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演化：
清代江南赋役制度与土地市场》
赵思渊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6年3月
清代江南的赋役制度与地权结构在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结构中共同演变并相互适应。清代江南的诸多地方行政实践与地权结构形态，均可视作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协同演化”。这一视角也将对近代早期中国社会提出一组新的问题：王朝体制如何在一个活跃的市场体系中实现其经济资源调配？市场中的行动主体又如何努力将政治制度变革吸收到他们所形塑的市场秩序之中？这又如何形塑了社会秩序？本书将从这些问题出发，发掘清代社会经济的内在活力与演进限度。
作者简介
赵思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兴趣聚焦于明清社会经济史与江南区域社会史，特别关注赋役制度、地权结构与社会秩序议题。同时致力于史料数据库建设与数字分析工具运用，探索数字人文研究与历史研究中的人工智能应用。代表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多次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目录
导言 明清时期的赋役制度、地权结构与社会秩序
一 为什么是“协同演化”
二 土地市场嵌入赋役制度
三 赋役制度约束了土地市场秩序
第一章 清代前期江南土地市场与赋役制度的协同演化
第一节 清初均田均役与税粮催征体系的发展
第二节 “一田两主”与赋役制度演化：崇明田制之变
第二章 嵌入社会秩序的地权：清代前期徽州的土地登记
第一节 鱼鳞图册编纂与地权结构
第二节 嵌入社会网络的地权与土地登记
第三章 清代乡村的土地市场与信用机制
第一节 土地市场中的信用机制与社会关系网络
第二节 乡村地权交易契约形式的演变
第四章 清代中叶江南的公产组织与土地控制
第一节 清代前中期江南州县的公共支出与土地控制
第二节 清代中叶江南“漕弊”背景下的义仓经营
第五章 晚清江南社会秩序中的税粮催征体制
第一节 晚清江南的“大小户”问题
第二节 太平天国战后苏南田赋征收体系的重建
第六章 清末变局中的田赋与江南地方政治
第一节 晚清常熟士绅与地方权力格局
第二节 刚毅清厘田赋与常熟士绅社会
第三节 赋役问题与地方士绅的民权观念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后 记
这是我的第一部专著，却并不是基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完成的，这与目前人文学界的惯例不大相同。这实在是因为过去十几年间，由于工作原因，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拓展向几个不同的方向。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些研究主题需要分别形成不同的专著。但在不断与史料对话的过程中，我逐渐看到了这些研究主题的内在联系，所以有了现在这本书。
事情还要从博士学位论文讲起。我的论文题目是“19世纪苏州地方财政与地方社会”，但这题目也不是本来就想好的，而是在写作单篇论文过程中逐渐发现的。2007年硕士入学后不久，王家范师就提示我们注意当时刚刚整理发布的《徐兆玮日记》，硕士一年级的寒假我就一直在读这个材料。因为家范师在教学中的讨论重点一直都是赋役制度，所以我阅读时重点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笔记。但当时对晚清史懂得太少，日记中所涉及的人、事都毫无头绪，更深入的解读就无从谈起。通读日记之后的确对晚清江南社会有了“现场感”，但是难以从中提炼一个写作硕士学位论文的主题。
到了要准备论文题目的时候，我和家范师商议，还是从江南基层社会治理入手，分析巡检司在江南社会中的作用。巡检司作为一种职官，在地方志中有系统的资料可以使用。同时江南地区的巡检司又往往与市镇关系密切，可以从市镇角度搜罗史料，形成制度与社会的对照分析。着手写作之后，我读到中国人民大学胡恒兄的论文，他已经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讨了巡检司制度。其中引用的几篇文献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都找不到，我就莽撞地径直写信给当时素未谋面的胡恒兄求助。惊喜的是很快就得到回信，并且寄来我所需要的几份文献。这也成为此后十多年我们不间断学术交流的开始。
写作硕士学位论文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考察巡检司驻地的流变。复旦大学史地所的张小坡和李甜两位好友教我如何在mapinfo环境中使用chgis，从而将巡检司的驻地及其变迁反映在地图上。这部分内容也成为我硕士学位论文的核心，后来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认识两位好友的源起，则是在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修班——这段故事已经收入赵世瑜老师主编的《“乡校”记忆：历史人类学训练的起步》中了。
进入博士阶段后，我曾经为选题的事颇为焦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整块的”材料或者题目去做。硕士论文的题目，家范师也已经在答辩时提示难以扩展为一篇博士论文。至于《徐兆玮日记》虽然是所谓“新材料”，如果将其中的内容分门别类整理，写成几个主题，也可以整合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但这种写法在我内心无法过关。入学之后，家范师一直向我们展现出这样一种学术精神：与历史对话，不断提出新的、有趣的问题。家范师每谈一个历史话题，都是生动活泼的，即使是熟悉的题目，也总有新的启发，这种做学问的状态极具感召力。当时我在思勉高研院，许纪霖、刘擎等老师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呈现出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魅力。因此如果只是“做完一个题目”，在我心里是很难满足的。
也是在我纠结于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有一次去北大见陈博翼，他和我说：“硕士论文要足够锋利，博士论文则要厚实，有很多以后可以发展的内容。”（大意如此，如果我记错了就请博翼兄纠正吧）这话我一直印象很深，可能也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焦虑仍然持续着，甚至一度有读不下去的念头。
事情的转机是大约2010年初，黄忠鑫、江伟涛要来上海交大旁听曹树基老师的人口史课程，约我一起。华东师大和交大只隔一条马路，我当然毫无迟疑地答应了。结识忠鑫和伟涛是在2009年南开大学社会史研修班上。当时我有一个学期每周去复旦旁听冯贤亮老师的江南史课程，极大丰富了有关江南史学术脉络的认知。每次课后都是忠鑫兄带我去食堂，聊着从史料解读到新出研究的各种话题。
曹老师的课堂是相当有冲击性的。那个时候他正在全力进行石仓契约研究，一整天的课程上午是人口史，下午是经济史。经济史的课程读傅衣凌、恰亚诺夫、黄宗智，此后就是解读契约。几乎每个上过曹老师课的人，都折服于他细读史料的能力，特别是他要求“逢数据必算”。经过一个学期的训练，原来感觉单薄的史料能够越读越“厚”了。所以我又重新解读《徐兆玮日记》，将其中提到的赋役记录与地方志联系起来，从而理解刚毅南巡事件为何在日记中占据如此显著的位置。那时候也仔细读了何汉威先生从刚毅南巡分析清末央地关系的论文，能够更清晰地理解整个事件的政治史脉络。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以《徐兆玮日记》为核心材料计算了清末苏南田赋征收中的附加费用，期末在曹老师的课上报告。报告中曹老师和忠鑫、伟涛以及王保宁等参与课程的同学，又给我提供很多修改意见。论文修改后也发表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我两次投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是“盲投”，与编辑张和平老师一直未谋面，这段经历让我对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学术“公道”有很强的信念。
这篇论文完成后，我好像打开了思路，在江南赋役制度与地方社会的框架中想到好多有待研究的问题。从赋役制度史的脉络来看，经典研究都集中于明初到“摊丁入地”之前的各种制度变革，江南则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我进入这个学术脉络是从徐兆玮的时代向前看，所以不能不思考“摊丁入地”之后到清末有哪些变化，田赋制度为何始终是江南社会的矛盾焦点。促使我思考这些问题的则是《徐兆玮日记》中当时很多读不懂的内容，比如什么叫“自业”和“租业”，漕粮和地丁银到底怎么征收，等等。有的时候研究问题则是靠史料中的关键人物串联起来的。比如因为读《徐兆玮日记》注意到陶澍在19世纪前期江南的关键作用，读陶澍的材料又注意到一个叫辛从益的人和他争辩。然后又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辛从益的文集……我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几乎没有用过所谓“整块的”材料，而是从一个读不懂的词联系到一条材料，再从一条材料联系到一组材料，通过材料之间的联系找到研究问题。
有了以上的经历后，博士学位论文写什么变成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我一直深受家范师影响的一个学术兴趣是，如何从江南视角思考明清王朝的财税体制。明清时代江南是财税重地，与财税相关的问题在社会中盘根错节。江南士绅在明清王朝的方方面面扮演着重要作用，而他们在江南地方社会的利害纠葛，又与财税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因为这种纠缠的状态如此复杂，才成为一个迷人的、值得探究的历史问题。确定博士论文题目后，我又从《徐兆玮日记》中取了一组当时很有感触的词作为标题：“养士气”与“筹国用”。
“士气”这个词我一直很着迷，博士毕业后一直在想。后来从清末西学浪潮中看到了徐兆玮使用这个词的语境，从而将一个近代思想观念史的话题放到江南赋役制度史的脉络中，打开了新的历史图景。这就是后来完成的论文《士气之藩篱：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论文改好后发给家范师，家范师回复说：“你所感慨的，以及你所想的，均有同感。”（2013年7月3日）得到老师这句话，对我来说其意义超过一切学术评价。
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与所有博士生一样平淡无奇。因为博士论文处理的是19世纪，周健给我很大帮助。2010年中山大学举办全国历史学博士生论坛，我和周健正好在一组，他写嘉庆二十五年的“摊捐”，我写光绪二十五年的清厘田赋，一见如故。此后我不知道麻烦过他多少次，求教有关晚清史的问题。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资料的时候，也借住在周健处。
我曾经设想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继续做横向与纵向的扩展，从而形成自己的第一本专著。但事情并未如此发展。2012年毕业后我到上海交大历史系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被曹老师带到一个小房间，打开门，七八个密集书架上堆满了麻袋，每个麻袋装满了契约文书。我的博士后工作就是要把这些材料整理清楚。当时曹老师正在搜集、整理南方乡村中的契约文书，并且已经在地权结构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颇具新意的研究。所有做过文献整理的人都明白，这项工作不会有真正结束的一天。就当时而言，我看着满架的材料多少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我真正对文献整理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则是后来在厦门大学遇到台湾大学项洁老师，从此闯入数字人文领域。不过那就是与本书无关的故事了。
对我来说更深层次的焦虑来自契约文书研究本身。当时我已经在交大旁听曹老师的课将近两年，非常熟悉他拆解地权结构的方法。那几年龙登高老师关于地权结构的一系列代表性研究也陆续发表。可以说2010年前后是地权结构研究推陈出新的一个时期。那么，我要将这些研究方法扩展运用到更大规模的契约文书上吗？我当时感觉到，如果只是“运用”这些研究方法进一步解读更多的契约文书，的确对明清乡村地权结构可以有更丰富的认识。但是，对于“应当如何研究契约文书”的问题，我仍然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延长线上，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
201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经常去“蹭”科大卫老师组织的讲座和工作坊。有一次会后闲聊，向蔡志祥老师讲了自己的困惑。蔡老师是温厚君子，提掖后辈不遗余力。他提到自己在1980年代用社会关系网络的方法分析广东契约文书，随后专门将自己的论文发给我，并提醒我注意新经济社会学的学术脉络。这条线索令我豁然开朗。当我们对经济收益层面的地权结构已经比较清楚后，的确应当思考人们究竟在什么样的社会情景下实现交易。也就是说，所谓“市场”不应当是悬浮的，而是深深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
回到交大后，有几年时间我都在这样的思路下进行研究。按照常理，这时我就该写一本关于清代契约文书的专著了。但“博尔赫斯的小径”再次出现了新的分岔。我在博士后期间特别花时间整理的是一批来自歙县二十六都的契约文书与鱼鳞图册。契约文书的分析逐渐完成，鱼鳞图册则一直有很多地方读不懂。最大的疑惑是同一个土地编号在契约与鱼鳞图册中的信息无法对应。我在着手整理鱼鳞图册时，也曾考虑按照前辈学者的方法，计算户均土地占有等经济指标。然而我还是更想首先弄明白鱼鳞图册中这些读不懂的地方。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使用鱼鳞图册，一种是做宏观经济学式的统计分析，另一种则是注重鱼鳞图册所反映的赋役制度内涵。我的鱼鳞图册研究即将搁浅之际，正是从后一种研究路径中获得了启发。还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期间，顺路去中山大学拜访申斌，同时到中山大学图书馆调阅徽州鱼鳞图册。那个时候我认识申斌不久，契机则是有一次忠鑫在北大开会，回来告诉我有一位同样研究赋役制度史的同好相当厉害，名叫申斌。那是2011年末，我在华东师大得到教育部“博士研究生新人奖”，有一小笔经费，于是动念请几位研究赋役制度史或财税史的朋友做一个小工作坊。听到忠鑫的推荐，心意大动，立刻写信给申斌，并且很快得到回复。此后笔谈往来，一如故交。
我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调阅的徽州鱼鳞图册，提示了一个关键信息：明清之际的土地清丈多次更换过土地编号，从而让我从编纂过程的角度理解土地清丈与土地登记。其中的道理我在书中已经交代，不再赘述。之所以能够敏锐地看到这些史料中隐含的信息，则是因为那时我已经深受中山大学几位师长的影响，特别是刘志伟老师。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伟老师也是在2008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修班，但是真正深入交流则要到博士毕业后在香港访学期间，以及后来吴滔老师和于薇姐组织的几次漕运研究工作坊。我从刘志伟老师那里学到最多的是如何理解明清制度中“役”与户籍的内涵。从前阅读梁方仲先生研究时所忽略的地方，经过刘老师提示，都现出生动活泼的意思。
到了2019年，刘志伟老师在北大文研院组织工作坊，主题是“脱嵌的母体：传统中国贡赋体制中的食货原理”。为了准备这个工作坊，我必须思考如何将地权结构与赋役制度两个方面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讲清楚。这就促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赋役制度与地权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个研究脉络之间的联系首先是材料上的：契约、鱼鳞图册、碑刻、地方志、典章制度共同构成了一个史料网络。这些史料之间的联系则说明了其背后的制度、社会结构、人……一定是有着内在联系。这种思路我是从郑振满老师那里学到的，他总是强调，民间文献呈现的形态，说明的是背后的社会。
因此，我放弃了原本的计划，也就是分别写两本书来探讨清代苏州地方财税与徽州契约文书，转而尝试将赋役与地权这两个主题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本书就是这样一种探索的结果。所以，本书不完全是某种专题研究，也不是论文集。对于赋役与地权这个主题，我更希望通过一组专题研究推导其中的内在联系，从而呈现一个整体的政治经济结构。书稿接近完成时，我和申斌说：原本觉得会是两本书，现在看来还是一本书，真的是太好了。
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郑庆寰老师多年来热忱邀约，终于使我下定决心将书稿完成。责任编辑陈肖寒兄细致认真，清理了好多书稿中的“陈年积弊”，叹服拜谢。同时，本书的部分章节完成、发表，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乡村土地确权问题研究”的资助，一并致谢。
这部书稿终于付梓，也意味着我“跨行”进入历史学已经过去将近20年。即使放在当时，这也应该算是个违背“社会常识”的决定。毕竟历史学通常与“清贫”或“有什么用”等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但我的父母自始至终都支持我、相信我的决定。我不必说感恩之类的话，有实际意义的回报是将人文精神的实践反哺、滋养到生活与家庭中。过去十几年中，汤萌与我相互支撑，努力过好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这是琐碎的，却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其中的艰辛与甜蜜都不必与外人道，感谢汤萌与我共同成就这平实且最珍贵的日常。这部书稿也饱含了来自这宝贵“日常”的滋养。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心里一直希望，能够写出一部得到老师认可的著作。如今我已经没有机会听到老师的评价，但我总是能想起他夹着一根烟纵论天下的样子。家范师始终是我心中学问的尺度，他会怎么看待这本书？这是我反复问自己的问题。此后的研究中，我还会一直心存这个问题，并因此而常感战战兢兢。感谢家范师令我保有这份敬谨。
来源：微信公众号“鸣沙”
上观号作者：上海市社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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