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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一直以来就是军中袍泽们的一种追求和向往。可这种东西，对于蒋系将领们来说，过于昂贵了。
武汉会战的战后检讨会上，陈诚就曾经放过一炮：正面战场上我军虽然有100个师，但在一线与日军作战的却仅有1个师，其他师都在后面等着、看着，毫无配合和支援，如此作战，焉能不败？
陈诚说得对吗？
有道理。
确实，在很多时候，就是日军把前面的这个师歼灭或者击溃，后面这个师才会顶上去接着与日军作战。
难道这些部队怕死？
非也！不仅不怕死，反而打得异常英勇，哪怕付出尸山血海的代价也要与日军不死不休。
难道这些部队不懂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
亦非也！这些部队的长官要么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要么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或者陆军大学，战术水平虽然不见得多么高明，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个道理还是懂的。
既然不怕死，又有战术修养，那为何还眼睁睁的看着友军孤军奋战，而不主动去配合作战呢？
难道他们不懂得，一旦上一支部队被消灭后，下面就要轮到自己了吗？
保存实力？
起码在抗战初期，这种现象还是不多的。尤其是在韩复榘因保存实力而擅自撤离山东战场而被军法处置后，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杜绝，蒋氏颁布的《连坐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执行。
既然如此，那为何各部之间仍然较少配合，还是各打各的呢？
严格来说，始作俑者还是蒋氏，他并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
擅自放弃兰封的桂永清没事儿，擅自放弃商丘的黄杰没事儿，擅自放弃信阳，造成武汉会战功亏一篑并且在事后把责任都推给川军第45军的胡宗南没事儿。如此行事，又岂能让人信服？
更有甚者，杂牌军打光一支，蒋氏就撤编一支；打残一支，蒋氏就吞并一支。时间一长，这些杂牌军将领们就回过味来了，老蒋这是要借着日本人之手来消灭我们啊！
放弃抗战？这些杂牌军将领们既不敢，也不甘心，这毕竟是国战，作为军人，血洒疆场，马革裹尸是应尽的本分。
可要与嫡系配合作战，那还是多长几个心眼吧。
不然，被人卖了还要替对方数钱。
因此，别看陈诚在武汉会战后的战后检讨会上讲得再有道理，可在台下坐的杂牌军将领们也就是听听罢了。
谁不知道你陈诚在吞并部队方面的吃相难看？谁不知道你擅长的就是把指挥上失误的责任往杂牌部队身上推？不然，南岳军事会议堂的厕所墙上为何会出现“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口号？
还不是陈诚把在武汉会战中指挥失误的责任推到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身上，惹怒了川军将领？
对此，湘军也有说法，胡宗南你把第70军的16师弄哪去了？当初说好的是暂借的，可这都借了一年了，为啥还不还？
本来，这种现象是存在于嫡系与杂牌军之间的，作为半嫡系的薛岳是感受不到的。
可在第3次长沙会战之后，这一切都变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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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
两个原因。
一是，薛岳功高震主了。
二是，随着第3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薛岳在国内、国际上的声望剧增，俨然是世界名将般的存在。由此，薛岳那颗原本就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这也难怪。
薛岳本就不是蒋氏的嫡系，之所以能够在抗战时期获得蒋氏的信任并委以重任，与其说是因为战功，还不如说是在其背后有陈诚在加持。
可由于陈诚被调到远征军，又由于陈诚在第6战区那些青年军官们发起的“清君侧”一事中受到牵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蒋氏的信任，没有了情感包袱的薛岳就由不怎么听话变成了不听话了。
关于这一点，在常德会战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很多人都说，日军的战术精细，战略稀烂。这话不假。
从“卢沟桥事变”开始，无论是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乃至于后来的豫湘桂作战，日军之前的战略构想就从来没有实现过一次。
这其中，固然有中国部队奋起抵抗，让日军的战略无法得逞的原因在内，但其没有战略定力的缺点也暴露无遗。
就以常德会战为例，直到日军11军打下了常德，日军高层还在为是否占领并且确保常德而争论不休。
这种事情难道不是在出战前就确定好的吗？
这一争论不要紧，11军十几万人马停留在澧水岸边的冰天雪地之中挨冻，几万伤兵在滴水成冰的野外嗷嗷待毙，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还要多。
从侵华战争一开始，日军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所谓的“川陕攻略”。
日本人还是了解中国历史的。他们所谓的“川陕攻略”其实就是忽必烈灭南宋的故伎。
对此，日军内部有不同看法。
反对者的主流意见是，11军所在的武汉地区受到第5、6、9战区100多个师的包围，能够守住武汉就不错了。如果视这100多个师于不顾，偏要直取四川，是否过于冒险？
一旦进攻不顺利，反而容易被中国部队包围在四川的大山之中，不仅会损兵折将，恐怕连武汉地区亦不可保。到那时，该如何收场？
支持者的主流意见是，可以兵分两路，一路走潼关取关中，先下成都，然后再取重庆；另一路走宜昌，沿着湖北入重庆的大路西进，攻取重庆。
若能取胜，则抽兵南洋，与英美争雄。
海军也来凑热闹，表示愿意全力配合。
可大型舰船只能通航到宜昌，接下来的水路进攻咋办？
还没等海军接茬，原属于陆军的稔彦王不甘寂寞地插了一句嘴，我们可以一边派出潜水员炸掉暗礁，一边在宜昌建立水坝蓄水啊！这样我们的大型舰船不就可以直通重庆了吗？
看来，这个稔彦王还真是个“何不食肉糜“的货。
难道宜昌周边的中国部队是摆设不成？
后来，还是日本中国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拿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他认为，“川陕攻略”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来自第5、6、9战区那100多个师的威胁。若能在发起“川陕攻略”前解决这个威胁，那不就没事了？
因此，岛贯武治的计划是，先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发起一次西安攻略战，目的在于拖住1战区和5战区，使其无法南下支援第6战区，然后11军攻打常德，占领第6和第9战区的这个结合部，建立一座前进基地。
待到击溃第6战区和第9战区主力后，11军主力转而向北与华北方面军会合，再击溃1战区和5战区主力。如此一来，发起“川陕攻略”的条件将成熟。
不得不说，岛贯武治想得挺美的。
1943年夏季，畑俊六连续下达了两道命令：
一是，命令冈村宁次的华北方面军立即在华北发动秋季作战，目的在于摧毁八路军的根据地，为下一步抽兵南下参加西安攻略战做准备。
二是，命令横山勇的11军趁着第6战区主力抽调到远征军的机会，进攻常德。
可让畑俊六没想到的是，冈村宁次对他的命令竟然百般推诿。理由是，八路军太难打了。
按照冈村宁次的话来说，他把所有的招数都使上了，可仍然天天晚上遭袭。不抽兵南下，局面尚能勉强维持，若抽兵南下，后果难料。
见一贯强硬的冈村宁次都怂了，畑俊六也只好退了一步，有啥条件，你提吧！
见老上司松了口，冈村宁次也没客气，弱弱的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南下前，派工兵把位于黄河南岸的霸/王城铁桥修好；二是，增派一个坦克师团来。
畑俊六一听，你还真敢要啊！
修桥还好说，可这个坦克师团我从哪里去给你弄啊？
没办法，只能让关东军出血了。
抗战爆发之初，日军是没有坦克师团这种编制的。
这其中的原因是，日军不大会用。
在南口会战和太原会战时，日军虽然出现过以坦克部队为基干的机械化旅团（热河支队），但实践证明，这个玩意太高难，日军以当时的能力还掌握不了。
因此，在太原会战后，日军就取消了这种机械化旅团的编制，坦克部队都是联队级的。
可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派了一拨人到德军进修，才发现，原来坦克可以这么玩啊！
回来后，日式的坦克师团就被他们鼓捣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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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横山勇的11军。
从11军成立起到常德会战，11军的4任司令官作战各有特点（本来冢田攻应该是第4任的，可刚上任不久就被桂军的高射炮击毙了）。
冈村宁次的打法是变，他比较尊崇“世界上仅有的不变就是变”这个说法，关于这一点，在武汉会战的南浔线作战中屡有表现。
园部和一郎的打法是不变，一切都要按照事先计划好的来。
这种庸才之所以能够当上日军仅有的一支战略机动部队的司令官，完全是靠着他在“诺门坎战役”中的一次突发奇想。
当时，园部和一郎正担任着关东军第7师团长。
虽然仗打得不咋地，可相比第23师团，第7师团没有一面联队旗被苏军缴获。这是因为，园部和一郎在之前就把各联队的旗子收起来了。
因此，在诺门坎战役后，园部和一郎以有远见出名了，并以此接替了11军司令官的职务。
第3任司令官阿南惟几的作战特点是呆板，好像除了中间突破，分进合击就再也不会啥了。
第4任司令官横山勇的作战特点是反复横跳，一会儿从外线穿插到内线，一会儿又从内线穿插到外线，在反复横跳之间，寻找作战机会。
可反复横跳，就意味着日军的侧翼经常会暴露在中国部队的打击之下，难道横山勇就不怕吗？
怎么能不怕呢？
要想躲过中国部队侧击自己，没有啥好办法，只有两个字，速度。日军利用速度上的优势屡屡在中国部队要对他们进行侧击之前脱离险境。
为了让日军明白速度的重要性，横山勇在出战前就有明确交代，士兵不能落单，要是落单，哪怕几个中国老百姓，都能用锄头要了他们的命。
为此，日军虽然累得要命，但为了活命，也只能倒腾着两条小短腿拼命跟上。
不得不说，横山勇的这一手打乱了常德外线中国守军的部署，让日军屡屡得手，尤其是第73军，更是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从1943年11月1日开始，到11月18日，日军已经在外线对常德形成包围，在11月22日，完成了对常德城的包围。
攻城战即将展开。
那么，薛岳的第9战区就没有对常德展开救援吗？
要知道，在3次长沙会战中，第6战区可都是不遗余力地对第9战区增援，虽然此时第6战区的司令长官不是陈诚了，换成了孙仿鲁（连仲），但众所周知的是，孙仿鲁可是陈诚的人，和当初薛岳的身份是一样的。
可薛岳还就真的没派出援兵。
当然，理由还是很充分的。
一是，薛岳判断，横山勇此来明着要打常德，实际上是要打长沙，他不能中了日军的计策。一旦横山勇虚晃一枪，突然转向攻打长沙，责任由谁来负？
薛岳的判断有道理吗？
不客气地说，胡言乱语。
此时，日军此次出战的第3、13、116、68和58师团已经麇集在常德城下，武汉地区所剩下的仅有一些警备师团，自保尚不足，哪里有能力进攻长沙？
二是，要想救援常德，就需要从湘北调兵，可一旦日军趁着湘北兵力空虚，突然进攻怎么办？
有道理吗？毫无道理。
如果薛岳真的想要救援常德，那他完全可以采用波浪式的进兵方式，即湘北的部队救援常德，从衡山等地赶来的部队补充到湘北一线。如此一来，既可以实现救援常德的目的，又可以确保湘北兵力充足。
相信以薛岳这般久经沙场的宿将是不会看不破这一点的。
可薛岳仍然没有出兵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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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德问题上，薛岳始终有一个心结。
在枣宜会战之前，也就是第6战区还未成立之前，常德是归属第9战区的。
而在第6战区成立后，常德被一分为二。这里面所说的一分为二不是地盘被划分，而是责任被划分，即常德的防务由第6战区负责，而行政归属第9战区。
在薛岳看来，常德丢不丢，与第9战区有啥关系？
当时，由于日军的战斗力不足，每次出战都采用“短距离截断作战”的战术，即以歼灭敌手有生力量为目标，而非以占领地盘为目标。
从随枣会战开始，到鄂西会战，每次都是如此，只不过枣宜会战是个例外。
久而久之，包括李宗仁、薛岳、陈诚等人都产生了一种错觉。因为日军即便攻下了城池也待不久，早晚是要撤退的。既然如此，那又何必与日军死打硬拼呢？待到日军撤退后，再去恢复失地不好吗？
就以常德会战为例，如果薛岳出兵，损失的是第9战区的实力，可得到便宜的却是第6战区，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事情能干吗？
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在第3次长沙会战之后，薛岳变了。
在之前，薛岳为人称道的不仅是行事果断，肯于负责，在紧要关头敢于战场抗命，还有的是不计较得失，每逢大战，都要把粤军顶在一线战斗。
可在第3次长沙会战之后，薛岳的心思变了，并且有着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另搞一套的心思。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岂肯把第9战区的主力拿出来替他人做嫁衣？
见薛岳迟迟不肯救援常德，时任作战厅长的刘斐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沅江以南改为第9战区的作战地境。
而常德，就在沅江以南。
如此一来，薛岳再也无法推脱了。毕竟，常德现在属于第9战区的防区了，若是有失，薛岳是要负责的。
于是，薛岳开始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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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动救援和不情愿地救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薛岳并没有从湘北调兵，而是从衡山调动方先觉的第十军和洞庭湖口的第99军救援常德。
可已经太晚了。
待到第十军长途行军近300公里赶到常德外线的时候，不仅常德已经濒临失守，日军外线的打援部队早就做好了准备，就等着伏击第十军了。
第十军在日军的预谋打击下，损兵折将高达万余人。
复盘常德会战，薛岳救援不力是非常明显的。可薛岳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仍然认为，他不从湘北抽调兵力增援常德的做法是正确的。
至于是否正确，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日军占领常德不久，就遭到了中国空军的猛烈打击，只能退出常德。常德被收复。
可要想推卸掉自己救援不力的责任，那就需要找一个替罪羊，薛岳把目光盯在了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仿鲁身上。
在常德会战的战后检讨会上，薛岳不仅不肯承担责任，反而对孙仿鲁反咬一口，“你丢了我的粮仓！”
这就有点不顾体面了。
不知道此时，薛岳是否会想起，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是第6战区下辖的79军暂编第6师赵季平部先期杀入长沙，将已经进入长沙的日军第4师团与早渊支队驱离，收复了长沙，这才挽回了薛岳的面子。
不知道此时，薛岳是否会想起，在第3次长沙会战中，若非第6战区下辖的第73军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长沙，以韩浚的第77师进入长沙，稳固了长沙城的防线，以其余两个师进入岳麓山，保卫了炮兵阵地，第3次长沙会战能取得大胜？
可这些，薛岳都忘了。
对于他们来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笑话罢了！
“胜则争功，败则推责”才是能够保全他们实力的不二法门。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依靠实力在胜利后换取相应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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