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营救西路军指战员的史料中，笔者看到了很多感人故事，特别是营救者和被营救者都是西路军被俘指战员的故事。
他们自己身陷囹圄，却把营救领导战友当作自己的使命；他们组建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党支部营救落难的被俘指战员和失散的红军战士；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战友们的安全。
笔者以几个小故事为线索，谈谈西路军被俘指战员们的自我营救问题。
一、众姐妹营救了她们的领导张琴秋
对于以马步芳为代表的马家集团来说，杀害被俘红军高官是必须的。
之所以如此，一是所谓鼓舞战斗士气，如在《马步芳氏报告第二军及青海民团剿共经过》中就公开说：
在黄番寺峡，“我骑兵第二路从两山攻击，激战三小时，攻克红军阵地，将红军两团之兵力都解决了，其余残敌向黑河上游溃窜。
这一次得马步机枪二百四十余支，又得伪三十军政治部印一颗，生擒了伪师长一名，即行枪决，以快人心。
二是坚决服从蒋介石之命令，屠杀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就是如此。而在马步芳看来，张琴秋是西路军中仅次于徐向前、陈昌浩的高级官员，是西路军中著名的“女将”。
笔者在1937年1—3月出版的《青海日报》和《河西日报》中，多次看到有关打死“红军女将”张琴秋的报导。
如《青海日报》1937年3月20日报道：“红军女将张成（琴）秋于十七日当场击毙”。“张成（琴）秋（陈昌浩之爱人），二十几岁，苏联毕业，任总部组织部长”。
如果被俘后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张琴秋
然而，由于在西路军被俘女红军们的掩护和营救下，其身份始终没有被马家集团所发现，这就为以后党和周恩来的营救打下了基础。
张琴秋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9岁入私塾，后转入振华女校。
民国10年（1921年），张琴秋冲破阻力，外出求学，考入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学校；
在校内，她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参加学生游行并带头剪发。1925年冬，张琴秋同丈夫沈泽民等赴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
张琴秋在学校刻苦学习各科理论，又深入社会作调查，由于俄语成绩优秀，两年后即在校任翻译，同时还任学校党支部委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主席等职。
1930年秋后，张琴秋同丈夫沈泽民回国，任中共上诲沪东区区委委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1年3月，她又和沈泽民一起，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
长征途中，张琴秋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改称西路军后，她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随总部在河西走廊，与敌人苦战四五个月。
1937年3月，她随部队沿祁连山向东转移，途中弹尽粮绝而被俘，于1937年4月间被押送到青海西宁。
被俘后张琴秋多次险遭不测，如在押送途中，差一点就被马家军骑兵杀害。
马家军将被俘红军从河西走廊押送到西宁，途中约有10%以上的被俘红军被杀害。这些红军大多数是体弱多病而被马家官兵杀害的。
据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的考证，认为在押解途中惨遭杀害的约300人。
笔者以为，根据《青海日报》1937年1月25日报道的比例推算，这一数字相当保守。该报道说：
我军在甘州前防俘获女红军一百五十四名，男红军一百三十六名，由甘州启行后。除在大坂山等处，因饱受雪霜，致疾冻死，男女红军，有廿七名外；其余女红军一百四十三名，男红军一百二十名，均于昨日下午一时，押解抵省。
290人死亡27人，其比例接近10%。
原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也回忆说：“三天后，敌人派了三、四十个骑兵把我们一百多名负伤红军，经洪水、扁都口、门源押往西宁市……”
路过洪水时，敌人为了减轻他们的行军‘负担’，一夜之间就屠杀了二十几名伤员”。被杀的比例高达20%。
笔者以10%统计，如按全部解押青海的7000多人估算，被屠杀者当在700人左右。
吕仁礼
由于张琴秋在被俘之前生产不久，身体虚弱，走得很慢，被敌人视为累赘，曾想把她杀掉，幸得女红军蔡德贞帮助和保护，张琴秋才幸免于难。
到了西宁，张琴秋的安全更难保证。“马匪天天查张琴秋，并说检举了有赏，隐藏查出后杀头等”。
此时，西路军已完全失败，马步芳也改变了以往抓住红军就杀的做法，将一些男红军送往外地修筑公路，从事重体力劳动；
女红军则留在西宁的工厂、医院里做苦工，其中一些年轻漂亮、原系西路军政治部前进剧团团员的被俘女兵，被编入马步芳的100师跳舞团。
由于张琴秋在被俘时即改用化名“苟秀英”，隐瞒了过去的身份，因而未引起敌人重视，被打发到西宁东关湟水河边的义源羊毛厂，整日干着分拣羊毛的差事。
几天后，与张琴秋同在该羊毛厂做工的10多个被俘女红军被直接带走，送给马步芳的官兵做老婆，有的被俘红军从此下落不明。
这让张琴秋等其他被俘女红军指战员们有些不安，这期间张琴秋刻意把自己弄得老态一些，以躲避如此厄运。
尽管如此，张琴秋暴露的危险始终存在。由于她是西路军中的高级干部，更是众多姐妹们尊敬的领导和崇拜的大姐，所以很多被俘红军都认识她。
将她从义源羊毛厂营救出来是进行进一步营救的前提，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是马步芳新剧团的众多被俘红军。
参与营救的王定国这样回忆：“张琴秋同志是1937年2月底或3月上旬被俘的。
我们在新剧团里听到红五军剧团的蔡德贞（十五岁左右的女孩）说张琴秋送到青海，关在一个剪羊毛的工厂里。
她来我们这里之前，是同张一路到青海的，并说张琴秋改名为苟秀英。
王定国
商量结果，我们以我们人多，岁数小，需要一个岁数大点的帮助做饭为理由，向新剧团团长赵养天提出要人。
赵养天鉴于实际情况，表示同意。我们又提出工厂里有我们会做饭的老乡，赵就说：‘你们自己去工厂挑人把！’我们就把张琴秋挑来了”。
张琴秋来到剧团后，剧团有了主心骨，老红军王定国这样回忆：
自张来后，经常组织同志们学习，念报纸，给同志们讲团结的重要性，讲怎样防止敌人把我们的同志打伤、拉走（拉去给马匪当老婆），讲学文化的重要。
一次，永鉴的勤务员带同志们到一个很大的浴池去洗澡，张琴秋同志还教我们浮水，说这对以后逃跑时有用。
张琴秋还和新剧团里的六名党员（王定国、宋时华、白太香、杨万才、吴仲廉、陶万荣）商议过组织支部的事情，但未宣布。至于具体的工作是做了的。
尽管如此，张琴秋在剧团也不是很安全的。由于被俘红军中认识她的人比较多，危险随时存在。
如马步芳听说张琴秋并没有死，可能在西宁时，就下令全城查找张琴秋，并将悬赏1000元大洋捉拿张琴秋的告示贴遍了西宁的大街小巷。
负责剧团的赵养天也集合跳舞团全体人员，软硬兼施地对她们训话说：
听说你们红军里有一位女将军，名字叫张琴秋。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能文能武，能说会道，骑在马上就可以把文章做出来。
我们希望她肯为我们做事，我们一定会给她大官做，决不会亏待她。但是，如果继续躲藏着，一经查出来，就没有好处了。
我想你们也都认识这位张琴秋，比我更熟悉她。我希望你们帮助我查找张琴秋，查出来我一定给你们重赏。但是，如果知情不报，那就不要怪我赵某不讲情面了。
随着敌人追查活动的紧张进行，张琴秋的处境已十分危险。
1937年6月份，赵养天对大家讲：过几天国民党中央有人来参观，并说了一个人的名字。
张琴秋听了很害怕，因为这个人曾是张的同学，她怕自己被人家认出来。
难友们也为此很担忧，情急之下，便想出了个让张琴秋装病，不参加列队欢迎贵宾的办法，才算闯过了这一关。
还有一天，一位被俘红军突然喊她张部长。虽然没有被敌人发现，但营救她的女红军们还是感到必须将她转移，并送出西宁。
她们想到了敌一百师陆军医院的罗承训医生。于是大家就说苟秀英（张琴秋）有重病，要求把她送到了马匪西宁中山医院。
到了中山医院，罗医生答应帮助她们逃出西宁，因为营救的还有两位西路军被俘红军女干部，她们是吴仲廉、陶万荣。
在这里，笔者将费点笔墨，介绍这两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中豪杰。
吴仲廉（1908年~1967年），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人，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4月，上井冈山，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曾给毛主席当过书记员，抄写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6月，吴仲廉和曾日三在根据地结婚。1932年，调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女子义勇队指导员。
她将180多名红军家属和农村姑娘，经过短期的政治和军事训练后，分派到各地赤卫队、少先队任军事骨干。
后历任红三军政治部秘书、总支书记，红军学校及红军医院政委，福建军区政治部副科长，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1934年，吴仲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1月，随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遭敌包围，突围中被敌俘虏，被押送西宁中山医院服劳役。
吴仲廉和第二任丈夫江华
1937年8月，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交涉后，获释回延安，被派往山东根据地工作，任山东纵队组织部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秘书长等职，与江华结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监委副书记、省委妇委书记、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党委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陶万荣（1916—1995），又名苏风，湖北麻城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春调到少共麻城县委工作，同年秋进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
1932年12月随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涉汉水、越巴山，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通江组建了妇女独立营，陶万荣作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妇女宣传队长出任妇女独立营营长，年仅17岁。
1935年4月，红军撤离川陕苏区时，陶万荣和张琴秋等带领的妇女独立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西路军时期，陶万荣任独立团营长，后被俘。1937年8月，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交涉后，获释回延安。
值得一提的是，在1984年上映的一部影片《祁连山的回声》，讲述的就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悲壮的命运。
剧中由倪萍饰演的妇女独立团团长介绍自己来自湖北麻城，实际上原型就是陶万荣。
回到延安后，陶万荣学习了一段时间，又奔赴山东战场，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指导员，在山东，她为了保密需要，将名字改为苏风。
解放后，陶万荣历任任辽宁、辽北、辽西省公安厅科长、处长、副厅长，沈阳112厂副厂长，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与老红军阮途结婚。
后在大连政协副主席任上离休，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95年12月30日病逝于大连。
扯远了，继续说张琴秋脱险的故事，罗医生为什么同意帮忙放她们走呢？有这样一个原因：
罗医生原在马匪部队工作，在一次战斗中被红军俘虏了，当时在九军做俘虏宣传教育工作的是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吴仲廉。
吴仲廉给他们讲红军的政策。教育后发了钱放罗医生走了。
这次很巧，吴宗莲被俘分配到中山医院，就被罗医生认出来了，罗医生为报答吴宗莲的不杀之恩，同意帮忙放走她们。
实际上，在罗医生帮助他们的同时，国民党军统特务李晓钟已经发现了她们的真实身份，也向马步芳申请要这三个人。
当然，李晓钟并没有将这三人的真实身份告诉马步芳，马步芳同意了李晓钟的请求。
于是，特务李晓钟以西路军落难红军的身份，骗取她们信任，将三人带出了西宁。
四人到达兰州后，由于消息闭塞，加上李晓钟有意破坏，导致张琴秋不知道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张文彬的住处，也没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
无奈之下，四人又到了平凉后，在街上碰见一个援西军的伙食采购，张秋琴和吴仲廉向他打听援西军的驻地。
采购员告诉他们，部队离城有二十里，要过一条河，负责人是郭述申和肖克，并答应他们用马将他们驮过河去。
张秋琴考虑到陶万荣在旅店里，不能把她丢下，就写了一个条子，请采购员带给郭、肖。
在条子里，张琴秋请郭、肖通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车站接她们四个人，以便和国民党交涉，返回西安。
郭述申
郭、肖收到条子后，因为不能直接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发报，就通过云阳八路军总部向西安办事处发电报，这样，时间就耽搁了。
张秋琴等人到达西安时，等待她们的不是战友，而是大批特务。
这样，张秋琴等三人就被李晓钟移交给蒋介石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
从西宁到西安这条路上，张秋琴等人的行动基本是自由的，一到西安后，就被看守起来，行动不自由。
在他们移交西安行营前，原押送人给他们一块钱，叫他们洗澡，理发。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看管严密，他们三人也未能去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从西安出发，就由国民党西安行营武装押送了。
特派员李晓钟等将我党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三同志由西宁押送到南京，交国民党反省院。
8月19日周恩来、叶剑英、童小鹏亲自到反省院探视。在看了关押的所谓“政治犯”名单后，周恩来马上看望了张琴秋等人。
随后，周总理向南京、西安国民党有关方面严正交涉，两周后，张、吴、陶等回到党的怀抱。
二、被俘红军组织的地下和狱中党支部为营救被俘红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被俘红军刘德胜是30军88师265团9连连长，在祁连山掩护左支队领导突围时被马敌俘虏的，随后押到甘州，后被挑选到甘州补充营。
在补充营，他结识了许多被俘指战员，大家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争取早日找到红军、找到党”。
刘德胜
1937年6月初，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在张掖福音堂医院附近的芦苇塘边，成立了张掖地下党支部，以刘德胜为支部书记，邱均品为组织委员，蔡文良为宣传委员。
党支部的首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团结被俘同志，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
之后，三人积极活动，扩大支部组织，不久，王定国、武杰等相继加入到了支部中。为了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支部进行了明确分工：
“‘补充营’四个连和电台的党员，由邱均品联系；张掖看守所的秘密党支部，由王定国联系；韩起功司令部八大处和张掖县邮政局的党员，由武杰联系；流落失散在甘州城的党员，则由刘德胜联系”。
在甘州城的街道上，武杰先后与寇惠民、李心政、李传珠、李学儒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后来成立了街道临时党支部，李心政同志任书记；
在敌人的修械所里，联系了汤利仁、袁清平、李绍诲等同志，组成了党的小组，汤利仁同志任组长；
王定国以做衣服为名．与胡嘉滨同志取得了联系，还与在街道上流浪的周强、黄志亭、刘克先同志也接上了关系。这样，党支部很快联系了20多个党员，使张掖地下党组织有了一定的基础。”
与此同时，关押在张掖看守所中的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等被俘红军的8名干部也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以刘瑞龙为支部书记，魏传统为支部副书记。
党支部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主要任务，相约绝不能暴露原来姓名和身份。
刘瑞龙这样回忆他们的党支部：被俘后，我化名李占魁，一同关押的有魏传统、惠子明、徐宏才、袁正明、董光益、张玉清、刘静生等，经过互相了解，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公推我为支部书记，魏传统为副书记。
刘瑞龙
党支部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任务，相约绝不暴露原来的姓名和身份。每天利用放风时间，住地上划‘坚定’二字互勉；
还唱《苏武牧羊歌》，以‘留胡节不辱’，‘大节不稍亏’，‘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等歌词互相激励。直到出狱，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
两个狱中党支部，一个街道临时党支部，一时间在张掖有了三个支部。这样失去组织的党员就有了依托。
正是在地下党支部、狱中党支部的努力工作下，党的营救工作有了目标。
同时，随着党中央、周恩来同志的积极营救，也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河西形势有了进一步好转，两个地下党支部和街道临时党支部就积极活动，配合党的营救。同时也进行了自我营救。
首先，是刘德胜支部精心营救了刘瑞龙支部的主要成员。王定国等人在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的帮助下，成功地找到了刘瑞龙他们。
晚年刘德胜
在王定国等地下党支部的努力下，这8名西路军被俘干部的名单，经过高金城先生交到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谢觉哉手里。谢老依据这份名单，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营救这批干部。
因为有证有据，有姓有名，国民党当局无法抵赖，结果八人中的四人经营救返回到兰州。
其次，积极斗争，争取狱中基本的生存权。两个党支部利用张掖县县长马鹤年同情西路军的有利因素，向马鹤年提出改善狱中生活的要求。
有一天，马鹤年带领监狱长到看守所看望了八名红军干部，他对这几位干部说：‘现在要打日本了，国家需要人才，你们将有大用。’
又向监狱长交待：‘听说他们饭不够吃，可以把粮食分给他们自己做。’
后经秘密党支部讨论，决定由惠子明和徐宏才同志做饭，监狱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此后，马鹤年还派人到看守所给同志们理了发，同志们自由活动的范围也扩大了”。
王定国和西路军老战士合影
在马鹤年的干预和关照下，关押在司令部的红军战士处境大为改善，可以自由上街，可以自己做饭，可以互相探视。
再次，地下党支部将营救在张掖的流落红军和被俘红军作为自己支部的主要任务。
他们回忆说：在向高金城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汇报了刘瑞龙等西路军被俘干部的情况后，“党支部又派王定国会同陈大伟、张明新二位医生，以看病作掩护，在民乐县孙家庄一带寻找西路军失散人员。
他们写了100多张字条，散发给失散的红军战士，字条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八路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
并告诉他们：‘行动不便的同志，可到甘州福音堂治疗。到医院后连敲三下，有王定国、徐世淑同志接应。’
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了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方同志和甘州中心县委书记昊建初同志，他们两人在福音堂住了七八天，就介绍去了兰州，后经西安回到了延安。”
我们还可以从被营救的流落红军的回忆中进一步得知张掖地下党支部的营救经过。
原西路军连长刘克先回忆说：“一天，我坐在街边讨饭，一个穿国民党军服的军人走了过来，小声对我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红军已改为八路军了，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失散的西路军人员。’”
我听后十分高兴。他又问我：‘你住在哪里？’我说：‘我没有地方住，只好要饭。’他说：‘你每天不要走远了，到时候我送饭给你。’
经过一阵交谈，我们彼此熟悉了，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德胜，江西人，原是30军88师的一个连长，后被韩起功抓去当了兵，现在住在医院里。
国民党士兵的生活也很苦，每天只吃两顿饭，分几个馒头。每天吃饭时，刘德胜同志便省下两个，偷偷地送给我。
影视剧《大营救》中的韩起功
我每次接过馒头都要问：‘你吃了吗？’他说：‘吃了点，你放心，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在刘德胜同志的帮助下，我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转眼7月过去了，我要求回延安，刘德胜同志说：‘你不要急，我请求组织想办法。’刘德胜去找王定国同志，王定国又向高金城讲了这件事。
四天后，有从新疆向兰州运东西的汽车路过甘州，高金城便去找带队的人，请他们顺便把我带到兰州去，并给那人塞了点东西。
带队的得了好处，加上国共已经合作，便答应了。”这样我就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王定国、刘德胜经过细心调查，了解到了甘州（张掖）被俘红军的情况，于是给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写了报告：
一是被关押的红军领导干部的情况；二是被俘、失散红军战士在当地的情况；三是‘补充营’开往红水地区修公路；四是请求党中央迅速设法营救。
报告写好后，由高金城在上面写了买药的介绍信。第二天由蔡光波化装成买药的，把报告直接送兰州”。
这一报告对我们营救河西被俘红军起了重要作用，正是这一报告使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了解到了河西被俘红军的情况，为下一步营救提供了前提。
第四，利用敌人的电台情报，为党的营救工作
韩起功司令部电台有十多人，除两个管理人员外，都是红军人员。被俘的红军战士就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搜集情报，掌握敌人的动态。
8月下旬，马步芳电令韩起功，把关押在张掖的八名红军干部解往青海，‘补充营’调往洪水修公路。
译电人员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邱均品，邱均品马上报告党支部。针对这一重要情报，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支部决定，由邱均品执笔写报告，立即报送兰州办事处。
民国时的张掖
张掖地下党支部，从1937年6月初建立到1937年10月底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共收容、营救西路军被俘、伤病、失散人员三百多人，先后经过兰州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回到了延安”。
三、身在马营，心在红军
除了上述的张掖电台为党继续工作外，在西宁依然能找到这样的事迹。
早在1937年3月下旬，马步芳就得到报告：西路军余部一千余人脱离战场，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率领沿祁连山向西逃窜。
他立即让人草拟电文：命令马步銮旅一个团从青海都兰向北追击；命令尚在甘肃张掖的马彪旅派骑兵一部星夜追击。
电文送到马步芳设在西宁的电台，却被扣了下来，没有发出！因此，西路军左支队在祁连山里艰难跋涉40天，始终没有遭到马家军的追击。
马步芳追问此事，都被部下搪塞过去。直到40多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才调查清楚：原来是西路军电台的被俘人员扣押了这份事关左支队安危的电报！
西路军总部电台有一名管理机务的工程师，叫刘景炎。他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总部的工程师，因技术精良，当时在无线电界享有盛名，几乎人人皆知。
他参加红军后在西路军总部任工程师，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０日前后，被敌马忠义部俘虏。
敌骑五师师长马步青闻讯，立即让人把他押到武威，倍加优待，为自己电台服务。
他用自己的威望和面子，救下了一些西路军被俘的电台工作人员，并因此扣押了马步芳追击左支队的电报。
马步芳在西宁的电台台长叫张之俊，也是当时无线电界的老人，早就与刘景炎相熟。刘景炎用武威的马步青电台与张之俊电报往来，一“听”如故。
马步青
刘景炎给张之俊发去一封电报，其中有“在被俘红军内有些无线电通讯人员，大都是我的学生，念彼此都是同行关系，恳求大力给以营救”等语。
张之俊拿着电报与报务员熊维邦商量，觉得马步芳电台中真正能上机工作的人不多，如能从红军被俘人员中找到相关技术人员补充，工作会轻松些。
于是，张之俊当场给马步芳写了一份呈签（报告）说：“我们电台日形扩大，所需人员缺乏，虽在继续培养，一时尚不能满足，在红军被俘人员中肯定有此种人才，能否清查一下，为我所用”等等。
马步芳知道电台的重要性，觉得张之俊的呈签言之有理，立即下令马家军从红军被俘人员中查找无线电技术人员，送回西宁。
1937年3月13日，康龙寺战斗之后，西路军电台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报务员曾庆良，以及工作人员黄良成、冯国寿、陈祖任等，奉命带一部电台冒充主力，有意暴露目标，以便主力摆脱敌人追击。
肃南县康龙寺
这支冒充主力的别动队不到２００人，在一位负伤的团政委的率领下，按预定目标行动。他们先在康龙寺东南的山林中藏了一天，又在附近的一个小羊场辗转徘徊了两天，人员走失了不少。
３月１８日，这只越走越小的别动队，又向东南方向活动。马家军搜山的骑兵迎头拦住了他们。六名电台工作人员：刘俊英、刘玉庭、曾庆良、冯国寿、陈祖任、黄子坤一起被俘了。
他们没有反抗，也没有来得及把电台埋掉或毁坏。这成了他们的终生遗憾。
其实，黄子坤等六名西路军电台被俘人员，不但始终保持了革命立场和气节，而且与马家军进行过各种斗争，暗中扣押电报，使左支队免遭马家军追击。
他们自己通过各种努力，也最终回到了革命队伍。扣压马步芳命令追击西路军左支队的电报一事，马步芳电台的报务主任熊维邦记得最清楚，因为他对此事负有直接责任。
1937年４月初，马步芳得知李先念率西路军左支队千余人，沿祁连山腹部西进，立即下令仍在河西前线的骑兵总指挥马彪派骑兵星夜追击。
发布命令的电报译成密码并加写了“绝密”“十万火急”字样，送到报务主任熊维邦手中。
熊维邦刚刚结婚，又把电报密码稿交给了给他代班的曾庆良，便自己逍遥去了。
四天之后，马步芳给电务处打电话询问：为何不见马彪的回电？电务处是领导电台的，和电台在一个大院内办公。
其中校主任赵焕耀找电台台长张之俊查对，一直问到熊维邦。熊维邦到机房查找，见那封密码电报仍原封不动放在桌子上，没有发出！
熊维邦立即找来曾庆良质问！曾庆良谎称天气不好，机子里干扰大，几次都没能发出去。他态度自然，似乎一点也没有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而熊维邦却吓得脸色苍白，急忙找台长张之俊等汇报商议去了。
此后，熊维邦为了自身安全找借口调到了同德县，对曾庆良等六名红军再也不让他们进机房了。
曾庆良
没料，因当时“剿灭”西路军的战役已全胜在握，马步芳竟没有再追查。这就是马步芳部没能及时追击西路军左支队的重要原因。
左支队能够安全走出祁连山，曾庆良等六名被俘红军是有大功的。对此，还没有人提到过。
80年代初，青海省在调查西路军史料时，偶然从熊维邦口中得知了此事，之后民政厅又派三位工作人员彻底调查，被俘红军扣押马步芳追击左支队的电报一事才为世人所知。
那么，曾庆良他们是怎么回到延安的呢？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已成必然之势。国民党中央同意将马步芳、马步青部的西路军战俘“东调”，补充国民党部队，以备抗日。曾庆良等因不能“教化”，也在“东调”名单内。
离开西宁前，张之俊把曾庆良被俘的红军妻子从西宁中山医院调来，对曾庆良说：“患难夫妻，前世有缘啊。南京当局要你们，你们就一起走吧！等好了可别忘了我们。”
民国时的西宁
分别时，张之俊给曾庆良等五人每人20块大洋，给老相识刘玉庭50块，作补贴路费用。
六名红军当场说了些感谢的话，但离开西宁时，竟无人表示丝毫的留恋之情。这使张之俊大惑不解，难道对他们还不够好吗？
更使张之俊不解的还在后面。本来说将曾庆良他们押送东去补充国民党部队的，他们却途中从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逃回了援西军。
不久，刘玉庭从延安给张之俊写来一封信，信上无非是“在西宁承蒙关照，盛情难忘。我们已入抗大学习，后会有期”等语，并无其他内容。
张之俊把信拿给已调回西宁的熊维邦看后，无限感慨地说：“共产党不知怎么教育的人。”
“照理说，曾庆良他们在红军中千辛万苦，九死一生，被俘到西宁后我们待他们不错，生活也肯定比在红军中好得多。”
民国时期的延安
“可临走时他们无一点留恋的表情，最后还是逃回到延安去了。咳！”
张之俊和熊维邦他们不明白，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并不是所有的好人、善良人所能理解的。
这6名干部回到延安后，都为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曾庆良曾任解放年通信学院副院长，1961年获少将军衔，刘玉庭曾担任淮阴地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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