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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至20日,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受邀参加的嘉宾有美俄印等60多位。

这次论坛,本来是谈安全、谈秩序的,但新加坡学者陈庆珠却谈起了政治,她表示美国算不上“军事单极霸权”,这还没完,转头她就呼吁取消安理会五常的一票否决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以务实著称的东南亚国家,为何要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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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论坛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办,主题叫“全球秩序的转折:认知变局与选择未来”。

阵容也不小,60多位来自美英俄印等国的外交人士和专家学者都在场,他国学者都再谈安全、质询,唯独新加坡学者陈庆珠再谈“霸权安全”。

她的逻辑很直白,甚至有点像把外交辞令换成大白话,她认为安理会是“棘手问题”,五个常任理事国里只要出现“侵略方”,想通过谴责性决议就很难。

卡在哪?卡在一票否决权,她接着把话挑明,说现在的规则像在告诉中小国家“强权即是公理”,可大家又离不开联合国,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既然别无选择,那就把联合国做强,把安理会的决策从“一人拍桌就散会”,改成“多数人说了算”,让更多愿意承担责任的国家参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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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之所以刺耳,不在于情绪,而在于它把一个长期存在、却经常被“技术性讨论”稀释的问题,重新拉回到常识层面。

当否决权和当事方利益绑在一起,安理会就容易在最关键的冲突上失声,这个吐槽并不新,但由新加坡这种小国在北京论坛上讲出来,分量就不一样。

它不像大国那样讲改革时总被怀疑“你是不是想换个规则继续当老大”,小国讲改革更像一句抱怨:你们把方向盘握得太死,我们坐在后排连刹车在哪都看不见。

不过,话说到这里就必须把现实摆上台面,否决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是二战后大国妥协的产物,本质上是让大国“愿意留在桌上谈”的交换条件。

你把否决权一下拿走,大国不一定更合作,反而可能更不买账,改革听起来像修理制度,落地却是重新分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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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最不缺口号,最缺能让各方都接受的交换方案,陈庆珠把问题说透了,方案却很难一步到位,这也是这番发言的张力所在。

更引人注意的是她对美国“霸权”的评价,有人说美国是军事单极霸权,她当场表示“我不同意”,但又补一句“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听起来绕,其实是典型的小国表达方式:嘴上不把词说死,心里把风险算得很清。

如果直喊“美国霸权”,等于当众给美国贴标签,小国外交最怕这种硬碰硬,她选择把“霸权”这个词先按下去,但把“力量现实”抬起来,等于提醒所有人:你可以讨厌现实,但别假装现实不存在。

她还说自己对这种力量格局“感到担忧”,因为“似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它”,这句话不算指责,更像一种无奈的风险提示。

当一个国家拥有压倒性能力时,制度对它的约束就会变得松动,其他国家只能盯着它的克制程度过日子。

她同时判断美国不会退出联合国,也不信美国会拒缴所有会费,这个判断也不玄学,美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设计者和受益者,退出等于自己拆自家房梁。

只要它还想在规则里占优势,它就不会轻易离桌,对新加坡这类依赖外部市场、依赖规则稳定的小国而言,美国“留在联合国”不是价值判断,而是风险管理。

把这段话和“取消否决权”放在一起看,就能读出陈庆珠的底层诉求:她不是来“站队”的,她是在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当大国力量差距明显、制度又经常被否决权卡住,中小国家到底靠什么获得基本的安全感?

她把美国的力量现实摆在台上,又把联合国的制度漏洞摆在台上,本质是在说:别光讨论谁更强,得讨论怎么让强者也得按程序办事。

而这恰好和现场中国学者的回应形成对照,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在同场讨论里指出,美国近期一些行动凸显“丛林法则”的特征,呼吁其他国家团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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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说法的共同点很明显:都在谈规则被权力挤压,差别在语气与落点,小国更像在说“我害怕”,中方学者更像在说“我们得组织起来”。

一个偏风险感受,一个偏行动动员,但都指向同一条主线:旧秩序的自我约束能力在下降。

发言出了圈,后续反应同样耐人寻味,陈庆珠的言论引发全球超百个中小国家的共鸣,多国外交机构公开表态支持联合国改革。

这个“共鸣”不难理解,对很多国家来说,安理会的很多讨论就像看五个人吵架,吵到关键处直接按掉麦克风。

它们并不奢望马上改天换地,只想要更多可预测性,更少“今天能过明天就否决”的不确定。

支撑这种情绪的,还有一组很硬的历史数据,自1946年安理会首次使用否决权以来,苏联俄罗斯使用143次,美国86次,英国32次,法国18次,中国19次。

谁用得多,谁更习惯把否决权当“硬刹车”,一眼就看出来,美国的否决权使用里,超过50次直接或间接涉及以色列问题,在巴以冲突、巴勒斯坦入联等议题上尤其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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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否决多集中在叙利亚、乌克兰等核心利益相关议题,换句话说,否决权在很多时候并不服务于“全球共识”,它更像大国在关键议题上的“安全阀”,防止决议伤及自身战略利益,中小国家听到这里,自然会问:那我的利益谁来当安全阀?

新加坡长期在中美之间做平衡,它需要表达对规则失灵的不满,也需要避免把任何一方逼到墙角,台上讲得直,台下收得稳,这就是小国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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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背景线索,发言前48小时,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结束访日行程,并公开表态支持日本在区域安全领域扮演更重要角色。

这类表态与“取消否决权”并不矛盾,反而指向同一种战略心态:当世界进入多极化、但规则供给跟不上冲突速度,中等力量国家会更积极地寻找“更多支点”。

日本是安全支点,联合国改革是制度支点,支点越多,小国越不容易被大国博弈的浪头拍翻。

总之,陈庆珠在北京把否决权摆上桌,也把小国的尴尬摆上桌,想要规则,又怕规则只对弱者生效。

她说美国不是霸权,听着像替美国开脱,实则是在提醒世界别拿标签代替治理。

安理会改革不会因为一次发言就提速,却会因为越来越多国家敢把问题讲明而积累压力,秩序的转折点往往不在宣言里,而在这些不太好听、却很真实的“吐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