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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12月22日，一个28岁的青年和另外23名同案犯，在被关押了8个月后，被押赴刑场，准备行刑。
在刑场上，死刑犯们被分组执行，每3人一组。第一组的3个死刑犯被枪决后，轮到第二组了，这个青年正在第二组里。
检察员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后，刽子手按照惯例，将钢剑在死刑犯们的头顶折成两半，再给他们换上白色尸衣，然后把他们绑到行刑柱上。
行刑官一声令下，执行枪决的士兵们便举起枪，瞄准了第二组的3个死刑犯。下一步，就要扣动扳机，发射子弹了。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沙皇的一名侍官骑着战马飞奔而来，带来了沙皇的赦免令。青年很意外，原本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可真是死里逃生。
其实，沙皇原本就没想杀他，只是想用这种假枪决的方式，来给他制造极端的心理压力，让他尝尝乱说话的后果。
死刑虽然赦免了，但“活刑”还是要受的。青年被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然后去服兵役6年。
3天后，这个青年被戴上10多斤重的铁镣，坐上一辆无篷马车，在漫天风雪中，去往西伯利亚服苦役。
那时，没有谁想到这个青年日后会成为俄国的大文豪，会跟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会对俄罗斯文学产生重大影响。
这个青年便是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下面我们来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故事，看看他到底说了什么，会把自己送上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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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11月11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称陀氏），出生于俄国一个普通家庭。
陀氏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在玛丽亚贫民医院里工作，他喜欢酗酒，经常喝得烂醉如泥。陀氏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夫妻俩都有宗教信仰，都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
父母一共生了7个孩子，陀氏排行老二。因为家里孩子多，又加上父亲酗酒，所以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父母还经常吵架。
1828年，陀氏的父亲获得了世袭贵族的称号，家里的经济条件好转了一些，父亲就在图拉省购置了房子，然后一家人搬去图拉省居住了。
1830年，9岁的陀氏突然有一天身体抽搐，意识模糊，口吐白沫。父母把他送到医院后，经过检查，确定他患有先天性癫痫病，这病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1834年，陀氏进入莫斯科契尔马克寄宿中学读书。虽然他家有贵族头衔，但家里经济条件很差，所以他在同学中感到很自卑，不愿意跟人交往，只能埋头读书，读了很多文学书籍。
1837年，陀氏16岁时，母亲因为肺结核而去世，陀氏和家人都很悲伤。
一年后，陀氏中学毕业，父亲把他和一个弟弟，同时送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陀氏学习数学。
陀氏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读了一年后，父亲也去世了，死因不明。有人说他喝醉后，冲一个农奴病人发脾气，农奴一怒之下，给他灌伏特加，结果他被灌死了；也有人说他是因为酗酒，突然生病死的。
但不管是哪种死法，陀氏和他的兄弟姐妹都从此无父无母，成孤儿了。
陀氏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读书期间，获得了工程兵中尉的头衔。毕业后，他去工程部制图局工作，他一边当绘图员，一边写作，给报社投稿。
工作了一年，陀氏离职了。因为他执爱文学，想专门从事文学创作，靠稿费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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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在报社编辑涅克拉索夫的鼓励下，陀氏发表了书信体小说《穷人》，一举成名，他成为文坛新星。
1847年，俄国作家果戈理发表了《与友人书简选》，他在书中支持东正教传统和农奴制度等，批评启蒙思想、理性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不赞成果戈理的观点，就写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来进行驳斥。
陀氏看到《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后，非常赞成别林斯基的观点。
1849年4月23日，陀氏去参加彼得堡拉舍夫斯基的小组活动时，朗读了这封信，结果被当局知道了。于是，陀氏被扣上反对沙皇统治的帽子，当局把他逮捕了。
法院审理后，判处陀氏死刑，所以在1849年12月22日，陀氏被送上刑场。但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陀氏被赦免了，然后被送去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服刑。
监狱里的条件非常恶劣，陀氏要没日没夜地干活，吃的是发霉的面包，喝的是脏水，还要不断忍受狱警和其他囚犯的殴打。在这样的条件下，陀氏的健康状况急速恶化，癫痫病频繁发作。
这段经历，多年后陀氏写成了笔记小说《死屋日记》，“死屋”便是指“鄂木斯克监狱”。当时的沙皇，读了这部小说后，也感慨得掉下眼泪。
在鄂木斯克监狱苦熬了4年后，陀氏去西伯利亚军营服兵役，条件比在监狱里好一些了。
陀氏的上司伊萨耶夫有个上小学的儿子，伊萨耶夫让陀氏在服役的同时，帮他儿子辅导功课。于是，通过辅导功课，陀氏跟伊萨耶夫一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这期间，陀氏不断反省自己，觉得自己前面的很多思想都是错误的，所以他跟父母一样，也笃信东正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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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伊萨耶夫被调去库滋涅茨克任职，陀氏便跟他一起去了，然后在库滋涅茨克继续服役。
在库滋涅茨克，陀氏认识了寡妇玛利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两人相处了没多久，便结婚了。
婚后，玛利亚生下了陀氏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陀氏很高兴。可没过多久，孩子就夭折了，后来玛利亚没再怀孕。
孩子的夭折，再加上夫妻俩没多少共同语言，又很贫穷，所以陀氏和玛丽亚的感情并不是很融洽。
1859年年底，陀氏结束服役，终于重获自由，并且重新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
1860年，陀氏带着玛利亚回到圣彼得堡。为了生计，他和哥哥创办了杂志《当代》和《时报》。
在杂志上，陀氏表发了“根基论”。
所谓“根基论”，是指应扎根于俄罗斯的民族传统和人民之中，反对全盘西化。这一思想，后来在陀氏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进一步阐述了。
1861年，陀氏发表了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部作品既有他前期对社会苦难的描写，又有后期对宗教和哲学的探讨。
陀氏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深知底层人民的痛苦和艰难，所以他的作品特别能打动劳苦大众，引起共鸣，深受劳苦大众喜欢。
陀氏原以为日子就这么过着，生活安定了。可安定的日子没过几年，陀氏的人生又发生重大变故了。
1864年4月15日，玛丽亚因病去世，陀氏成了鳏夫。随后，在同一年里，陀氏的大哥也因病去世。
原本陀氏和大哥一起办杂志，现在大哥去世了，他一个人没法继续办下去了，债主纷纷找上门来。而且，大哥有4个孩子，大嫂是家庭妇女，没有经济来源，所以他得要赡养大嫂和抚养4个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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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主们几乎天天上门讨债，他们扬言，如果陀氏不还钱，他们就要把他送进监狱。曾经坐牢的经历，让陀氏对坐牢充满了抗拒和恐惧，他幻想着能一夜暴富。
可如何一夜暴富呢？陀氏想到了赌博。
于是，陀氏去赌博了，赌得昏天黑地。结果不仅没赢到钱，反而债台高筑，日子更艰难了。
1866年，为了躲债，陀氏不得不逃去欧洲，否则债主真要把他送进监狱了。
到欧洲后，陀氏给朋友发电报，希望朋友能帮助他。为了发这封电报，他还当掉了自己最后一条裤子，否则他没钱支付发电报的费用。
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出版商，出版商答应可以给他预付稿费，但他得要在半年内写出一部高质量的长篇小说。
这时，陀氏正在写小说《罪与罚》，这本小说已经跟别的出版商约定好交稿时间了，他没法再抽时间出来写另一部小说。
朋友便给陀氏介绍了速记学校的学生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斯尼特金娜。
在安娜的协助下，陀氏只用了26天时间，便写出了小说《赌徒》，《赌徒》的素材都来源于他自己的真实经历。
后来，这部《赌徒》被文学界公认是对赌徒心理描写最精彩的小说之一。
合作完《赌徒》后，安娜没有离开，她被陀氏的才华深深吸引住了，所以继续给陀氏当助理。陀氏也离不开安娜了，安娜是他的得力助手，是左膀右臂了。
于是，两人在朝夕相处中，日久生情了。
《罪与罚》和《赌徒》的出版，让陀氏还清了债务，他终于不用为债务而东躲西藏了。
1867年2月15日，46岁的陀氏和21岁的安娜结婚了。
从此，安娜既是陀氏的妻子，也是陀氏的助理、管家、伙伴和知音等，安娜帮他誊写原稿，校对稿子，跟出版商交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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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4月，新婚的陀氏带着小娇妻安娜去德国蜜月旅行。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德国的德累斯顿，当经过德累斯顿的赌场时，陀氏的赌瘾又冒出来了，便一头扎了进去。
在赌场里，陀氏又赌得昏天黑地，把新婚妻子忘得一干净。在一番豪赌之后，陀氏输得血本无归，又被打回穷光蛋了。
输光钱后，陀氏的癫痫病也发作了，这次发得格外严重。
随后，陀氏又患上了痔疮、神经失调、胃病、支气管火、肺气肿等疾病，这些病跟当年他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落下的病根有关。
陀氏的健康状况出问题后，他终于戒掉了赌瘾，不再去赌博了。后来在安娜的帮助下，他又写出了《白痴》、《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多部长篇小说。
安娜先下生下了4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可惜只有一儿一女成年，另外一儿一女夭折了。
1881年2月9日，陀氏在书房里写作时，不小心碰倒了书桌上的笔筒，笔筒就掉到地上，滚到了柜子底下。
陀氏去搬开柜子，想要把笔筒找出来。在搬的过程中用力过度，导致大脑中血管爆裂，陀氏就摔倒在地上了。
安娜发现后，马上扶他去床上，并请来医生。可病情急速恶化，医生根本无能为力。
就在摔倒的当天，陀氏临终时，握着安娜的手，说：“记住，我一直热烈地爱着你，从来没有对你变过心，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
安娜流着泪，因为陀氏笃信宗教，她就为陀氏朗诵《圣经》。在安娜的朗诵声中，陀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终年60岁（虚岁）。
2月12日，在圣彼得堡陀氏的葬礼上，数以万计的民众自发来送他，送走这位19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
2021年，我国法学博士罗翔，在一次访谈中说：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
很多人以为这话是罗翔说的，但其实是陀氏说的，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原话是：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陀氏还说过：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生活不容易，愿我们每个人都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愿我们受过的每一份苦难，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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