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深圳大铲湾海风潮热。在曾经遍布集装箱码头的工业岸线上，三座圆形建筑如云朵般停驻海边，体量不小，却轻盈舒展。银白色外立面与玻璃材质反射着海边烈日，毫无冰冷工业感。人行走在园区的步道，水景、绿植、海面与天空，构筑成一个跟建筑、海风和潮汐一起呼吸的城市空间。
这是由马岩松领衔的MAD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腾云中心——腾讯总部园区的核心建筑群。当大多数企业总部以高度和体量宣誓资本权力时，这组建筑却选择“低伏”于海岸线，让80%的工位都能望到大海，甚至为此取消了原本规划中的一栋海景高楼。
5月30日，恰逢腾讯总部园区的首个公众开放日，建筑师马岩松特地到现场，偶尔被眼尖的年轻人发现，邀请合影。
置身这里，不像是进入了企业园区，倒像是一个具有舞台感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AI创造市集、云客厅、放置着企鹅装置的大草坪和情绪舞台，吸引着公众排队打卡。人们可穿行、可停留、可随便坐下来聊天喝咖啡。在这里，上万腾讯员工已经入驻，开始办公，在整个项目完工后，这里将容纳8万人办公。
腾云中心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去中心化“的基因，将地块开发转向街坊营造。马岩松在与腾讯创始人马化腾讨论方案时，对方关心的不是建筑能为企业带来多少身份象征，而是“这个岛跟城市的关系”，从城市看过来，它能给城市带来什么。
这种提问，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总部建筑史中近乎缺席。企业默认的是“建筑能为企业带来什么”，通常，建筑的地标性、形象的溢价、乃至资本的图腾化才是重点。
腾云中心想要实现的，是看似相反的方向。建筑将底层全部架空，让出连续可穿行的城市公共层。整个开发逻辑从资本效率替换为邻里沟通，园区不再是封闭的传统科技园区，而是邀请公众融入的公共空间。更隐秘的细节是对生物多样性的尊重，红树林保护与候鸟迁徙路径被纳入设计考量，玻璃幕墙上贴满防鸟撞贴膜，让候鸟能识别新出现的建筑。
过去十年，马岩松设计的很多建筑，都具有一种流畅的漂浮感。从哈尔滨大剧院的雪原浮岛，到朝阳公园广场的山水巨石和云洞图书馆的礁石长廊，再到如今的腾云中心，构建起“山水城市”的东方自然哲学理念。他让建筑像山水或云朵一样，从城市缝隙中自然生长，对抗“千城一面”的现代主义。
走进腾云中心，三座云楼的内部空间构成了一条时间轴线。“云海2栋·山谷”的墙体内倾，将天光引入深处，像一处静谧的内省角落。“云海3栋·涌浪”的流动曲面墙体宛如海浪，走在贝壳状的流线中，能躲避烈日，也体验着自然海风。“云海1栋·未来”的中庭面向大海，是整组建筑的“未来之厅”。建筑师试图让人们的步伐和心境都慢下来，这里草坡起伏，花园斑斓，流水潺潺，彻底颠覆了传统科技园的硬质广场逻辑。建筑不再是阻隔自然的人工屏障，而是温和低调地连接起人与山海，构建出一个有机的生态空间。未来，园区将接入安放、配送、人形接待等七大类机器人，打造一个AI机器人全域服务的未来科技新城样板。
企业总部放弃占有地表，将空间交还给城市生活，试图重新定义了企业与城市的关系。这能换来城市、生态与人的深层链接吗？在马岩松看来，这个项目延展出的实践意义，甚至超过了建筑本身，并回应了他多年来持续追问和思考的：建筑到底是什么？
1975年生于北京的马岩松，是首位赢得海外标志性建筑竞赛、主导海外大型文化地标项目的中国建筑师。二十余年来，他始终探寻未来人居理想，代表作遍布海内外。除创作外，他通过展览、出版、公共艺术推动文化交流，近年先后策展首届北京艺术双年展《北京蓝图》、担任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总策展人，入选《时代》周刊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2026年成为《domus》首位中国籍客座主编，获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院士称号。
在《十三邀》节目里，许知远感叹，马岩松变了，”他过去给我的感觉是雄心勃勃、渴望证明自己，现在变得柔和下来，也有更多自我反思的表达。“
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马岩松坦言，他的态度随着年龄增长而收敛，但内核的批判性从未消失。
腾云中心的设计中，这种批判性转化为对人的关注。他眼里的建筑，不是单纯的盖房子，不是资本或权力的象征，而是让人在其中生活的容器。无论是员工，还是偶然路过园区的市民，甚至是迁徙途中的候鸟，都是建筑关照的对象。
年过五十的马岩松，依然带着敏锐、好奇心与开放心态在生活与工作。他是阿那亚戏剧节“候鸟300”计划里搭建临时栖息地的造梦者，是用文字思考的主编，也是一个每年疯狂看戏的剧场爱好者。他用广泛的爱好，对建筑边界进行持续探索。
对话马岩松：做建筑是了解不同社会、不同人的窗口
第一财经：腾云中心的项目似乎实现了一种难得的共识，政府、企业都支持把城市容纳进来。这种共识在过去的项目中很少见。
马岩松：这次确实非常舒服。如果只有建筑师一个人坚持，就算勉强建出来，最后也可能被拦起来不让进。这次三方有共识真的太难得了，这其实也是城市慢慢发展的结果。从政府层面就是越来越开放，前两年不也在推动拆围墙，呼吁把私人领域的空间打开共享，慢慢大家也就知道该怎么用这些公共空间了。
第一财经：这些年，大家都在怀念“经济上行期的美“，对建筑来说也是如此。而今，对包括建筑师在内的创作者来说，感受到怎样的变化？
马岩松：精神世界的丰富程度、幸福感，不一定和物质财富挂钩。很多优秀的艺术家、电影和文学作品，都诞生在经济不算最发达的地区。反过来看，咱们过去一味追求快速达成看得见的目标，不也造成了千城一面的问题吗？其实我们也为此放弃了很多东西，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反思。我们反思的，其实是过去快速复制出来的功能化城市和建筑，它们缺了对生态、对人的关怀，住在里面的人，获得感太低。
你看现在国家提倡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核心就是聚焦人的获得感。办公场所哪里需要多么豪华？人的获得感更多来自环境氛围、人和人的连接。一个开放平等、轻松松弛的空间，自然能促进交流。如果城市建筑一味追求高端奢华，反而会生出明显的等级感：有些空间不是所有人都能进，有些人待在里面会紧张，甚至会觉得“这里不属于我”。所以开放性、社区感、艺术感，人和人的互动才是未来城市最重要的东西，这些不止是美学问题，更是城市对待人的姿态。
第一财经：这让我想起人类学家项飙提到的“附近感”，在个体原子化的时代，附近在消失，人与人的关系失去温度。他提出人们需要更多日常的、真实可触摸的空间，才能从物理上面对面地感受真实的生活。
马岩松：现在很多学者、公众关切的社会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现在大家的焦虑感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关注这些话题。
建筑和城市环境本身就是人的社交场景，对人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戒备森严的城市和开放自由的城市气质完全不同，功能至上和偏向文艺的城市，给人的感受更是天差地别。作为建筑师，我一直在想，怎么通过城市空间设计反过来影响人的行为。
公共空间特别重要。比如深圳现在已经有不错的氛围，很多公共空间都很受大家喜欢，尤其是滨海生态类的。我的想法是，公共空间不能只做到开放、人人可达，还得有精神层面的启发，要能让人愿意停下来想点事，留一点超脱日常现实的余地。
现在很多公园设计大同小异，无非就是种草种树，环境挺好，但缺了精神性。而且我觉得，公共空间好不好，从来不是看挤了多少人，数量不重要，质量才重要。很多大城市的广场看着人潮汹涌，但大家的行为都趋同，没有太多个性化的行为和思考，这不是我心中的未来城市。未来城市应该尊重每个人的主体性，允许多样性存在，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能感受到真正的自由。
之前我接触过北京百子湾社会保障房的研究课题，关于社区公共空间设计，有年轻人说自己不想社交，就想在家待着，也不愿意去社区的室外花园、公共剧场跟陌生人聊天。我就说：你想想某天早上推开窗出门，整座城市空无一人，只有你一个，那多恐怖啊。问题其实不是要不要强制社交，而是你愿不愿意主动交流，哪怕只是在公共空间看看别人，“人看人”本身也是公共空间的社交属性。
公共空间到底能给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什么，这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课题，和社会学关系很近，只是这些问题最终都落在了城市和建筑的空间设计里，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样子。
第一财经：很多人觉得你变柔和了，对外的输出与表达也变多了。对建筑、对自身的理解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马岩松：我早期看起来标新立异、带着反叛劲儿的时候，其实也有温柔的一面，之前温柔的那一面没被大家看到而已。现在我的表达方式变了，骨子里的批判性从来没丢，内核没变。我原来的批判，本来就带着对人的共情，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就觉得城市不该是千篇一律的，生活本来就不止一种活法。
现在，我觉得除了做建筑设计，和大众沟通本身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得把我们的想法说清楚。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本质上也是沟通，因为建筑行业和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但普通人却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建筑，甚至不知道自己也可以参与进来。说到底，还是建筑这个学科本身没打开，才造成了交流的障碍。交流这么重要，当然要把建筑拆成一个个和普通人生活相关的话题去聊。
第一财经：今年你担任《Domus》杂志的客座主编，已经出版了六期杂志，这也是在沟通层面的思考和输出吧？
马岩松：做主编对我来说有很多层面：一方面能让我们更了解世界，做更多深度研究；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发声平台，关系到话语权的问题。
之前很多中国建筑领域的议题，其实都是别人定义给我们的。城市该怎么建、什么是现代、什么是传统，标准都是外来视角塑造的，这种情况在学校教育、行业评判里都特别明显。现在很多权威平台越来越封闭，只服务于已经握有权力的人，年轻先锋创作者反而没机会出来。
第一财经：你在杂志的每一期都会推荐很多中国年轻建筑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马岩松：我推的年轻创作者是面向全球的，只是对中国的年轻建筑师会多偏一点心思。我的核心就是想提出新议题。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什么信息网上都有，但杂志不一样，杂志能做深度的挖掘，选什么不选什么，得有明确的标准。我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对年轻设计师来说，不用有多成熟，只要有朝气、有新意就行，哪怕只是概念也没关系。那些已经成名的前辈建筑师，我推的很少，除非他们的作品和之前比真的有突破、翻了篇，不然我更愿意发他们的观点——他们做项目久了，不管是团队惯性还是市场期待，都很难真的突破，但是聊起想法来还是很有价值的。
第一财经：你除了做杂志主编，还做策展人，去阿那亚戏剧节做临时建筑，每天沉浸看戏。
马岩松：我最早接触建筑的时候，就理解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学科，不是什么脱离生活的东西，也没必要像纯技术那样往深了死磕。
建筑和各行各业都有关系，本身就是为生活服务的。建筑师得先了解所有人的生活，做出来的建筑才会有沟通力。加上我本身性格就对各种事好奇，尝试别的跨界，对我来说就轻松多了。
第一财经：你曾经将建筑师类比电影导演，既要把控整体，有想象力和理想主义的一面，又要面对资金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不停沟通让步。
马岩松：我觉得这个比喻挺对的。很多艺术家都羡慕建筑师，因为我们的作品是实体，能立在那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有穿越时代的生命力。但这也是压力，作品做不好，就永远立在那，没法像画那样画坏了烧了、藏起来，跑都跑不掉。
建筑师要协调一堆事务性工作，但我觉得底线是，得做一个善良的理想主义者。目标就是给城市留下美好的东西，哪怕现在大家骂我，等建成了你们看到就会开心了，建筑师都是这么想的，总得相信自己做的东西是对的。
只要你把饱满的情感放在作品里，理想、善良，其实都是人性的表达。这样的城市才会充满人情味，是人和人交流的地方，不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咱们现在建房子总说功能、合理，这些都是很客观的标准，但全按这个来，城市就会变成合情合理的无聊，真的没意思。所以就是需要一些跳脱出来的、超越当下认知的东西。
第一财经：现在不管国外还是国内，建筑行业整体都在收缩，很多建筑师纷纷转行。你怎么看年轻一代面对的现实？
马岩松：现在全世界除了少数地方，都是存量市场。欧洲也没什么新项目，但还是有很多人学建筑。一方面，建筑教育本身就是综合素质训练，美学、创意这些能力练好了，转行也能用；另一方面，现在项目少了，本来就该走高质量发展，慢慢把一件事做好。
以前行业快跑的时候，建筑师天天加班，劳力价值压得很低，现在活少了，人也少了，本该有充足时间和预算把事做好，怎么反倒越来越难了？日本和欧洲的建筑项目也少，但是走高质量路线，每个项目投入足，好设计师照样能好好生存。所以这其实意味着整个行业的生态都要洗牌，和职业转型。从单纯的解决问题、批量化，演变成对现状锲而不舍地改造。
建筑专业最底层的核心就是热情，要有情怀，要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对现存的问题有批判性，想做得更好。但好像不管在哪里做建筑师，本质上都得接受自己不被认可的悲剧底色，就算在大师层出的时代，多少也有点这个意味。满足感从来不是来自回报，是来自实现理想本身。没有理想的人，千万不要来学建筑。
第一财经：很多建筑师到50岁，都会想要留下一个标志性作品，给自己一个阶段性的节点，你对自己有这种要求吗？
马岩松：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做过长时间的人生规划。我就是把手头想做的事做完，再找下一件。我曾经想做国外的博物馆项目，采访的时候，就随口提了一句。结果过两年，卢卡斯博物馆就发来邀请了。有时候就是这样，机会没来也不着急，等着缘分就行。
第一财经：据说你每天随时随地都在工作，放松的时候会做什么？
马岩松：我喜欢听别人的故事，我对人本身很感兴趣。
比如我之前在荷兰做移民博物馆，要讲移民的故事，就走访了好多移民，每个人选择移民，大多是为了家人和孩子，想过更好的生活，也随时要面对不如预期的风险，谁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家庭、亲情、信心、希望这些东西，都是共通的。最后我们做出来的博物馆，不是讲历史讲苦难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核心就是讲普通人的个体命运。
我对建筑的兴趣，本来就不在“盖房子”这件事上。别人是按要求设计房子，我是把做建筑当成了解不同社会、不同人的窗口。不管做什么事，本质都是和人打交道，听不同的故事真的太打动我、太有意思了。听完这些故事再看城市，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城市不再是抽象的房子、街道、树，是一个个具体、丰富的人的故事，挺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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