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化的开端，在1988年，光谷的概念呼之欲出，当时光谷是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诞生地，国家级别的新区意味着武汉城市化的标志和开端。
武汉城市化的高潮阶段，是从2016年房价迅速涨价升温，都2020年势头有些戛然而止，武汉三环外的诸多农村被开发成新区，蔡甸的中法新城新区，光谷的光谷中心城，东西湖的吴家山新城，白沙洲的青菱新城等等。
随着城市的边界不断往外开拓，诸多三环外的农村变成城市，这些农村农民的土地被收缴，还建房和安置房成为他们拆迁后迁徙的替代产品。
最近，光谷花山还建房的老土著，因为教育问题与新花山人产生剧烈的矛盾和摩擦，光谷35小的对口问题，促使双方成为对立者，其实双方都没有错，但是某些历史原因，促使教育的矛盾频出。
我们先来看看，还建房的意义，因为城市化的进程，要对土地进行集中开发，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区域的农民通过拆迁，还迁的方式进行人口分布的重新洗牌。
拆迁前，土地绝大部分是农田，以及乡镇的平房或者低于5层的小高层，他们的房子绝大部分都是自建，城市界面不会很好，但是住得会很舒服，以农业或者养殖业谋生，承载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则。拆迁前，土地绝大部分是由村为单位。
拆迁后，原有的土地开发建成商品房或者商业、产业园，提升土地价值，拉升房价，游戏规则发生更改，不再允许再有自建房，土地集中招拍挂，通过房产商拍地开发成为新的游戏规则，当房子建好后，从而间接拉升物价，建成新区后，通过房子将全民的财富全部高度聚集在房子上，财富捆绑房地产，促使土地财政成为经济的兴奋剂。
商品房承载着土地使用权，基础建设的配套费，医疗和教育的让渡金，房子本身的价值不高，房价高的根源更多的是基建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是城市的发展红利。
而曾经失地的农民，普遍还迁在一块区域，在花山是花城家园区域，这个区域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而言，并不是最好最有价值的土地，最有价值的土地被开发成商品房乃至商业或者产业园。
还建房将高楼大厦广纳吸纳大量失地农民的户数容积容量，形成还建小区，通过一小个小区，换取一大片土地的使用权和开发权，再给还建新区和商品房小区不同的取分和定位。
还建房的名称不好听，商品房相较还建房高人一等；商品房的价格和价值普遍要好于还建房；还建房办不了房产证，商品房能办房产证；还建房不能流通，商品房可以流通；还建房不能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商品房可以；地铁和诸多配套的倾斜力度，更偏向商品房；商品房的质量好于还建房；商品房的规范和要求，要高于还建房。
同样是房子，通过政治定型，鼓励买商品房，从而支援城市化发展，虽然都是房子，但是定位和定义，促使两者的价值天差地别，一纸文件和相关条款，区别于土著和城市化带来的接盘侠天差地别，失地农民的权益和地位，本来就为城市化发展牺牲，反而成为被歧视的一方，心理的苦有苦说不出，曾经的田地回不去了，还建房带来的高楼大厦感，对他们而言，不那么接地气，生活方式需要改变，谋生方式需要改变，生活作息习惯也需要改变，对于老一辈人生活习惯的转型，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来沉淀和适应。
因此，对这片土地牺牲最多的人，不但没有成为利益既得者，反而成为这片土地抛弃者，“过河拆桥“式操作，让城市发展的红利，与他们无关，所处的还建房被商品房购房者人为的歧视，区别对待。
而新武汉人成为城市发展的贡献值，通过购房置业，他们承担了不断上涨的房价，为了在大城市安家落户，他们掏空了6个钱包，只为了最简单朴素的安居乐业，他们承担了高房价，高房贷，以及高失业风险人群，成为这座城市的贡献者。
他们的房价中，包含者城市基建的附加值，包含着医疗教育、道路路桥等基础建设的成本，可以说，他们用自己的30年的光阴，购买了城市的股份，等待着城市的分红，地铁、教育、医疗、道路都是他们通过房价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的贡献。
但是，城市基建的发展速度和兑现程度，他们确定不了，城市人口的变更，城市发展各种画饼是否能兑现，他们一度成为受害者，他们理应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以及对城市发展擘画的蓝图，这是他们用人民币投票换来的。
但是，在实际中，经济的下滑，收入降低，失业乃至裁员，他们的房贷丝毫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他们为了买房备受生活和命运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小孩读书的问题，又让他们焦虑不已，他们为了这座城市背负30年的房奴负担，结果却不能享受纯净的教育环境，他们对现实不满，无可奈何。
其实，还建房的老土著，和商品房的接盘侠，都是教育资源争夺的受害者，既得利益者掌握着分配权和解释权，掌握着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时代的一粒灰，在一个家庭身上应该就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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