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张明扬
今天看到一则反腐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秀隆作出逮捕决定。
先表个态，大快人心。
打虎见怪不怪，但张秀隆被查被抓的官方信息中有一句挺醒目的信息：不正确履行职责，盲目高额举债。
去年年底以来，在落马官员公开披露的违规信息中，大肆举债问题成为了密集出现的焦点。
比如，贵州省剑河县委原书记王勇志。据贵州省纪委监委专题片《决不姑息——贵州正风肃纪反腐》披露，王勇志任职前后剑河县政府性债务余额暴增195倍。
王勇志主导并负责总指挥实施某温泉项目，最初计划投资约9亿元，后不断追加到13亿元，2017年建成运营后，产生的收益还不够支付每年高达50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利息，连续多年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更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是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再勇。据今年1月7日央视播出的年度反腐大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李再勇主政六盘水的三年多里，推动兴建了23个旅游项目，其中有16个项目已被贵州省列入低效闲置项目，仅号称“亚洲第一索道”的梅花山索道项目，就花了9个多亿，如今除了冬天那一个多月，其余时间游客稀少。李再勇主政期间，当地新增债务达1500亿余元，从2013年到2017年债务增长率超300%。
李再勇在纪录片中留下一句名言：“如果当时我借的这笔钱要由我来还，我肯定不会去借，但是由政府来还我就去借了，反正过几年一换（岗位），一拍屁股走人，后边继任者谁来接谁承担责任，有点击鼓传花的味道。”
虽然此前就密集公布了一系列落马原因与“盲目高额举债”有干系的干部，但在舆论看来，因为相关干部基本都集中于贵州，并不具备更广泛的普遍性。
为什么是贵州？
根据公开数据，截止2022年底，贵州省的负债率（地方债总余额与GDP之比）达61.89%，仅次于青海省的84.3%，高居全国第二。
也因此，即使贵州省落马干部频繁与“盲目高额举债”勾连，也会给舆论一个重点整治典型省份的印象。
换言之，这是一个针对某些高负债地区的个别现象，并非全国性现象。但张秀隆的落马却打破了这一似是而非的“定律”。
截止2022年底，张秀隆所在的广西负债率达到36.90%，“仅”位列全国第十四位。
连广西这样一个负债情况不算很严重的省份，都开始查处官员“盲目高额举债”问题，并广而告之，或许意味着重点关注官员盲目举债正日益成为一种全国性的风向。
当地方债成为全国性的压力，就理应有全国性的优先级应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顾当地财政实际承载能力盲目举债，已经成为了某些地方官员秘而不宣的升官秘笈。一时举债一时爽，正如李再勇那段话所暗示的那样，举债堆积的政绩是自己的，而举债留下的隐患却是继任者的，拿到政绩升官走人，哪管继任者洪水滔天。
某种意义上，就堆砌政绩的效率而言，举债的效率遥遥领先，反倒显得招商引资和潜心发展民营经济过时了落后了。甚至可以说，想快速拿政绩快速升官，举债上项目是不二法门。
而当继任者接手时，面对积重难返的债务余额，继续举债也成了“理性”选择：勒紧裤带还债意味着地方财政的全面收缩，不仅对地方经济的短期发展构成负面效应，且也会影响当地体制内的福利乃至薪酬水平，于政绩于官声都是利空。
至于更长远的利益，在当地任期仅有数年的官员又何必关心这个？往深里说，积极还债的受损者是自身，而受益方是继任者，谁又愿意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呢，这不是让继任者摘桃子么？
就这样，地方债问题就一步步地涉入深水区，无比符合官员升迁的利益最大化，无比符合人性的幽深之处。
处理地方债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制度设计，需要全方位的监督，这不是一个依靠地方官员觉悟，依靠传统政绩观可以解决的问题。
好在，现在有了一个虽晚必至的开始。
处理李再勇和张秀隆这样的举债投机者，再有必要不过，这是向所有违规举债地方的一个重要宣示：依靠举债堆砌政绩的时代，结束了；依靠举债快速升官的时代，结束了。
并且，过去的违规举债，正在倒查。这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一种升官模式。
盲目举债的地方，这下更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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