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3日，毛主席次子毛岸青在北京因病逝世。弥留之际，毛岸青躺在病床上，说出了他的遗言：“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希望你们帮我完成。”
毛岸青出生后，几乎没怎么见过忙于革命工作的父亲毛泽东，在他的印象中，自己从小是被母亲杨开慧、哥哥毛岸青和保姆照顾。长大些后，毛岸青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父亲陪伴，也曾向母亲问过父亲在哪里的问题。
每听到此，杨开慧总会耐心地和毛岸青说：“父亲出去干大事去了，你长大了就明白了。”毛岸青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此刻，杨开慧的处境十分艰难，拉扯着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不说，手头也有大量的革命工作。更危险的是，杨开慧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反动军阀的监视。
那一天终究到来了，1930年10月，杨开慧被反动军阀秘密抓捕。在狱中，面对流水一般的刑具，杨开慧毫无惧色，敌人威逼利诱她脱离和毛泽东夫妻关系，对此，杨开慧回应道：“我死不足惜，愿润之革命成功！”
同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反动军阀宣布处以死刑。临刑前，杨开慧不舍地看了一眼三个孩子，随后毅然决然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杨开慧烈士牺牲后，年仅七岁的毛岸青和哥哥岸英、弟弟岸龙被组织接到专为党的干部及烈士子女开设的上海“大同幼稚园”生活，但没过多久，幼稚园被反动派破坏，兄弟三人被迫流落街头。
在这期间，毛岸龙的下落成了谜，一说是当时岸英、岸龙两兄弟年纪小、不记事，岸龙有一晚突发急症，夭折了。还有一说是在组织转移三兄弟时，岸龙不慎走失，失踪了。
但多年之后，岸青回忆说：“我与哥哥相信岸龙失踪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
在上海，岸英、岸青兄弟二人寄宿在“红色牧师”董健吾“外宅”黄慧光家里，穿的是破衣服、盖的是破被单，处处看人脸色行事，过得十分艰难。
为减轻“家”里负担，兄弟二人出去打零工挣钱，擦皮鞋、卖报纸……可即便如此，兄弟二人也常常因各种原因遭到黄慧光的毒打。提及这段经历，岸英后来说道：“那时候我与岸青过得和三毛无异。”
终于有一天，兄弟二人受不了，离开了“家”，再次开始了流浪生活。
一次，岸英、岸青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在结账时，岸青却收到了一张外国人给的假钱，他十分愤怒，在电线杆上歪歪扭扭写下了“打到洋人”四个字，却没成想被印度巡捕发现，岸青被毒打了一顿。
岸英找到岸青，见他抱着头躺在地上，一个劲地说：“大哥，我头好疼，好疼啊！”岸英也急哭了，可奈何实在没钱看病，只能硬扛。自此，岸青的头部留下了终生的、严重的后遗症，每次犯病时都会神志不清。
1936年，组织终于找到流落街头的岸英、岸青两兄弟，将他们送到法国，后又送到苏联，他们的生活才渐渐好了起来。接受过系统文化教育之后，岸青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毛泽东写信汇报。
看到岸青在信中写“不怨恨父亲，知道父亲是做大事”的时候，毛主席很受触动，这些年，他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却唯独亏欠了家人。
1946年，在给岸青的一篇回信中，毛主席写道“亲爱的岸青，我的儿子”、“学习，应以自然科学为主，社会科学为辅”……这些真情流露，以及对儿子学业的关心，不难看出毛主席的爱子之情。
1947年，岸青学成归国后，毛主席并没有给他这个遭受苦难的儿子太多“关照”，反而让他先去黑龙江农村锻炼，再去中宣部做俄语翻译。
虽然身体不好，但岸青总是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先后翻译过多部俄语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少数领导和同事知道岸青是毛主席的儿子，岸青从没有主动提过自己身份。
岸青稳定下来，毛主席又像多数父亲一样，操心起儿子找对象的事，他甚至给岸青“支招”，不要说是毛泽东的儿子，就说自己是个翻译，条件不要太高，找个工人、农民，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很好。
直到37岁那年，岸青才遇到相伴一生的爱人邵华，毛主席对儿媳妇很满意，了却了多年的心事。后来，岸青的儿子毛新宇出生，看着孙子，晚年的毛主席也有了一丝慰藉。
毛主席逝世后，岸青更加孤独，他想念父亲，想念哥哥，更想念母亲，他多次前往板仓杨开慧旧居怀念母亲。一次，还在纪念册上写下了“杨岸青”的名字，足见其对母亲的怀念之情。
2007年3月，毛岸青弥留之际，对邵华说道：“我一生未对组织提过要求……如今我要走了，我不想埋在韶山，我要陪在妈妈身边，这是我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要求。”
一年后，邵华去世，毛新宇将父亲与母亲的骨灰送到了杨开慧烈士陵园安葬，圆了毛岸青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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