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博物馆展出的西夏文灰砂岩残碑。
位于宁夏银川的西夏陵1号陵与2号陵。
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在广袤的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党项人曾建立了一个与宋、辽、金并立的王朝——西夏。然而，因未单列正史、遗存损毁、文字阻隔等原因，这个神秘王朝，几近沦为史册夹页间的零星注脚。
文字记载会缺失，文明却不会湮灭。20世纪初以来，随着黑水城中的文献重见天日，贺兰山下的陵墓渐被发掘，河西走廊的石窟得以解读……西夏这个多民族政权的面貌日益清晰。
西夏的建立结束分裂与动乱
2025年，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既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百年求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斐然成就，也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西夏文化遗产，如同一幅镌刻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密码的基因图谱。通过考古“测序”与历史“解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建构过程，在西夏的时空坐标下，愈加明晰。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无定河北岸，大夏国都城统万城在荒草流沙间巍然屹立，即使历经1600多年风雨侵蚀，也未能彻底摧毁高大坚固的白色城墙。这是匈奴民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唯一都城，亦是西夏王朝肇兴之地。
随着匈奴覆灭，统万城改称夏州城。公元881年，因平定黄巢起义有功，党项民族首领拓跋思恭被唐僖宗封为夏州节度使，赐号定难军，夏州城成为其核心治所；公元997年，宋真宗即位后，为安抚李继迁，授其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奠定了西夏政权的政治基础。
看到了自身实力、渴望在更大范围内建立政权的拓跋部，随后开启“西迁”之路。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接力，将统治中心先后从夏州搬迁到银川平原的灵州、兴州。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国，升兴州为兴庆府，定都于此。
兴庆府，即今宁夏银川。滔滔黄河奔流不息，造就农耕之利，支撑王朝经济；又背靠贺兰山天险，扼东西交通要道，易守难攻。宋、辽等都试图攻克此地，结果都铩羽而归。
“兴庆府稳固了西夏的统治基础。它不仅具有和灵州相同的经济基础，更具有灵州所没有的山河形胜，如果把军事防御和粮食供给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西夏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兴庆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说。
行走于银川大街小巷，昔日都城的亭台楼阁，大都灰飞烟灭，地基深埋。然而，熙攘闹市间，承天寺塔依旧耸立，砖木结构里，藏着没藏太后为幼子祈福的王朝往事；城北乡村的宏佛塔，出土大量西夏彩绘泥塑佛像、绢质彩画及西夏文雕版，彰显西夏汉藏融合的佛教文化；城市建筑工地间，曾发现来自五湖四海的瓷器残片，诉说着此地昔日繁荣活跃的商贸往来……
史书记载，西夏通过一系列军事扩张，最终形成“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疆域格局，奠定了其先后与宋辽、宋金三足鼎立的基础。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李华瑞等专家指出，从唐末、五代到宋初，这片西北大地始终是群雄逐鹿的战场，瓜沙归义军、甘州回鹘、吐蕃部落、契丹势力与党项各部相互攻伐，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凋敝。西夏的建立，终于结束了分裂与动乱，带来久盼的和平与稳定。
出土典籍展现西夏融合智慧
马年春节期间，西夏陵格外热闹：身着民族服饰的“商贾”沿街叫卖，“麻魁”女兵英姿飒爽，壁画中的“飞天”仙女翩跹起舞……申遗成功的品牌效应叠加“博物馆里过大年”的深度体验，让这个昔日的王朝陵园春节假期游客数量、旅游收入均创历史纪录。
在王朝治理上，深受唐宋文化熏陶的李元昊深知，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巩固统治最有效的工具。因此，他效仿唐宋建立西夏官制，《宋史·夏国传》就记载西夏设官立制“多与宋同”。而在西夏陵，埋葬着王室宗亲、贵戚重臣的271座陪葬墓，也以其占地规模、形制差异及分布关系，反映出西夏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与中原封建王朝高度相似。
西夏官员“分文武班”，设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等机构，分管政事、军事、财政和监察等工作，名称和职能与中原大体相同；地方上既设州府，又置十二监军司。
值得一提的是，党项、吐蕃、回鹘、汉等民族贤达人士均可在朝为官，并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文献显示，西夏历任统治者均大力招揽汉族人才，为其擘画治国方略，李元昊时期的张元、吴昊就是典型代表。西夏陵出土的具有典型宋人长相的石雕文臣头像，更是有力的实物佐证。
“西夏对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都很熟悉。历代都有了解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汉族高官，他们是西夏借鉴中原王朝先进文化的‘中介’。”西夏学学者史金波说。
官制理政，法典安民。西夏境内，除党项族外，风俗各异的吐蕃、回鹘、汉、契丹等多个民族并存。西夏立国前，党项社会“无法令”。立国后，法律建设急速推进，史称李元昊“案上置法律”，足见其十分重视完善政法制度、规范统治秩序。
《贞观玉镜将》《亥年新法》《法则》……在西夏出台的种种法典中，第五代统治者仁宗李仁孝颁布的《天盛改旧定新律令》（简称《天盛律令》），无疑最引人瞩目。
距离银川西北约800公里的内蒙古额济纳旗，有一座被风沙掩埋的神秘城池——黑水城。这是西夏军事要塞、“黑水镇燕军司”驻所，也是20世纪外国探险家为之狂热的“藏宝之地”。1909年6月，俄国人科兹洛夫率队来此，凿开黑水城西北角黄沙掩埋下的佛塔，盗掘出堆积如山的各类书籍、档案、艺术品，四壁的彩绘佛像、唐卡，以及一副靠墙打坐的人骨。9天内，他们用骆驼运走40箱近万件文物。
《天盛律令》正是在这次重大发现中现世的。其原书共20卷150门1400多条，涉及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和军事法，是我国历史上首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
通过对比研究，杜建录等学者发现，无论是立法思想还是法律条文，西夏法典都高度借鉴唐宋法典。“比如‘十恶’、‘八议’，几乎跟中原王朝的法典一模一样，都强调统治者地位至高无上。”对亲属、婚姻、伦常等日常生活中的礼教关系，《天盛律令》规定的详尽程度，“与唐宋法典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天盛律令》是中原法典在少数民族地区“移植”成功的典型案例。这是因为，在吸收唐宋法律精神和框架的同时，其保留了党项等民族自身的习惯法等元素，展现了西夏“以汉制为体，以蕃俗为用”的融合智慧。
比如，中原王朝通常以铜赎刑，而西夏因矿产资源不足和游牧习俗，允许以马等牲畜抵偿刑罚或债务；西夏寡妇再嫁虽需夫家或本家同意，但对其财产权（如妆奁、再嫁所得聘财）有一定保护，较唐宋法典更为宽松，顺应了西夏女性地位较高的现实。
回溯西夏王朝近200年历程，其制度构建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生存逻辑：在吸收与保留间寻找动态平衡。它通过对唐宋先进制度的吸收，提升政权治理效率与正统性；又通过对本族传统的保留，确保内部凝聚力与军事优势。这种制度上的高度适应性，正是其在宋、辽、金等强大政权夹缝中得以屹立的关键。
民族交融的文化创造
贺兰山下、黄河岸边、戈壁滩上，西夏王朝留下的陵寝建筑、佛教塔刹、石窟壁画，以及大量文献、瓷器、雕塑，处处有中原文化痕迹，又融入了吐蕃、契丹、回鹘等多民族文化元素，更以神秘的党项文化为点睛之笔，让人感到“陌生又熟悉”。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的榆林窟第3窟壁画，描绘了西夏百工图景：人们用立柜式风箱鼓风冶炼，锻造出锋利的夏国剑、坚韧的铁甲胄、精美的鎏金铜牛；两名妇女用塔式蒸馏器酿酒；二牛抬杠、舂米等农忙场景鲜活生动……这些无不表明，西夏传承了中原先进的冶铁、酿造、农耕技术，完成了从游牧向半农半牧的转型。
在西夏陵博物馆，身着党项、汉、吐蕃、回鹘等民族服饰的蜡像并立一处。据史金波研究，西夏法典明确承认多民族共存，允许各民族担任官职，还倡导与周边民族“相和倚持”。这种缓和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境内各民族频繁交流。“这使西夏经济、文化呈现出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融汇、共同发展的局面。”他说。
破译西夏文明密码的钥匙，是西夏文字。立国前夕，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主持创造了约6000个西夏文字。随后，西夏通过设立蕃学、编纂字词典等方式推广西夏文，对巩固西夏封建王朝统治、促进文化发展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夏陵博物馆内，沉默的西夏残碑、文献常让游人困惑：“看起来像汉字，但一个也不认识。”那些笔画繁复工整的方块字，一撇一捺间，是中华多元文化千年前的碰撞交流。
“西夏文表面是彰显党项文化，内核却是对汉文化的深度吸收。”史金波等学者研究发现，西夏文始终以汉字结构为根基，其会意、形声的造字逻辑延续汉字“六书”传统。
然而，西夏文并非对汉字的简单模仿，如“会意造字法”，就体现了党项民族的思维特性。史金波举例说，西夏文中的“法律”一词，用“剑＋书＋威”组合，通过“剑”象征武力制裁、“书”代表典章制度、“威”体现权威性，完整呈现了游牧民族对法律的理解——法律是武力与文教的结合，是维护秩序的威严工具。这种造字方式，使西夏文成为解读党项民族精神世界的钥匙。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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