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陈苏
巍巍学府，弦歌铮鸣百卅砥砺，4月8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庆祝活动举行，群贤毕至。
从1896到2026，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交大130年的校史长河中，有张元济、劳乃宣、沈曾植三位嘉兴人相继担任南洋公学总理（校长）。
虽时间短暂，却如同流星，在学校初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以各自不同的姿态，在交大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交通大学是我国历史悠久、享誉海内外的高等学府。
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为南洋公学。十九世纪末，甲午战败，民族危难，1896年，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信念，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
创校伊始，盛宣怀确立“求实学，务实业”的宗旨，以培养“第一等人才”为教育目标，当时的校长大都是德望素著的饱学之士。
何嗣焜是南洋公学首任总理，掌校近5年。1901年春，何嗣焜病逝。
这一年是南洋公学校史上校长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年，也是校史上的“嘉兴年”——三位嘉兴人相继出任校长：
张元济（1901年春—1901年夏）、劳乃宣（1901年秋—1901年冬）、沈曾植（1901年冬—1902年春），短短一年，三位嘉兴籍进士相继掌校。
“第二任校长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海盐人，交大校史上第二任校长。
他于1892年中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参与戊戌变法，是我国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就其个人而言，张元济从事近代出版和教育活动的开端在南洋公学。
张元济和交大的渊源早在1899年就开始了。
晚清内外交困、屡遭列强凌辱，让张元济忧心忡忡，特别是甲午战败，他睁眼看世界，主张“昌明教育”“开发民智”，走教育救国之路。几乎和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同时，张元济参与创办通艺学堂，支持汪康年办《时务报》。在总理衙门任章京时，他还给光绪帝提供一些新书，力主引进传播西学，开民智，求变革，挽国运。1898年，张元济参与维新变法，失败后，受光绪保全，“革职永不叙用”。
此时，张元济因通艺学堂而被认为是成功的新派教育家，李鸿章是他在总理衙门时的上司，很赏识他的才干。离京临行前，李鸿章建议他到上海后去找盛宣怀，并写信推荐。
1899年初，张元济被盛宣怀聘为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后任主事。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四年。
在张元济主持下，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开风气之先。这本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代表作，时至今日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1901年3月，何嗣焜病逝后，张元济代理南洋公学总理，掌校虽只有3个多月。任内，他主持附属高等小学堂开学，亲自筹措规划，选定课本，遴选教习，聘请吴稚晖为附小代主任，草拟《试办附属小学章程》及其经费预算。
张元济任内最为人称道、最重要的创新是成立“特班”。当时，南洋公学由小学、预科和商科组成，还有一个师范学校，而“特班”是专门为已受过旧学训练的学者开设，当年应试者有数十人，其中很多人都参加过科举。他受盛宣怀之意，拟具《南洋公学特班章程》，主持两次招生，聘蔡元培为总教习，录取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43名有为青年，包括一大批有名教育家，如著名教育活动家黄炎培、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艺术教育家李叔同等。
特班的设立，体现张元济超越时代的教育眼光——“以待成才之彦士有志西学”，“凡学识淹通，年力健强者均可入学，有无出身勿论，曾习西文否勿论”。这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开放理念，即使在今天，仍然令人感佩。
张元济短暂的交大生涯，却成为他人生转型的关键节点。译书院在中国近代出版和教育史上的诸多重要贡献，大多离不开张元济的把舵和操持；他在译书院和南洋公学的实践，实现了从翰林到近代出版家的人生转型，也成为他从事近代出版和教育事业的起点。
1903年1月，译书院裁并前后，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加盟商务印书馆。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商务印书馆，这样的选择，出乎意料。但探寻张元济的想法，这种选择并不突兀。
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他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广集人才。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郑振铎、周予同、王云五、竺可桢、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在晚清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五分之四，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
2024年，《张元济与交通大学史料汇编》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张元济之孙张人凤先生与上海交大校史馆何菲博士共同编纂，首次系统发掘整理张元济与南洋公学相关的原始档案文献。
可以说，嘉兴人张元济以其出版家的博大胸怀和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在南洋公学草创阶段，为百年交大植入了文化的基因。
“第三任校长劳乃宣”
紧随张元济之后登场的是劳乃宣。
劳乃宣（1843—1921），桐乡人，1871年中进士。他的生平颇为传奇——他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大学畿辅大学堂首任校长，一生先后执掌交大、浙大、北大三所中国顶尖学府：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总理，后又主持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1年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监督，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罕见的四校校长。
1898年，劳乃宣创办畿辅大学堂，摒弃科举，引入西学，然而1900年夏，创设仅两年的畿辅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的战火，他也心疾复发。1901年春，劳乃宣在上海青浦朱家角治病。盛宣怀对劳乃宣早有了解，1884年，劳乃宣曾作为洋务文案入幕。盛宣怀力邀他担任南洋公学总理并告诉他，此地偏僻，风景清旷，适合调养身体。“盛”情难却，劳乃宣接受了这一职务。
1901年秋接任，同年冬离任，掌校不足三个月，就因心疾日趋严重离职，但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南洋公学初建时以培养高端法政人才为目标，计划分别建立师范院、上院（大学）、中院（中学）、外院（小学）四院。他接手时，上院尚未设立，遇到中院头班的七名学生应否升入上院继续学业的问题。他向盛宣怀呈文指出，经费浩繁、人数太少等诸多原因，建议暂缓两年开设上院。同时，针对头班的七名学生，他提出留学方案，从中选拔五位学生赴英国留学四年，虽然耗费不小，但与建设上院相比，更为实际。
盛宣怀同意了他的建议。中院头班的赵兴昌、曾宗鉴、胡振平和李福基四位学生进入英国高校深造。其中，李福基入伦敦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后再入德国波恩大学深造，于1907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
劳乃宣又建议南洋公学设立政治班，类似现代大学的预科教育，夯实了中院教育，为创建上院做准备；他建议以原有外院为基础，招收适龄儿童，创办新式小学堂，完整构建了小学教育体系，为南洋公学输送合格生源，8月，任命汪荣宝为小学学监，南洋公学小学堂开学，首批招生70人。
短短数月，南洋公学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大学预科初具规模，办学体系日趋完善，开启南洋公学选派留学生的先河，初创时的多项规划落到实处，为南洋公学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离开南洋公学后，劳乃宣回到嘉兴就医，身体逐渐恢复。这一年冬，劳乃宣又接到浙江巡抚任道镕聘请，相继担任求是大学堂总理、浙江大学堂总理，1911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也是清政府时期京师大学堂的最后一任校长。
劳乃宣还是一位深具造诣的音韵学家，毕生致力于汉字拼音文字的研究与推广，也是清末修律中“礼教派”的代表人物。他亲历了时代剧变，无论是交大、浙大还是北大的掌校经历，不过是其漫长人生中一个短暂的注脚。但正是这个注脚，将他的名字与交大、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四任校长沈曾植”
1901年冬，劳乃宣去职，沈曾植接任南洋公学总理，成为第四任校长。他掌校约半年，至1902年春卸任。至此，三位嘉兴籍校长在一年之内完成了历史的交接。
沈曾植（1850—1922），嘉兴人，1880年中进士。他长于史学，深于地学，邃于律学，精于佛学，湛于诗学，卓于书学，国学大师陈寅恪称沈曾植“近世通儒”。1922年，沈曾植病逝，王国维痛挽，“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称沈曾植为“学术所寄”“邦家之光”，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他曾协助康有为变法，是北京强学会发起人之一，也是后来南洋公学总理唐文治的业师。
戊戌变法失败后，沈曾植想从文化、教育、学术切入干预时事。他为刘坤一拟定变法奏稿，设议政、开书馆、兴学堂、广课吏、设外部、讲武学等。
1901年冬，沈曾植应盛宣怀之邀任南洋公学总理，改革学校细规，对人才、科目、考试、教习等进行改革，致力于校务整顿与师资的安排，主张中西文并重，以特班为要务。
他先定特班课程，后延聘蔡元培、赵从蕃等名师主持特班教学。据研究，特班的法学教育采用自学加考试的传统书院制方式，指导教师列示法学参考书目，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内容，指导教师按月评阅学生读书笔记，并命题考试。这种教学方法，对激发学生积极性大有裨益。“南洋公学特班”学生对法律的学习方式，已具备现代法学教育的雏形。
此外，沈曾植还支持译书院事业，在公学附设东文学堂。他改革管理体制，裁撤监院，改公学“总理”为“总办”。
有趣的是，沈曾植在担任南洋公学校长时，还留下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则重要掌故。1902年1月6日，沈曾植致周家禄函中，是目前所见中国文献中，最早表达中国学术意义上的“国学”一词。他邀请周家禄出任南洋公学文课总教习，以既可输入外风，又“维持江左旧风”，“今日所当整顿，固不在西文而在中文，中文且不在国学而在国文”。可见，沈曾植在南洋公学期间，不仅致力于校务改革，也在中国近代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张元济、劳乃宣、沈曾植——这三位嘉兴籍校长，总任期加起来不过一年。从时间跨度上看，他们只是校史上的匆匆过客；但若从历史贡献的角度审视，他们却以各自的方式，为这所百年学府注入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基因。
他们来自嘉兴，这片江南文脉的沃土；他们聚首南洋公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黎明时期共同书写交大130年校史的序章。
他们以融贯东西的远见、务实的态度推动早期的教育改革，以学者的渊博为南洋公学注入学术底色，三人各有所长，在交大南洋公学时期校长群体中构建了独特的嘉兴气质。
而今，在交大建校130周年之时，回望南洋公学初立，正值清末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些嘉兴籍校长，大多生于19世纪中叶，成长于旧学的浸润之中，又主动拥抱西学的新风，他们的进退得失、思想变迁，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转型史。
嘉兴与上海交通大学之间的文脉渊源从未中断。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自动控制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张钟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奠基人吴文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日光灯与显像管技术奠基人吴祖垲，都从交大走出。
这条跨越百卅年的校地文脉始终在延续和生长。
图片来源：本报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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