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在抗战大后方（上）
文/司马戡
“五十年前我跟你祖父离开保山，每天按驿站的行程是走六十华里，特别难走的地方，还走不到六十华里，几个月才能够到北京。五十年后，要方便多了，但想不到还是这么难走”。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之际，73岁的赵老太太在孙子扶掖下，奔波一个月，从湖北襄阳寓所回到了云南保山故乡，一路坐过客车、搭过军车、住过各种大小旅馆，还遭遇过土匪洗劫。总结行程，赵老太太说出这样一番感慨。
赵老太太的丈夫陆寿图，晚清时在河南做过知县、到北京见过皇上，辛亥革命后在南京、武汉做过军阀幕僚，半生颠沛，终老襄阳。赵老太太随他宦游半个世纪，见多识广自不待言，对旅行条件变化的评论，可以归结为两个词“方便多了”与“还是难走”。对千千万万和赵老太太一样的旅人来说，这恐怕是抗战时期旅行的共同感受。
20世纪的中国，近代交通的骨架已经搭了起来，长途旅行已经注入许多现代化因素，但在西南内陆还远比不上沿海地区便利。抗日战争爆发，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摧毁了原本的交通动脉、截断了铁路与航运。但对身在后方的芸芸众生而言，该出的远门还是要出、该探访的亲戚还是要去，更不要提富贵险中求的商人，和出公差、赴新任的公教人员。大量流动的人群，压向远没有那么多接待能力和设施的后方，促进客运、住宿、餐饮的发展，也留下不少独特的衣食住行回忆。
行：什么都有，什么都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今天的主流远途交通工具。有飞机，各大城市设有飞机场，中国航空和欧亚航空两大公司对外出售客票，从北京一天抵达上海不是梦想。有火车，平汉铁路、津浦铁路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穿东西，还有粤汉铁路、浙赣铁路等新修线路发展延伸，火车带来了石家庄、郑州等新兴城市。有汽车，长途客车跨省联通，在没有铁路的地方长途旅行，也不用只靠骑马、步行。
但这只是赵老太太眼中的“方便多了”而已，“还是难走”的一面同样不容忽视。抗战中期，大后方民用航空还在勉力维持，从缅甸经昆明至重庆的航班，几乎是唯一的对外管道。票价高昂、一票难求自不待言，即便买到了票，也不一定能准时搭乘上飞机。
那时的民用航空原本就容易受气候影响，加上日本飞机袭扰，并非每天都有航班。旅客买票后，航空公司将名字排进候乘名单，根据每天情况依次通知。航班类似火车一样分段售票，但不时有人买了半程，抵达目的地却拒不下机，要到坐到终点再补票。都是买得起机票的体面人，航空公司也得罪不起，不敢直接赶人下去。有时航班几日不能成行，起飞时在起点就装满至抵终点客货，中途降落只为加油，要上机的旅客只能顺延排队、望机兴叹。
1941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3人，从昆明前往四川、重庆公干，好不容易买到3张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但是当天飞来的 “南京号”飞机超载，昆明的乘客无法尽数上机，只有梅贻琦一人成行。6天之后，罗常培已经排到了第一位，却又因一名买了仰光至重庆全程票的官员在昆明插队，被挤到了后面。又过6天，来的飞机在昆明可以上10名乘客，郑、罗两人才得以到重庆和梅贻琦会合。
这还只是排队难，毕竟人是安全抵达了。抗日的战火下，民用航空除了原本的事故风险，更“难走”的是日本侵略者的生死关。1938年8月4日，中航“桂林号”飞机从香港飞赴重庆，途中遭5架日军飞机扫射，迫降于广东省中山县境内，1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有14人遇难，包括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筠、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徐新六。这架飞机修复后改名“重庆号”继续使用，1940年10月29日执飞重庆至昆明航线时，再度遭遇日军战机，中弹起火后迫降焚毁，机上12人中9人死亡。
坐飞机如此危险，搭乘火车同样不轻松。抗战步入相持阶段，国内铁路干线所在区域多已沦陷，陇海铁路郑州至宝鸡一段成为仅存的干线。但日军在1938年3月占据了山西南部的风陵渡，架设火炮隔着黄河轰击陇海铁路往来列车，对面的潼关一段成为最危险的道路。火车抵达潼关前，往往停车等到天黑，关闭一切灯光后加速通过，以求降低对岸日军炮火的准头。有时还要全体旅客下车步行绕路，以保证火车的开行速度。
即使闯过了炮火关，还有很多危险等着旅客。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坐火车闯过潼关，她回忆，“搭车的难民拥挤不堪，连火车顶上都挤满了人。当夜间火车通过潼关城门时，洞矮，只听哗啦啦地往下掉人，许多人坠车丧生，腥臭味冲鼻，惨不忍睹。远处还不时传来轰隆炮声，更渲染了恐怖的气氛，令人毛骨悚然”。
相比之下，搭乘汽车好像更安全一些。身处后方，除了日军空袭、土匪打劫，似乎没有其他天敌存在。但是，资源紧缺之下，民用车辆往往过度使用、凑合维修，半路抛锚是家常便饭。影响旅行的不仅有车，还有路。当时柏油马路是稀罕货，只在少数大城市中心地带存在。大部分公路只是夯土道路，不但暴土扬尘，在连日雨水下还会坑陷、崩塌。除了没有合格的道路，还缺少合格的桥梁。大部分传统木桥、石桥，或是承重经受不住以吨计重的钢铁物件，或是宽度不允许车辆通行，汽车过河要寻觅浅滩徒涉，或靠驳船摆渡，河深水急，稍有不慎，随时会面对没顶之灾。
罗常培描述过公路局的长途客车，“上面的客人，远望黑乌乌的，比钉在一块臭肉上的苍蝇还多。其中有兵役署的公务员，有军人，有男女学生，还有其他各色人等”。拥挤只是小难题，旅途中各种不可预料的灾难才是大劫。梅贻琦一行人赴成都公干结束，返回重庆的路上，搭乘西川邮政管理局的邮车，到简阳七里碑遭遇山洪。司机试图开车涉水过河，没两下全车栽倒河道当中，车厢进了水。罗常培赶忙抢救行李，结果是“我的一个fibre箱子已经被水浸透，箱子毁了，衣服和稿子也全湿了”。
这还算是幸运的。1939年，邮政总局视察刘承汉过贵州乌江渡口时，所乘小轿车与一辆只搭载了小半车货物的卡车一同搭乘渡船。船夫估算两车重量相差无几，以为放置平衡，没料到船一启航就向卡车一边下沉，吓得几个船夫都跑去另一方向压船，才勉强稳住。原来，卡车上的货物是密度极高的钨砂，全车载重远超小轿车，而刘承汉坐在车厢里茫然不知。第二年行经此处，刘承汉的司机还在打趣“设去年惨遭没顶，今已周年纪念矣”。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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