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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点,夜黑如墨,瓢泼大雨笼罩整个天幕。

偶尔一道闪电划过天际,沐浴豪雨的可可树叶在电光中清晰可见,树枝一阵颤动,几个黑影摸到了阿克拉军事监狱。

1979年加纳的雨季来得特别晚,到6月4日才趁人不注意下一场暴雨,院墙大门的两个哨兵嚼了大半夜的生可可,就着满嘴的涩味倚着墙边打盹。

摸到墙边的几个人中,博阿凯-贾恩少校(Major Boakye-Djan)是领队,趁着雨夜天黑,他来救上司罗林斯。

罗林斯(Jerry John Rawlings)此刻被单独绑在这座监狱的一间小小的牢房里,牢房灯常亮,照得他彻夜未眠。

他在等死,还是在等这场雨?

当夜的暴雨导致停电,整个城市都陷入黑暗,在暴雨声中,他细细凝听到牢房外面的异常——那是博阿凯-贾恩,他的战友+结婚时的伴郎正在设法救他。

雨夜帮了大忙,劫狱异常顺利,几声枪声划破雨夜,少数几个阻拦的岗哨倒在地上,剩余哨兵在黑暗中不敢向前,罗林斯和博阿凯-贾恩等人夺门而出,迅速隐没在黑夜中。

罗林斯并没有逃跑,从监狱出来后,立即冲进电台广播,扯着嗓子向全国人民宣告:“我已经被释放,现在由我指挥”。

旧部官兵早等候在外头接应,听罗林斯的指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兵占领军营指挥部、总统办公室、机场等重要场所。

这场40年前在加纳掀起的政变,震惊了全国,接下来罗林斯开展了血腥清洗,导致300多人失踪或被杀,包括公开处决9名高官,震惊了西方世界。

人们想不到,一个苏格兰弃子,会成为一个影响加纳政坛20多年的强人。

2020年,罗林斯73岁  图源: the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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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罗林斯73岁 图源: theguardian

罗林斯父亲詹姆斯·拉姆齐·约翰(James Ramsey John)是苏格兰城堡道格拉斯(Castle Douglas)的药剂师/化学师,1935年随英国贸易公司来到黄金海岸。

当时的约翰是已婚男子,他在苏格兰有老婆孩子,但远走加纳,使夫妻俩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耐不住寂寞的约翰在加纳当地找了个黑人女性当了他的二老婆,于1947年生下了罗林斯。

殖民时期男性在殖民地找女人的现象,在当时的英国、荷兰非常普遍,国家默许,以稳定男性生活,只是在殖民地的私生子女,在本土不被法律认可。

大部男人也不想管孩子的事,约翰甚至不承认罗林斯是他的儿子,1959年,他父亲抛妻弃子返回英国,此后终身未再与罗林斯相见,直到1982年去世。

父亲离别后,罗林斯和母亲彻底失去了经济来源,好在父亲离别前,托关系给妻子找了一份打杂的工作,稍微补贴家用。

这份工作是给政府大楼门口的草坪花木剪枝浇水,那时罗林斯年仅10岁,经常随母亲帮忙干活,看着气派的总统大楼,常陷入遐想:要能住进去就好了!

因为父亲的身份和离开时留下的一笔钱财,罗林斯得以进入当地贵族学校阿奇莫塔(Achimota)学校就读,这所学校以培养精英著称。

但罗林斯是没爹要的孩子,肤色跟周围同学又不同,不免饱受同学异样的眼光,家里又困难,他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他后来回忆:“我从小就看到社会的不公,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差距太刺眼。”

罗林斯在学校表现叛逆,未能完成O-Level学业就结束了,他成了精英学校里面不被精英阶层接受的人。

生在白人殖民者家庭但不属于白人精英,生活在本土底层又不属于纯黑人底层的双重经历,使他形成了“边缘视角”——既批判殖民主义,又恨本土腐败。

在我讲述利比里亚政治强人多伊的故事中,讲了底层青年多伊从参军开始,开启人生的逆袭之路,罗林斯也有相似的经历。

母亲本希望他去当医生的,但是他的学业成绩太糟糕,这条精英成长路径在他身上就断了。

只有一条路:参军。

从阿奇莫塔这种加纳顶级学校出来后,罗林斯直接加入空军。他选择空军是因为童年热爱飞机模型和飞行。

1967年,他20岁,在加纳的Takoradi空军基地接受训练。他在这里实现了他小时候的飞行梦,一改在学校时的叛逆做派,他成了模范学员:纪律严明,身体素质极佳,学习成绩拔尖。

1968年3月开始转入高级飞行训练,快速掌握苏制Su-7超音速攻击机,Su-7超音速攻击机是加纳空军当时主要机型,只有熟练的飞行员才有资格驾驶。

1969年1月毕业,罗林斯被任命为少尉,并拿下了最佳飞行学员奖,这个奖项是加纳空军最高荣誉。BBC报道称,他是“空军中最年轻的王牌飞行员之一”。

少尉是中级军官,罗林斯却不同于其他军官的“高高在上”,令人难于接近,他与下级军官和士兵称兄道弟,常和他们分享食物,吹水聊天。

与士兵关系经营良好,惹来了上级的警惕,毕竟怕罗林斯把下面的人带成了“罗家军”。

其实不止担心罗林斯在军队里经营小圈子,还因为随着罗林斯军衔的晋升,亲眼目睹军队内部的一些触目惊心的腐败。

罗林斯亲眼看见军队高级将领把进口的飞机零件卖给黑市,又把基地的燃油挪用去走私可可牟取私利。

1972年上校政变掌权后,成立了最高军事委员会(英文简称:SMC),加纳变成军政府统治的国家,经济崩溃,食物短缺,军队成了腐败重灾区。

一边是军官们大肆敛财,去欧洲度假挥霍,一边是士兵工资拖欠几个月,连基本口粮都满足不了。

此时的罗林斯已升至中尉,但他没有跟其他军官同流合污,他变成了其他军官眼里的大麻烦: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抱怨军队的腐败。

腐败愈演愈烈,他目睹军官与政客勾结,走私黄金和可可,士兵却因小偷小摸被严惩,他意识到“政府是大腐败源头,军队只是受害者”。

不仅军官和政客沆瀣一气腐败,商人与政客也相互勾结,SMC政权保护黑市投机商人,为官员变卖国家资产牟利充当“保护伞”。

军队腐败是国家的缩影,罗林斯看到了整个国家官僚机构系统性的腐败,他内心彻底失望,但他只是区区一名中尉,无力改变现实。

无奈之下,他决定铤而走险,筹谋一场兵变。

1979年SMC宣布大选,当时的SMC已经升级到了2.0版本,但跟1972上校政变后的SMC1.0版本基本同一拔人。

SMC 2.0版本只是换了最高领导人,其核心成员全是1.0时期的高级军官,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本质上都是军政分赃集团,腐败的本质丝毫未变。

为平息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他们承诺于当年5月大选,交权给民选政府。

SMC的缓兵之际能暂时忽悠民众,但忽悠不了已经在军队磨练了10多年的罗林斯,他看到SMC的高级军官变本加厉的倒卖军事物资,甚至秘密转移资产,完全没有要交权的样子。

1979年5月15日,距SMC政权承诺的全国大选仅剩三周时间,罗林斯开始行动,但他身边可靠的亲信只有5名,均为空军同袍,他需要拉拢其他志同道合者,壮大政变队伍。

罗林斯首先想到博阿凯-贾恩少校——罗林斯的战友,也是罗林斯结婚时的伴郎。在政变前几天,已跟他透露了计划,但5月15日罗林斯跑去营地找他时,被告知他不在。

罗林斯气得将G3步枪摔向地面。那是一支从西班牙新买的枪,极为敏感,落地后枪走火,“砰”的一声,周边的士兵吓得四散奔逃。

此前,罗林斯已经强行截获了一辆费雷特侦察装甲车,这是他政变唯一的重装武器。装甲车司机意识到不对劲,仓皇中把车开进了水沟,显然,罗林斯持枪强行截车后,根本没有告知司机发生了什么。

走火的枪声惊动了军营高官,由马哈马少校领部队前来逮捕罗林斯。据说马哈马夺下了罗林斯的手枪,用枪柄砸了他的头,并说:"你凭一支手枪就敢发动政变?"

就这样,这场戏剧性的政变于当天下午5点彻底失败。

罗林斯和亲信被捕时是主动投降的,罗林斯说了一句话:"放开我的人。"这句话随后被报纸和电台广泛引用,他因此一夜成名。

军方决定于5月有28日公开审判,邀请媒体采访报道,原意是展示政府的透明形象,结果适得其反。

罗林斯把法庭变成了自己的演讲台,痛斥SMC的腐败。他慷慨陈词:如果军队不进行内部清洗,将自取灭亡,在场的下级士兵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

他又说:"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法律专家,但我是一个空着肚子工作的专家,我知道带着头痛上床睡觉、因为没饭吃是什么感觉。" 旁听的普通士兵和市民疯狂鼓掌。

检察官打断他的陈词,喝令将他押回牢房,等候处决。

罗林斯被投入大牢,在清冷的牢里,想到为正义呐喊抗争反被缚,不禁悲从中来。

此时在军营里的另外一个人,却寝食难安。

那就是罗林斯的铁哥们——博阿凯-贾恩少校,他觉得罗林斯政变失败,他负有很大责任。

他决定救出罗林斯,也为自己赎罪。

准备了一周时间,博阿凯-贾恩于6月4日带领几个人冒险劫狱,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一幕。

罗林斯被营救出来,不给SMC任何反应机会,立即发动了第二次政变,控制住SMC指挥部,SMC元首乖乖就擒。

接着,罗林斯成立革命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英文简称:AFRC),自任主席,实际上是国家元首。

罗林斯似乎并不贪恋这个元首职位,他还记得加纳百姓要的是民选政府,而不是推翻了SMC军政府,又来一个AFRC军政府。

不过,在移交政权给民选政府前,他要对SMC政权高官及关联要员,进行一次大清洗,以净化政治环境。

前军政府元首与军方高官成为首要清算对象,前国家元首阿昌庞(Ignatius Kutu Acheampong)、阿克福(FrederickWilliam Kwasi Akuffo)和阿弗利法(Akwasi Amankwaa Afrifa)等3人 ,以及另外6名将领共9人相继被抓。

6月16日,阿昌庞首先被处决,阿昌庞作为腐败军政府的核心人物,率先被执行枪决;10 天后,在民众的监督下吃上了他们一生也料不到的夺命花生米。

那些黑市投机商人也列入抓捕的名单,罗林斯认为他们在SMC期间与官员勾结,囤货涨卖,杀掉他们是“人民要的净化。”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罗林斯主导的血腥清洗,导致300多人失踪或被杀,震惊了西方媒体,他被批“血腥清洗”。

令西方媒体意外的是,当年9月,罗林斯以 AFRC 主席身份,正式将政权移交给民选总统希拉・利曼(Hilla Limann)。

注意,希拉・利曼并不是9月才当上总统,当年6月他就在大选中获胜了。

只是在这3个月里,AFRC做的都是些让政府官员个个惊惶不已的大事:杀前元首,杀军队高官,杀投机商,即便罗林斯废掉新选上来的总统,人们多半不觉得意外。

但是罗林斯选择回归他熟悉的空军,他认为前3个月帮助新政府清理SMC腐败势力、处决贪腐高官,对于这个新生政府至关重要,现在任务完成了,他就回归原职。

罗林斯毕竟是前军政府时期的人,如何安置这位前朝功臣,颇费脑筋,希拉・利曼向他提出外交职位、海外奖学金等拉拢条件,但罗林斯拒绝了,他明确表示 不寻求任何特殊待遇,也不干预新政府事务。

罗林斯回归空军后,刻意保持低调,避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试图淡化自己的政治影响。

但是罗林斯越是低调,希拉・利曼越是不安,希拉・利曼虽然掌握了政权,罗林斯拒绝“招安”,且还在军队里,对希拉・利曼就是潜在威胁。

想想AFRC的斩首行动,想想罗林斯在平民和军队里的声望,希拉・利曼感到后怕。

为了巩固统治,消除潜在威胁,希拉・利曼把罗林斯下架了——总统接受移交政权仅1个多月,罗林斯于10月收到新政府的退役令。

被突然退役后,罗林斯未公开反抗,继续保持低调,但内心对利曼政府的不满逐渐积累。

不满的还有军队的底层士兵,希拉・利曼为了整顿军队,大量撤换AFRC时期的中下级军官——目的是清洗罗林斯的影响。

利曼政府毕竟还是代表精英的利益,在他执政期间,腐败问题重新滋生,社会矛盾突出,到1981年末,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到达顶点 。

在此期间,罗林斯虽然过着隐居生活,但是对局势一直保持关注,认为利曼政府“背叛了民众对反腐和变革的期待”,遂暗中筹备政变。

1981年12月31日跨年夜,趁利曼政府安保人员年夜值守松懈之际,罗林斯率领数百名武装人员,仅遇零星抵抗,攻入总统府,利曼政府内阁成员多数被逮捕,利曼本人试图逃离阿克拉,于次日(1982年1月1日)被政变部队抓获。

此次政变结束了加纳第三共和国的统治,开启了罗林斯长达20年的执政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利曼被抓获后,未被处决,初期被软禁,后被允许流亡海外,直至1992年返回加纳,2002年病逝。

推翻希拉・利曼政府后,罗林斯再也不相信民选政府,他吸取了2年前拱手让人的教训,不再期待让他人来治理加纳。

1982年,罗林斯宣布成立了由11人组成的全国保卫委员会(英文简称:PNDC),自任主席,重新掌控加纳政权。

罗林斯最痛恨腐败,他重启1979年AFRC时期的反腐行动,严厉打击政府官员、军队高层腐败,扭转利曼政府时期腐败回潮的局面。

比如,1983年查处阿克拉港口海关关长,其利用职务之便,倒卖进口粮食、日用品,涉案金额约120万塞地(当时加纳货币),最终被判处15年监禁,没收全部非法所得。

在PNDC统治初期,罗林斯思想激进,他成立“革命法庭”,以极端手段推进反腐和秩序整顿;1982年,通过革命法庭处决3名最高法院法官及多名军官,部分人员通过秘密绑架枪杀的方式处置,引发国内局势紧张。

1981年-1983年,罗林斯政府推行极左经济管控政策,除常规价格管控、打击投机倒把外,通过冲击Makola市场等极端方式压制物价,要用行政强制手段解决物资短缺和通胀问题,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状况。

1983年,加纳遭遇致命三重打击 —— 国际可可价格暴跌(可可占加纳出口收入超 60%,是绝对经济支柱)、国内爆发严重饥荒,再叠加前两年极左经济管控政策的负面影响,国民经济彻底崩溃,通胀率飙升至 123%。

罗林斯政府被逼入绝境,罗林斯政府痛定思痛,实现180度政策大转向:彻底放弃极左路线,主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

此后 17 年,加纳经济迎来稳步复苏:1983-2000 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稳定在 4-5%,通胀率从 123% 的高位逐步回落至 10% 以下,彻底摆脱了经济崩溃的困境。

罗林斯晚年曾坦言:“现实逼我们务实”,间接承认初期极左路线的局限性。

PNDC政权本质还是军政府,成立初衷是临时过渡政权,如长期以军事独裁形式执政,难以实现国家长期稳定。

1983年政策转向后,加纳经济依赖IMF结构调整方案和国际援助,而IMF等国际组织的贷款、援助均附带政治自由化条件。

1991年苏联解体,左翼思潮受到严重冲击,全球民主浪潮兴起,非洲多国相继推进民主转型,罗林斯顺应这一国际趋势,推动加纳向民主体制过渡。

1992年制定新宪法,恢复多党制,允许合法政党参与政治活动;1992年11月,罗林斯以全国民主大会党(NDC)候选人身份当选总统,1996年12月成功连任,实现加纳独立以来首次民选总统连任。

罗林斯军政府早期,拒绝西方援助,转向东方国家(如中国、苏联、古巴和利比亚)寻求外国援助。

1985年,罗林斯以PNDC主席的身份访华,这是他与中国的最早正式高层互动。

当时加纳刚从 1983 年的经济崩溃中走出,正处于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探索期,罗林斯专程寻求中国经验以推进加纳经济改革。他在北京会见邓小平,据报道,邓小平明确建议他:请不要抄袭我们的模式。如果我们有什么经验,那就是根据本国国情制定政策。

这句话从中国角度再次提醒了罗林斯,彼时罗林斯政府政策已从极左转向务实,中国领导人的建议无疑坚定了罗林斯市场改革的信念,并在持续推进的 IMF 结构调整中,结合加纳国情汲取改革灵感,推动加纳经济实现年均 4–5% 的增长。

1995年12月,罗林斯作为加纳总统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二次正式访华,推动中加关系从 “友好合作” 升级为全面伙伴关系。

此时虽然罗林斯已转向多党民主,但仍视中国为“老朋友”。他在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并象征性植树,以纪念两国友谊。

统治期间,中国为加纳提供了大量经济支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国防部办公楼、外交部办公楼,海岸角体育场,医院,学校等等,他多次表彰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成就,肯定了中国对加纳发展的贡献。

2019年会见中国大使王世廷,罗林斯表示:“中国的民主实践已被证明远更优越……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警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斯执政期间,加纳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支持中国统一大业,拒绝与台湾发生官方往来。

他与邻国利比里亚同期政变上台的多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头脑无比清醒。

中国官方多次称罗林斯为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肯定其为中加友好作出的重要贡献。

2001 年卸任后,罗林斯保留 “前总统” 礼遇,定居加纳阿克拉,仍活跃于泛非事务与加纳政坛。2020年11月病逝,享年73岁。

罗林斯的结局,可比同时期的利比里亚总统多伊强太多了,两人都是参军多年并发动政变,两人政变成功的时间仅前后相差一年,多伊最终暴尸街头,而罗林斯赢得国内外广泛赞誉。

在加纳国内,就连批评者(如前全国和平委员会主席 Asante)也承认:“他虽有军事统治的过激之处,但始终以国家为念、无私奉献,是加纳的瑰宝,其爱国与担当将被永远铭记”。

中国高度评价其为“中非友好的标志性人物”,非洲联盟称其逝世是“非洲大陆的损失”,连西方主流媒体也从初期的批评,变为“加纳民主转型的奠基者”,这一成就在非洲独树一帜。

纵观罗林斯一生,非洲政坛政变者比比皆是,但真正难的是:政变者如何离开权力。罗林斯用了二十年时间,完成非洲政坛极为罕见的转型:从革命军人,到民选总统;从清算旧秩序的强人,到制度的维护者。

这或许也是加纳至今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林斯去世时,没有枪声,没有政变,也没有流亡。

他最终死在病床上,而不是刑场或街头。

对一个一生在政变中浮沉的人来说,这已是难得的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