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上海在历史的洪流之下卷入了前所未有的“亢奋”之中,阴谋集团在上海刮起了夺权风,而驻守在这里的东海舰队却非常平静,是唯一的一块“净土”,海军原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犹如定海神针一般保卫祖国东大门、守护这里的安宁。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极具威信的司令会在他54岁生日这天离奇死亡,他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还要开除他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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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风暴”刮起时,身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压力是极大的,党和人民把守卫祖国东大门的重任交到他的手里,他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他盯着墙上的地图,那里是随时都可能响起枪炮声的海峡,再想到上海已经四处贴满了“运动”大字标语,他时刻提醒自己:部队不能乱,否则敌人来了怎么办?

当时风暴已经刮到了东海舰队的所属工厂,工人在“上海工人总司令部”的怂恿下纷纷要到北京去,1月20日这晚,陶勇为了稳住民心,他亲自接见所属工厂的工人们,耐心劝他们安心搞生产,在陶勇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工人们这才安稳下来。陶勇到家后已是凌晨,他心中有事无法入睡,便派警卫员联系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约他第二天面谈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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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两人见面时,还有两位记者陪同,陶勇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军队不能搞“运动”,身处对敌战斗第一线的舰队如果乱了其后果不堪设想;另一个就是不许揪斗军队干部,地方不能插手军队事务,如果有军队干部出现错误应由军队处置,这样才能保证军队稳定、团结。廖政国听后非常赞同陶勇的意见,后来在午饭时他还善意提醒陶勇要保护好自己,陶勇听后一拍桌子:“谁要给我戴高帽子,我的枪就要走火!”

陶勇虽然已经是海军副司令,但他还是那个“拼命三郎”,他16岁参加革命,18岁入党,之后跟随红军参加了多次反“围剿”战役,他作战豪勇、性格火爆,在与敌人血拼时经常脱衣上阵、赤膊冲锋,所以战友们都叫他“拼命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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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时陶勇就已经是红九军教导师师长,抗战时期更是他的高光时刻,他带着部队冲锋陷阵,以卓越的军事指挥作战能力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解放战争打响后,他先后担任中野8纵司令、东野4纵司令等职,孟良崮、淮海、上海等著名战役中都有他的身影,抗美援朝时期他曾参加第二、第五次战役,1955年被授予开国中将,担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

陶勇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在血与火中拼出来的,他一身军功,为人刚正不阿,所以他敢说“谁要给我戴高帽子,我的枪就要走火”的话,以他的性格是受不得半点委屈的。廖政国与陶勇吃过午饭后更起身告辞了,这时陶勇想要休息一会,昨晚为了安抚工人他一夜未眠,便到海军招待所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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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多陶勇起床后感觉头皮发痒,便让招待所长去找理发员,陶勇就在楼房的花园里散步。当时理发员正在洗澡,听说首长叫他去理发,他急忙冲了个澡就出来了,之后与招待所长一起来到后院花园,结果找了半天没有看到陶勇的踪迹,后来所长在一个绿化井里发现了陶勇,众人把他拉出来急忙送去抢救,结果还是没有救回陶勇的生命。

陶勇在战场上七次负伤,他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在一口深不没顶的水井里离奇死亡,众人都不相信,刚刚还在和他们谈笑风生的司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人世。之后经过调查竟然给出了“叛徒陶勇,畏罪自杀”的结论,周总理得知后不相信这样的调查结果,但那时的上海已经被阴谋集团把控,他们开除陶勇党籍,毛主席听后非常愤怒地说:“谁敢打倒他!”只是那个年代太特殊,毛主席也未能让陶勇洗清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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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陈老总曾悲愤地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可谁也未能将此事调查个水落石出,陶勇的离奇去世成了谜,但是他的功勋没有被世人忘记,特殊年代后陶勇终于沉冤得雪。我们只能遗憾那样年代的存在,很多老干部、老将领都遭受了迫害,好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历史终将会给这些蒙冤的英雄们做出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