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官，您且听好了。
说起中国近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军阀混战，英雄豪杰轮番登场，可要论到国民党里头最能折腾、也最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那还得是蒋介石蒋先生。
可您知道吗？
跟他在一个锅里吃饭，又没少被他下套的桂系头头李宗仁，最后给出了个啥评价？
“这人带兵打仗、搞政治都不咋地，可要论使阴招、玩心眼，那是天下头一份！”
这话一出来，真是把听惯了官面文章的人惊得够呛。
您说，一个老搭档，能把话说得这么不留情面，这背后肯定有故事，有大名堂。
要说李宗仁跟蒋先生这桩事，还得从1926年那会儿讲起。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盼着北伐，盼着能把那些个军阀们收拾干净，统一国家。
李宗仁，作为桂系部队的领军人物，那手里的兵马可不是吃素的，自然也就成了香饽饽。
于是，他被请到了广州，去跟刚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碰头。
这第一次见面，可算给李宗仁打开了眼界，让他瞧见了蒋先生的真面目。
会议室里，蒋先生打扮得那叫一个齐整，西装革履，派头十足。
说话时，那股子不容置疑的劲儿，隔着老远都能感觉得到。
李宗仁细致入微地观察到，蒋先生听别人汇报的时候，常常心不在焉，可轮到他自己发言，那屋子里可就得鸦雀无声，没人敢插一句嘴。
这架势，让李宗仁心里咯噔一下，暗自留了个心眼。
后来，讨论北伐的作战方案，李宗仁根据自己多年的带兵经验，提了好些个切合实际的建议，想着怎么才能把那些盘踞北方的军阀们给各个击破，打他个措手不及。
可蒋先生呢，嘴上说得好听，连连点头称是，可到了真正布置任务的时候，却基本上还是按他自己那一套来。
李宗仁心里就纳闷了，这位总司令在带兵打仗上，似乎没啥特别高明的本事，反倒是在处理人际关系、玩弄政治手腕上，显得老道得深不见底。
北伐的战鼓一敲响，李宗宗仁带着他的部队一路南征北战。
打到湖南那会儿，他们就像旋风一样，把吴佩孚的先头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大胜利。
按理说，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总司令怎么也得表扬几句，给点甜头吧？
可蒋先生呢，在公开场合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嘴，私底下却把大部分的功劳都归到了自己头上。
李宗仁是个军人，虽然心里头不痛快，可也知道规矩，没当面发作，只是把这些小细节，一桩桩一件件地记在了心里。
说到蒋先生的带兵本事，武昌战役那段就不得不提。
那是1926年的秋天，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已经开到了武昌城底下。
攻城这种事，按军事常识来说，肯定得先派人把城防搞清楚，哪个地方薄弱，哪个地方坚固，心里得有个数，然后才能定下攻城的具体办法。
战前的军事会议上，李宗仁就提出了一套详细的打法，什么迂回包抄啊，分化敌人啊，专挑敌人薄弱的地方下手啊。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蒋先生听完这些汇报，就简单地甩了两个字——“强攻！”
那些军事参谋们再追问具体的战术安排，他倒好，只会一遍遍地问：“怎么办？
到底怎么办？”
这种话说不清道不明，又拿不出具体办法的样子，让在场的军官们都面面相觑，搞得最后具体的作战计划，还得靠下面的军官们自己琢磨、自己商量。
整个武昌战役打下来，蒋先生很少跑到前线去指挥，大多数时间都窝在后方，发几封电报就算完事。
等到战事吃紧，或者情况不妙的时候，他就会显得特别焦躁，根本看不出一个统帅该有的沉着和冷静。
虽说武昌城最后还是拿下来了，可这胜利啊，更多的不是靠蒋先生的英明指挥，而是前线那些将领们随机应变，和士兵们拿命拼出来的。
这仗打完，李宗仁在他日记里就写了一句：“蒋先生好像对打仗的事儿真没啥深厚的理解，他下的命令，大多是简简单单的，根本不考虑战场上那些个复杂变化。”
这句话，后来就成了他评价蒋先生带兵不行的一个重要佐证。
北伐仗打得差不多了，革命阵营里头那些个矛盾，也就一个个地冒出来了。
蒋介石和汪精卫那些老前辈们，互相之间为了争权，那叫一个你死我活。
那时候，李宗仁手里头握着重兵，自然成了各方都想拉拢的对象。
蒋介石心里头门儿清，知道李宗仁在部队里说话管用，号召力也大。
所以他就耍了一套组合拳，明着暗着地，想把李宗仁和他的铁哥们白崇禧给分化开来。
他一面当着李宗仁的面，把他夸得天花乱坠，又许诺高官厚禄；另一面又偷偷摸摸地，在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间挑拨离间，甚至放出话来，说白崇禧对李宗仁心怀不满。
1927年年初，蒋介石把李宗仁单独请了过去。
席间，他装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说党内有人嫉妒李宗仁的功劳，为他感到“担忧”，还暗示说，要是李宗仁能跟他站在一起，那以后前途肯定不可限量。
李宗仁表面上应付着，可心里头早就竖起了高墙，警惕着呢。
没过多久，更让人吃惊的事儿来了。
李宗仁发现，蒋介石竟然用差不多的说辞，也单独找了白崇禧谈话，也是想挑拨他们俩的关系。
更让人心里发凉的是，蒋介石在跟汪精卫那一伙人谈话的时候，又能毫不犹豫地摆出一副完全不同的立场。
这种玩弄权术，制造矛盾，巧妙地挑拨离间的手法，让李宗仁算是彻底领教了蒋先生在政治上的老辣和阴险。
事实也证明了，蒋先生在搞政治斗争上，那本事可比带兵打仗高明多了。
他最擅长的，就是制造各种矛盾，把潜在的对手分化瓦解掉；他精通怎么控制消息的流通，还能织起一张复杂的人事关系网。
这些招数，虽然在短时间内帮他稳固了权力，可也把猜疑和不信任的种子，撒在了革命队伍的内部，长远来看，是大大削弱了整个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和蒋先生接触得越多，李宗仁对他的评价也就越发明确，越发尖锐。
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最大的能耐，既不是什么出色的军事才华，也不是什么深远的政治抱负，而是在于他能准确地抓住人性的弱点，然后加以利用。
蒋先生看人，那可真叫一个准。
他能一眼看穿每个人的欲望和恐惧，然后根据这些，来给人施压，或者抛出甜头。
遇到贪心的人，他就大方许诺；遇到胆小的人，他就威胁恐吓；遇到重义气的人，他就跟你讲交情；遇到爱面子的人，他就给你个虚名。
这种对人性的精准拿捏和巧妙利用，正是李宗仁嘴里“诈术天下第一”的精髓所在。
《李宗仁回忆录》里头，就详细记载了好些个蒋先生用“诈术”的例子。
最典型的，就是“四一二”政变前那段日子：蒋先生一面高举着合作的大旗，跟共产党人表现得亲近无比；另一面却在背地里秘密调兵，暗中策划着清党行动。
他对各路军阀说得好听，要和平共处，可实际上却在偷偷地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
这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玩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屡试不爽。
李宗仁就说了：“蒋先生这个人，待人接物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心机深得很。
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全盘托出，总是留着一手，好让自己随时能变卦。
这种做派，或许能在短时间内占到便宜，可时间一长，谁还会真心实意地跟着他呢？”
就连美国的历史学家布赖恩·克罗泽，在研究蒋先生的时候，也跟李宗仁的看法不谋而合。
克罗泽指出，蒋先生在军事上之所以老吃亏，多半是因为他过于自信，又不太注重战略战术；而他能在政治上成功，那主要靠的就是精妙的权谋，和对对手心理的准确把握。
李宗仁晚年回想起这段历史，感慨万千。
他觉得，蒋先生一辈子靠着玩心眼上位，又靠着这些心眼维持统治，可最终也是因为这些心眼，弄得民心尽失。
他或许得到了暂时的权力，却输掉了历史的评说。
说到底，李宗仁那句对蒋先生的评价，既揭示了一个历史人物的里里外外，也道出了权术政治的本质。
蒋先生的这段经历，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那些弯弯绕绕的手段，或许能让人一时得意，甚至能坐稳位子，可想要干出一番大事业，光靠这些，那是远远不够的。
历史这面镜子，照出来的往往是真相，民心向背，才是最终说了算的那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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