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之前，为纪念五一劳动节，每年党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刊发文章、社论，发表宣言、口号，甚至集会、游行来进行专门庆祝。到了1948年的“五一节”，自然也不例外。
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在五一前给党中央发去一封简短的电报，询问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布。电文传到西柏坡后，中央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送交毛先生。
毛先生说：“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我们对外公布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五一口号就以这个为主旨吧！”
随后，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讨论此事。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集体决定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五一口号”。刘少奇一共起草24条“五一口号”后，将初稿送给毛先生。4月30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讨论并通过了经毛先生修改的23条《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口号中最核心的是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日，陕北的新华社即正式将口号对外发布，同时、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
5月1日，《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当天，毛先生给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工作的沈钧儒写信，对于“五一口号”的第五条作了进一步阐释，并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提出协商意见。
5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发表“五一口号”。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除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总部仍留在内地外，其他党部及主要领导人都转移到了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香港。
“五一口号”的发布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12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先生和全国同胞，予以支持响应。
台盟、民建、民进、致公党、民盟、农工党、民革、九三学社及民联、民促、救国会等民主党派以及海内外各界、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通电、宣言，支持和响应“五一口号”，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
接下来，中共中央即着手邀请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新政协。周恩来坐镇指挥，亲拟邀请名单和相关电函，制定接待方案。1948年9月，位于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更名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为李维汉、负责具体工作。
同时，中共香港分局也成立了五人小组，具体实施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五人小组中，潘汉年掌管全面，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邀请了在香港、上海及江南的77位民主人士，邀请了在北平、天津的24位民主人士。
香港、上海及江南的77位民主人士是：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柳亚子、朱蕴山、沈钧儒、史良、邓初民、周鲸文、罗隆基、张澜、梁漱溟、曾昭抡、胡愈之、马哲民、张志让、沙千里、李章达、曹孟君、章伯钧、彭泽民、韩卓儒、丘哲、谭平山、王昆仑、侯外庐、许宝驹、章乃器、施存统、黄炎培、孙起孟、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司徒美堂、陈嘉庚、冯裕芳、王任叔、郭沫若、马寅初、陈叔通、徐朗西、李达、周士观、沈雁冰、老舍、曹禺、巴金、田汉、洪深、郑振铎、叶圣陶、翦伯赞、胡风、卢於道、张絅伯、包达三、简玉阶、篑延芳、盛丕华、黄默涵、陈鹤琴、沈体兰、潘震亚、李德全、许广平、刘王立明、俞庆棠、沈兹九、刘尊棋、徐铸成、宦乡、赵超构、储安平、王芸生、吴耀宗、黄次咸。
北平、天津的24位民主人士是：张东荪、吴晗、潘光旦、李烛尘、李祖绅、许德珩、樊弘、袁翰青、张奚若、闻家驷、费孝通、李广田、徐悲鸿、陆志伟、劳君展、翁独健、王之相、向达、雷洁琼、卢念苏、周炳琳、钱端升、符定一、李锡九。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合影。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沈志远、连贯、曹孟君、丘哲、丹东中共领导
1948年7月31日，旅居美国的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应中共中央邀请、搭乘苏联“胜利”号客轮起程回国。但9月1日、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冯玉祥与小女儿不幸葬身火海。后，李德全转道莫斯科、带着冯玉祥的骨灰参加新政协的筹备。
同冯玉祥一样，为新政协的召开献出生命的还有杨杰（国民党左派，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阿合买提江（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主席，赴北京途中、飞机失事）等民主人士。他们的遇难让民主阵营的人痛心不已，但并未影响到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协商建立新中国的热情。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启程北上。1948年11月23日，马叙伦、郭沫若、翦伯赞、许广平等第二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启程北上。1948年12月26日夜，李济深、朱蕴山、沈雁冰、孙起孟、洪深、章乃器等第三批民主人士从香港起航北上。
1949年2月28日，包达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叶圣陶、赵超构、曹禺等一行27人从香港起航北上。1949年3月14日晚，黄炎培一行从香港启程北上。
1949年3月21日，250多名民主人士驶离香港北上。这是历次“北上”中人数最多的。1949年5月5日，100多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驶离香港北上。这是“北上”航程的尾声。
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查核，从1948年9月至1949年8月，接送民主名流和文化精英及其家属北上，大大小小共有20多次、1000多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350多人，后成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代表的就有115人。
1949年6月17日，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及其代表名单的筹备会第一小组成立，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有中共、民革、民盟、民建、无党派民主人士、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45个单位。
此外，还有一个特邀单位。特邀单位成员比较复杂。如，宋庆龄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参加国共和谈的南京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湖南和平起义中的国民党元老程潜；起义的国民党将领曾泽生等；愿为人民服务的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界人士。还有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拥军模范等，在其他单位不好安排或安排不下，但又有代表性的人士大都安排在特邀单位中。
当时，有些共产党员和部分民主人士对邀请原南京和谈代表团成员和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声称：“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毛先生、周恩来等人在党内反复进行政策教育，并向党外人士解释，指出：虽然他们原来属于反动阵营，但在和平谈判和起义中立了功，站到了人民一边，就应当不念旧恶，采取欢迎态度。经过教育和解释，这一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
新政协筹备会还不断收到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的书面请求，前后共达30件之多。对此，筹备会经过慎重考虑，都分别给予了适当处理。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因组织不纯、成分复杂，故未以单位名义参加，个别邀请了其代表人物参加。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农民党、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等，因党派成员复杂、性质多属反动，被筹备会拒绝。
还有人建议照顾“汉留”（即“洪帮”“洪门”）。中共中央的答复是：“青红帮、汉留等，既非民主党派，又属封建组织，对反美反蒋无贡献，有些地方更常为反动统治的爪牙，故不应邀其参加。”
据此，将“汉留”排除在了新政协之外。当时，还有一些党派虽未积极争取，却被主动邀请参加的，具体有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可以说，当时的新政协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它“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92岁的老翁（萨镇冰，1859-1952，曾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也有21岁的青年（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田富达）；从居住的地域来说，它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侨领，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
他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地、民主地、融融和和地、空前未有地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
后及：尽管新政协筹备会如此用心，但在代表人选上亦出现了个别遗漏，如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满族代表；名单公布后，有满族民主人士人为此痛哭。
毛先生听说此事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
后来，在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时，对此事专门做了弥补。而实际上，在参加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中，是有满族代表，他就是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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