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作为文学大师，享誉中外，但他却在晚年做出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甚至被一些人称为是最“丢人”的民国大师。
1952年初，著名华侨陈六使在新加坡通过集体筹款的形式创建了一所旨在推广华侨子女中华文化教育的中文高等学府，就是新加坡南洋大学。
校长人选成了难题，梅贻琦、胡适等先后拒绝邀约，陈六使等想到了林语堂。
而当时的林语堂正因为投资中文打印机失败而欠下巨额债务，双方一拍即合。
在多次通信中，林语堂提出了他的办学理念和条件，包括要求校长拥有“唯一的”行政职权，学校应有“一个非常单纯而无政治性的目标”等，并要求在1954年年底前筹集330万美元，1955年年底前再筹集330万美元。陈六使代表校董会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并邀请林语堂赴新加坡担任校长。
而在林语堂就任后，他不光给自己开出了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工资待遇，还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家属安插到了学校关键岗位上。上任仅半年，南洋大学仿佛成了“林氏私塾”：
女婿黎明任行政秘书（副校长职权），女儿林太乙任校长秘书，侄儿林国荣掌管财务；
邀请熊式一、胡博渊等名流担任院长，却要求校方承担头等舱机票、专车、住房及服务人员；
甚至为化学教授一职预留给女儿林相如（未到任仍领薪水）。
另外，他的预算方案也让校董会惊诧：
图书馆购书费163万新币（要求9万册书单，却拒绝校董会审核）；
教授年薪1.9万新币（是欧美顶校的两倍）；
校长年薪3.6万新币+6000新币津贴（哈佛校长年薪仅1.8万新币）。
双方在预算和办学理念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因为南洋大学的资金主要来自华侨捐款，甚至包括新加坡的小贩、三轮车夫和街头小贩等最贫困的华侨。林语堂提出的高额预算和建设计划自然引发了捐款者的担忧，校董会在财务管理和权力分配上与林语堂产生了严重冲突。
1955年4月，在校董会否决了林语堂的预算方案后，林语堂宣布辞去南洋大学校长职务，同时，他提出了巨额索赔：
遣散费：以五年合同未满为由，要求支付30.5万新币遣散费（含“茶米油盐”等琐碎开支），连未到任的教授也领全薪；
舆论反击：在《生活》杂志撰文，将南洋大学定义为“反共前哨”，引发新加坡政府警惕。
最终，陈六使自掏腰包支付遣散费，林语堂携7.2万新币（相当于当时中国高校教师86年总收入）灰溜溜离任。
新加坡《南洋商报》嘲讽：“他丢尽知识界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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