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张伯驹与徐悲鸿的“国画论战”|中国画|张伯驹|徐悲鸿|绘画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绘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众多艺术家纷纷探索中国画的发展方向。

张伯驹与徐悲鸿，一位是坚守传统、致力于文物收藏与文化传承的大家，一位是倡导“以西润中”改革中国画的先锋。他们在艺术理念与追求上大相径庭。79年前，他们参与了一场声势浩大，甚至惊动整个中国画坛的“国画论战”。

1927年9月，徐悲鸿结束了法国留学生涯，回到中国。次年11月15日，徐悲鸿正式接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之一）院长。他上任之初就大胆地进行教育改革。在中国画教学上，他推行用西方写实主义来改良中国画，用实地写生来代替传统山水临摹古人的学习方法。这一主张刚开始执行就遭到传统派中国画教员的一致反对。尤其是画家萧俊贤、陈半丁的辞职事件，引发了一场师生运动，致使徐悲鸿上任仅仅两个多月就被迫辞职。当然他的“用素描改良中国画”的主张也无疾而终。

1946年7月28日，徐悲鸿应朱家骅的聘请，再次来到北平，接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校长一职。上任伊始，徐悲鸿就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全面改革，并再次遭到传统派的反对。

但是这一次与20年前不同，因为朱家骅的充分信任与支持，徐悲鸿对于北平美术界所反映的问题置之不理，这也最终导致了张伯驹和徐悲鸿之间“国画论战”的发生。

这场论战肇始于1947年10月1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组的三位教员秦仲文、李智超和陈缘督，对徐悲鸿指定中国画授课范围和缩减中国画授课钟点等做法不满，就共同给徐悲鸿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三位教授言辞恳切地表达了他们的诉求。他们指出，徐悲鸿的改革措施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在招生方面，国画组招生人数过少，与西画组悬殊，且国画组考生不考国画仅考素描，这无疑是对中国画专业的忽视和贬低。其次，在课程设置上，中国画专业的学生前两年几乎全部用于学习素描，第三年才开始接触国画，这种安排严重压缩了国画的学习时间，导致学生无法深入学习和领悟国画的精髓。再者，徐悲鸿在聘请教授、讲师时，存在明显的偏见，只看重有西画背景后改学中国画的人，而对那些纯粹钻研中国画的学者则不予任用，这显然有失公允。此外，徐悲鸿要求教员按照他规定的教学方法授课，如“令某人专教某树，某人专教花”，这种机械的教学方式被三位教授认为严重束缚了教学自由，也无法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有辱讲师尊严。

综合这些问题，三位教授的核心诉求是：国画与西画招生人数应相等，以保证中国画专业的发展空间；国画组学生学习中国画的时间必须多于学习西画的时间，避免中国画被西化；重新调整师资队伍，消除任用偏见，以平众怒；坚决拒绝执行徐悲鸿提出的“不合理”教学方法。为此，三教授宣布即日起罢教，如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无圆满答复，决不复课。

时任北平市美术会理事长的张伯驹，在得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三位教授罢教事件后，深感此事关乎中国画的发展前途和美术界的团结，于是加入论战，支持三位教授的艺术立场。

张伯驹认为，徐悲鸿的“以西润中”理念过于激进，忽视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价值和深厚底蕴，可能会导致中国画失去民族特色和文化灵魂。

面对三位教授的罢教以及北平市美术会的责难，徐悲鸿在10月3日的《世界日报》上作出了强硬回应：

该函已收到，但该三教授原系兼任者，恐系因待遇不及专任，因而借词（此）提出此项要求。但现在艺专有数十位教授，如有少数因不满意学校愿脱离学校，亦无办法。总之，合则留，不合则去，各人有各人之自由也。

这种强硬的态度，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10月11日，北平市美术会发表了《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对徐悲鸿的改革措施进行了抨击。宣言指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在招生时，西画组录取20余名，而国画组仅录取五名，且新生入学后前三年专学素描，不学国画，这严重破坏了国画与西画的平衡发展。该文认为，国画组增设西洋美术史却无中国画史与中国美术史，以及徐悲鸿对国画名家如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王石谷等人的诋毁和对山水画的肆意攻击，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不尊重和破坏。

面对北平市美术会的责难，徐悲鸿的立场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为了缓和僵持的局面，张伯驹便亲自执笔给徐悲鸿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重新考虑三位教授的诉求。然而，徐悲鸿拒绝了张伯驹的调停。10月16日，《新民报》刊登了对徐悲鸿的访谈，他在访谈中言辞激烈地回应：

全国美术会北平分会张伯驹曾来信给调停，我不接受，用不着调停。

这种强硬的态度使得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升级，论战也由此开始。10月15日，天津《大公报》刊登《平美术界小纠纷》一文，详细记述了论战的经过，对北平市美术会的声明提出质疑，同时也报道了徐悲鸿招待记者时对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旨的阐释。

10月16日，天津《大公报》又刊登《徐悲鸿谈国画》一文，徐悲鸿声言要打倒八股山水，他表示：

我有一个新国画建立步骤，正好藉此机会和大家谈谈。我要打倒八股山水，我与它们不能妥协。我要教员分工，各本所长，而不要学生专学一个先生。

面对徐悲鸿的激烈言论，张伯驹于10月18日主持召开记者会，回应徐悲鸿有关国画之意见及解聘教员一事。张伯驹向参会人员呼吁：中国画乃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不容否定。当有人问及双方论战的目的时，张伯驹再三强调，该会是为了维护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为了尊重古人，才与徐悲鸿论战，其实并无私人恩怨。最后，他代表北平市美术会宣布了三项决议：

征集徐所卑视之董其昌、王石谷等人作品，与徐画同时展览，以较高低。选一宗画为标准，由平美会指定一人与徐较量。电教部请明定国画授课标准。

10月22日，张伯驹又写下长文《我对于文化艺术创造之意见》，发表于《华北日报》第五版。在文章中，张伯驹深入阐述了自己的美术主张和美学思想。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是其精神的体现，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具有雍容和平的风度精神。文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而创造，但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模仿是创造的基础，只有通过多闻、多见、多学，具备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才能实现真正的创造。张伯驹强调，古人的作品各有优劣，学者应虚心学习，教育者更应集思广益、尊重传统。

就在双方争持不下，论战陷入白热化之际，一位关键人物的出现打破了僵局，他就是版画家刘铁华。刘铁华当时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木刻老师，与张伯驹、徐悲鸿皆为好友。他深知论战若持续下去，不仅会损害双方的声誉，还会对北平美术界的团结产生不良影响。出于维护北平美术界团结的初衷，刘铁华充当这场论战的调解人。他分别与张伯驹、徐悲鸿进行沟通，耐心倾听他们的想法和诉求，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和妥协空间。他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分析问题，指出双方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只是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在刘铁华的努力下，张伯驹和徐悲鸿也逐渐冷静下来，开始重新审视对方的观点。

1947年10月25日，《华北日报》刊载消息，报道了刘铁华出面调解的成果：

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刘铁华顷为艺专校长徐悲鸿与北平市美术协会国画见解不同发生争论事，出面调解。双方均认为理论上尽可争论，而意气之争，并无继续之必要，彼主张立于艺术运动上调和古今艺术之关系，盖古今实有连续性质也。

这场论争从1947年10月初开始，直至12月下旬才逐渐平息，历时两个多月，影响波及全国，成为轰动一时的公共性事件。论战虽然早已落下帷幕，但它对中国画坛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而持久的。在当时，论战引发了美术界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与讨论，中国画坛一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可以说，这场论战为中国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考空间，促进了中国画的多元化发展。艺术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画的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等问题，尝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以推动中国画朝着更加多元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历史学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 | 闫君

制作 | 殷铄、刘根源

校对 | 安亚静

初审 | 殷铄

复审 | 马子雷

终审 | 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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