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哈尔滨这座城市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坐落在东北亚的心脏地带，哈尔滨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是文化与经济的交汇点。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全中国的解放战争也逐渐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在这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哈尔滨成为了第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主要城市，其解放标志着东北全面解放的序幕。
此后，哈尔滨不仅在政治上迅速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更在经济、军事上全力支援全国的解放事业。
那么，当年的哈尔滨是如何得到解放的？在顺利解放以后，又是如何支援全国的战斗的?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中国大地上的战火逐渐平息，但新的较量却在暗中酝酿。
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东北地区的重要性，迅速作出决策，派遣钟子云等人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东北，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建立党的军队和地方政权。
钟子云等人到达沈阳后，彭真、陈云等领导人立即下达任务，要求他们立即前往哈尔滨开展工作。
哈尔滨的解放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心理上的巨大胜利，对于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
苏联红军在二战结束后进驻哈尔滨，设立了卫戍司令部，对全市实施军事管制。
苏军接收了日伪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机关，以及各类仓库、财产和物资等，实际上掌握了哈尔滨的控制权。
在苏军的支持下，谢雨琴被任命为滨江省省长，李兆麟任副省长，张庭阁任哈尔滨市市长。
然而，我党尚未向哈尔滨派出正式领导机关，这为后续的政权移交和争夺埋下了伏笔。
随着国共两党谈判的进展，苏军开始准备将哈尔滨的政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
这一决策无疑给了国民党以可乘之机，但同时也为我党争取哈尔滨的控制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哈尔滨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中共中央的果断决策、苏军的角色变化、以及国民党的虎视眈眈，共同编织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
哈尔滨的命运，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不过，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进驻，哈尔滨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未发一枪一弹进入哈尔滨，这座城市成为了全国第一个被解放的大城市。
在钟子云的领导下，哈尔滨市委进行了改组，聂鹤亭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刘达（刘成栋）则成为了哈尔滨市市长。
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重建城市的艰巨任务。
哈尔滨的社会秩序在解放初期十分混乱。
敌伪残余、国民党潜伏特务不断进行破坏活动，一些进驻的军政机关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挥和管理。
1946年5月末，由于前线形势的变化，我军从四平、长春撤退，哈尔滨也做了撤退的准备，这引起了市民的恐慌不安，社会秩序进一步恶化。
日本投降后，一些未被彻底清除的日伪残余势力潜伏在城市中，他们利用自己对城市熟悉的优势，进行暗杀、纵火、投毒等破坏活动，威胁新政权的稳定。
而且，国民党潜伏特务利用各种手段，包括散布谣言、策反政府官员、破坏公共设施等，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体系，一些进驻哈尔滨的军政机关各自为政，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信息沟通不畅，影响了城市管理和恢复工作的效率。
而且，在这一时间里，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体系，一些进驻哈尔滨的军政机关各自为政，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信息沟通不畅，影响了城市管理和恢复工作的效率，一些关键的公共服务设施，如电力、供水、交通等，由于缺乏维护和管理，出现了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东北局负责同志彭真、陈云、李富春、王稼祥、林枫、吕正操等及时组织市委召开会议，并作出了关键性的决策。
会议决定，无论哈尔滨能否确保或保持时间长短，除了将应该运走的物资等尽速运走外，对于群众工作、各阶层人民的政策，以及与广大人民生活有重大关系的市政设施等，仍须做长期打算，以争取在群众中生根，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会议还明确了“市政府是哈尔滨最高政权机关”，一切敌产由市政府统一管理；卫戍司令部设立军警联合稽查处，以整顿军队纪律，检查违法犯法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禁止乱捕人，乱没收敌产的现象；同时，确定了改革旧市政府机构、建立区街基础政权的工作方针。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团结哈尔滨各阶层人士参加政权工作，7月16日成立了哈尔滨临时参议会，并通过了施政纲领。
从此，哈尔滨各级民主政权逐步建立起来，并在以后的工作，经多次调整而得到不断完善。
这一系列措施对于改造旧哈尔滨、建立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安定人民生活、镇压反革命以及组织各方力量支援前线等，都起到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经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工业和商业的快速恢复。
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市政府积极兴办了国营和公私合营的企业，对私营工商企业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经济政策，同时保证了职工的生活水平和私人工商者合理的利润。
粮食是民生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哈尔滨市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管理粮食和控制粮价。
通过集中粮贩在指定市场售粮、严格控制物价，以及对市内倒运粮食者严加惩处，市政府成功稳定了粮价，控制了市场，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此外，市政府还组织了民生公司、市民粮食消费合作社，以及多个公价售粮点，坚决杜绝了粮食代理店和经纪人囤积粮食、抬价牟利的行为。
在市属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单位中，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推行了民主管理的原则。
工人们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参与到企业管理和决策中来。
这种民主管理的实践，不仅提高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迅速恢复生产、建立起新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哈尔滨肩负起了生产火炮、弹药及其他各种武器的军工生产任务。
面对工厂规模小、设备陈旧、精度低等重重困难，哈尔滨的工人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为了满足制造武器的高精度要求，市政府与东北局军工部协商，集中了私人企业中较适用的机床，专门生产武器零件，并集中机械精度较高、工人技术较好的生产点，以严格管理保证产品质量。
哈尔滨的军工生产采取了“联合工厂”的模式，这是一种类似公私联营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带有战时征用的强制性。
资本家将机器作价入股，军工部派干部担任厂长，市政府提供厂房、电源，市总工会帮助动员技术工人。
这种模式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前线生产和供应了大量炮弹和其他军需物资。
除了武器弹药，哈尔滨还承担了军用被服、鞋帽等的生产任务。
市工商局与东北局军需部积极协作，共同组织完成了这些军需物资的加工。他们采取了联合工厂的办法，将各私人被服厂的机器集中起来，组织起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以满足前线的迫切需求。
哈尔滨不仅是物资支援的基地，更是人才培养和输送的重要源头。
1946年，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的学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700多人被输送到东北解放区的130多个市县。
这些干部和积极分子，成为了当地工作的骨干，对推动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三下江南”的几次较大战役后，5000多名被俘的国民党官兵被送到哈尔滨。
通过短期的宣传教育、参观访问和训练学习，许多俘虏自愿参加了民主联军，这不仅扩大了解放军的有生力量，而且对动摇敌人的军心和瓦解敌军的战斗力产生了良好效果。
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广泛动员了各阶层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做到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有人”。
解放军打到哪里，拥军支前工作就做到哪里，使哈尔滨市真正起到了后方根据地的作用。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不仅为我党初步摸索和掌握了一套管理大城市的办法和经验，而且对东北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哈尔滨在东北解放区中的经济地位尤为值得关注。
据记载，当时东北局除了哈尔滨市外，没有财政收入的地区。
哈尔滨税收额在东北解放区税收总额中占有相当比重，成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财政来源。
中共哈尔滨市委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等口号，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出哈尔滨支援前线的重要作用。
哈尔滨还是东北北部最大的都市，以商品贸易的繁荣而著称。
邻近苏联的地理位置，使得哈尔滨在解放战争时期最早承担起共和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使命。
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活动，不仅促进了哈尔滨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巩固了其战略后方基地的特殊地位，而且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经济支持和物资保障。
尽管哈尔滨当时的工业基础薄弱，尤其缺少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但在东北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时，哈尔滨市委决定全市工厂只要可能都要参加军工生产。
在全市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军工、军需产业在哈尔滨迅速建立起来，并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军工、军需生产任务，为人民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军工、军需物资。
哈尔滨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更是倾尽所有、毫无保留地动员一切力量支援解放前线。
从1946年松南战役到东北全境解放，哈尔滨地区共出动战勤民工10万余人，大车3万多辆，马13万匹，担架2.5万副；动员汽车司机1000多名；有2500多名医护人员参加战地救护工作。还有近700人的前线工作团参加战勤组织工作。
教育事业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哈尔滨的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废除伪满的奴化教育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建立民主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各级学校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顺应历史大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政治、教育任务，成为党培养革命干部和新型知识分子的摇篮。
哈尔滨的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哈尔滨的经验，为后续其他城市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哈尔滨还是我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在大城市管理工作方面缺少成熟的经验和先例参照。
但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哈尔滨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城市管理模式，为我党解放区其他大城市的管理工作，以及我党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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