕不只是战术失利，更是将领指挥不力的典型。据记载，蒋介石“大肆咆哮”，并在四月十六日，给罗卓英下了一道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统一指挥部队，即刻反攻南昌。
蒋介石的这道命令，既是严酷的惩罚，也是最后一次机会。蒋介石甚至悬下重赏：“如攻克南昌，奖洋五十万元，官兵晋级。”
反攻南昌之战，堪称悲壮。
罗卓英指挥约十个师的部队，从四月下旬开始，向日军占领的南昌发起猛攻。战斗异常惨烈，中国军队一度攻入南昌市区，与日军展开巷战，甚至有人突袭了机场，一时间中国军队优势很大。
然而，日军凭借坚固工事和火力优势顽强抵抗，并不断增援。最令人痛惜的是，五月六日，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将军在冲锋督战时，身中炮弹，壮烈殉国。
重庆当年蒋介石虽严令限期克复，甚至阵前处决了畏战的段朗如以正军法，但战局已难扭转。五月九日，反攻南昌行动在付出重大伤亡后被迫停止。
大反攻虽未成功，但对罗卓英而言，这场苦涩的硬仗似乎成为了他军旅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一次淬火。他并未因此一蹶不振。
两年后的一九四一年，罗卓英在江西上高指挥了一场极为漂亮的会战。此战，他精密布局，各部协同得力，予来犯日军以沉重打击，取得了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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