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家到鲁迅家，只隔着两条街。秋瑾是1877年，鲁迅是1881年，相差4岁，但两人早年并不认识。因为秋瑾14岁才从福建回绍兴老家。呆了不到5年，19岁又出嫁湖南。直到1905年初，两人在日本才算正式相识。
一个当时的鉴湖女侠，一个后来的文坛干将，两人的交流，并不愉快。一次“革命会议”上，甚至兵戎相见。秋瑾虽一女士，但飒爽英姿，雷厉风行。而鲁迅，个子瘦小，实则手无缚鸡之力。
起因是秋瑾要求全体留学生立即回国闹革命，而鲁迅则建议“慢慢来，从长计议。”秋瑾责问“你怕杀头吗？”鲁迅回复：“主要是这样牺牲没有价值。”说到激烈处，秋瑾掣出一把刀，直插桌上。“有卖友求荣者，吃我一刀。”鲁迅见此，遂不再开口。
这一革命要求，后来的四条汉子也这么干过。因为不可理喻，同样被鲁迅拒之门外。
各人有各人的方式，秋瑾践行革命成为烈士，死得其所。而鲁迅，则拿起笔，化作刀锋，投向“敌人”。当然，鲁迅的敌人不止是清政府，还有民族的劣性。后者对中华民族的损害，远远超过前者。
过去，对鲁迅的人性论和胡适的制度论之争，一直赞成胡适。直到，后来去过欧美很多的唐人街～～。一街之隔的韩国日本社区，清洁漂亮。而这边，如菜市场一般，又脏又乱，让你有种回家的感觉。
相比之下，鲁迅更欣赏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无疑是这段话：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然后是制度的现代化，最后是器物的现代化。这个顺序不能颠倒，颠倒了看似走捷径，其实是行不通的。
看到了吗，启蒙是第一步；制度是第二步；船坚炮利是第三步。并且，不可以弯道超车。弯道超车，必然翻车。
最终，福泽谕吉作为导师，帮助日本完成了脱亚入欧走向现代化，自己也被印在货币上，家喻户晓。但这边，无论胡适还是鲁迅，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鲁迅还好些，而胡适，前些年几乎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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