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爆炸声，大家都以为是日军演习。没一会儿，营房外也响起了爆炸声。”
意识到不对劲，很多士兵都穿好了衣服，随时待命准备抗敌。
然而，旅参谋长赵镇藩却走进营帐宣告：“接东北边防长官司令部参谋长荣臻命令，所有士兵武器上缴，放到仓库，不予抵抗。”
没有接到迎敌的命令，大多士兵原地不动，或站，或躺在床上。
等日本兵举着带有刺刀的机关枪冲进营房时，他们就这样被活活刺死。
而那些违抗命令，拼死抵抗日军进攻的士兵，被挖心剖腹，尸体就堆放在沈阳公安局门外，触目惊心，却历经数日，无人掩埋。
一夜之间，沈阳沦陷，日军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动就此拉开序幕。
造成这一惨败的，是掌控东北军的张学良发出的一道命令：“无论日军如何寻衅滋事，我方务必容忍，不准反抗。”
张学良用意何在？他到底怎么想的？事后，面对此次事件带来的严重后果，他又是如何为自己辩驳的？
日军侵华，是策划已久的大阴谋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军队开支入不敷出。到了1921年，由7亿3千万日元减到5亿日元以下。
军费不足，日本政府开始大量裁军。
裁军政策引起了很多军人们的不满，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很多军人都成立了自己的秘密组织。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对此，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把国内矛盾转向国际。他们急需一场战争，转移国内人民视线。
中国首当其冲，成了日本觊觎的对象。
其实，早在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主持召开了一场“如何侵略中国”的会议。会上，他们确立了要把“满洲从中国土地上分裂，放在日本势力之下”的主要方针。
随后，田中义一又将此方案写成奏折，呈给日本天皇，即《对华政策纲要》（田中奏折）。
奏折里那句“想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想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暴露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从1931年开始，日本就开始一步步试探、挑衅。
这一年，中国公民郝永德非法骗取了万宝山村12户农民土地，然后将这些土地转租给了188名朝鲜人种植水稻。
朝鲜人未经允许，开掘水渠，严重影响了附近马家哨口200余农民的农田。
当地农民愤而上告到吉林省政府，政府了解情况后做出批示，要求朝鲜侨民出境。
此时，驻地长春的日本领事田代重德，却派出日本警察，组织这些朝鲜侨民撤走。
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们还公然对抗吉林省政府，要求这些朝鲜侨民继续筑渠，激化矛盾。
7月1日，中国农民将朝鲜侨民筑的堤坝和沟渠，悉数填埋。日本警察以保护朝鲜侨民为由，开枪打死了数10名中国农民，制造了流血事件。
国际上，日本政府却歪曲事实，煽动朝鲜人民，掀起反华风潮，为进一步侵华行动制造舆论。
与此同时，日本太郎中村震和曹井杉延秘密在兴安岭索伦一带做军事部署和调查，被驻扎在此地的中国东北军董昆吾发现并扣留。
日本却宣称中国东北军谋财害命，杀死了中村震太郎，并借此机会煽动日本民众，诬陷中国。
除了制造事端，引发国际舆论，从1930年7月开始，日军就在沈阳附近进行了47次军事演习，甚至不惜将擅长冬季作战的仙台第二师团调了过去。
中国东北军
那段日子，中国东北军第七旅的士兵从早到晚，都能听到日军炮弹的爆炸声。
如此形势，傻子都能看出来要开打。
刚开始，中国东北军第七旅士气大振，面对日军挑衅，丝毫没有怯懦。
作为东北军主力，第七旅装备精良，实力并不差。很多军官都毕业于军事学校，作战经验丰富。中将旅长王以哲，更是张学良手下的得力干将。
双方如果真的打起来，孰胜孰败还真说不定。
然而，面对日本如此挑衅，掌舵中国东北军的张学良却再三表示：蒋介石总在电报中教育他，要效法印度甘地对付英国的办法，即‘非暴力’应付日本。
1931年9月6日，张学良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发去电报：“如今日方对我方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力求稳慎。如论日人如何寻事，我方务必万方容忍，切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荣臻
9月18日晚上10点左右，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附近，狂妄将南满铁路的其中一段炸毁。
为了给战争找一个合理理由，日军在现场还摆了3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借此污蔑是中国军队炸毁了铁路。
而当日军已经举枪大步向沈阳进攻而来时，鉴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中国东北军还在酣然睡梦中。
历史上，九月十八日这晚
9月18日这天，按照中国农历算，是八月初七。
这天，正是官兵发饷的日子。发了军饷，大家都很高兴。
晚上10点，所有战士刚睡下，就听到了一声巨响。事后，大家才知道，那是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爆炸声。因为柳条湖距离北大营只有一里地左右，大家听得十分真切。
爆炸声没多大会儿，又听到了突突的枪声。听声音，有机枪，也有步枪。
不到几分钟，就有炮弹落在了营区。
“日本人打进来了！”
连长一声呼喊，所有士兵顿时睡意全无。大家迅速穿戴好，操起步枪，来到战斗岗位，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
此时，东北军的主要军官都不在。长官张作相回老家锦州办丧事去了，旅长王以哲去了沈阳城开会，张学良更是在遥远的北平。
身处东北大营的，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
赵镇藩第一时间向东北边防司令部参谋长荣臻致电，得到的回应却是：“要士兵把所有武器和弹药上缴，放进仓库，不准抵抗。”
“日本人欺人太甚，我们有武器有炮弹，为何不能反击？”
“他们要我们的命，还不能让我们抵抗？”
各个士兵群情激奋，然而，面对军令，他们却不敢违抗。
赵镇藩再次给荣臻去电，得到的回应依然是：“这是上级命令，若不执行，后果自负。”
至此，中国东北军第七旅全部士兵等待被宰。
担任军士队队长的李树桂事后回忆道：“10点20分左右，我被一声爆炸声惊醒。我穿好衣服向外看，只见一片火光满天，一阵接一阵的枪声冲击着耳膜，很明显，这是日军在追杀我军战士。”
侦查士兵出去探查情况，过了一会儿回来说，只有少数六二一团的士兵撤出。
剩下的，有的被敌人射杀，有的被围在了林荫路附近，还有的被日军堵在了营房，大家谨遵原地待命，不与抵抗的命令，或站着，或躺着被日军活活刺死……
对此，六二一团三营九连的连长姜明文也说：“日军打进来时，很多战士还在睡梦中，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大家就这样被冲进来的日军用刺刀扎死在了床上。有的士兵想躲，爬到了床下，得到的却是日军机关枪的扫射。”
由于中国东北军没有抵抗，到19日零点30分左右，日军高桥第四中队和小野第二中队仅用一个小时，就占领了六二一团的各个营院。
王铁汉
六二一团沦陷，六二零团团长王铁汉不想坐以待毙，准备带领战士们奋起迎战。
然而这时，他却接到了旅长王以哲的电话：“不准抵抗，不可私自行动，一切等候上级命令。”
军令如山，王铁汉空有一腔热血，也只能在原地捶胸顿足，气恼不已。
正当此时，日军高桥第四中队又开始一阵攻击扫射，王铁汉不惜违抗军令发出一声怒吼：“将士们，还击！”
将士们被王铁汉感染，士气大振，火力迅猛朝日军打去，日军士兵出现大量伤亡，暂时停止进攻。
王铁汉的还击为中国东北军赢来了时间，凌晨3时，参谋长赵镇藩发出指示，由六一九团作为掩护，六二零团突围，率部队向东山嘴子撤退。
5时30分，中国东北军第七旅全部撤出。
弃营而走，日军将北大营一切军械子弹全部掠走，之后一把火点了北大营。
据报告统计，只九月十八日一晚，中国东北军在执行“不抵抗”的命令下，死伤及下落不明的士兵，共计818名。
如果没有王铁汉违抗命令，殊死反抗，伤亡人数将更多。
而据日本的《满洲事变概要》记载，此次战争，日本士兵死亡者仅有2人，有4名军官受伤，士兵19人，总共死伤人数仅仅只有25人。
不抵抗，带来的是什么
攻下北大营后，日军又继续向沈阳进攻。
得知日军进攻举动，中方先是与日本总领事馆交涉，表示了“不抵抗政策”，后又更改措辞，表示中方“完全采取不抵抗政策”。
19日上午8时，日军已经登上城墙时，中方仍坚持“不抵抗”，甚至还表示，会将城门全部打开，以表自己完全没有抵抗之意，希望日军能停止进攻。
可是，中方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抵抗，换来的到底是什么呢？
面对“不抵抗”政策，沈阳城1.5万警察中，有30多人和王铁汉一样，违抗命令，奋勇反抗日军。
尽管他们拼死抵抗，甚至在最后和日军展开了肉搏战，可他们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呢？
30多人无一生还不说，还全部被挖心剖腹，尸体就堆放在沈阳工业区公安六分局门口，数日无人掩埋。
他们的牺牲，并不光荣，反而是在告诉下达“不抵抗”命令的长官：即使你们不抵抗，最后也会是这样的下场。
不抵抗，无数沈阳民众惨死于日军枪下。
不抵抗，沈阳的重要军事机关也很快被日军占领。
其中，最著名也最具军事实力的沈阳兵工厂，也被日军掠夺。
沈阳兵工厂始建于1921年，其中有从德、意、美、法、日等国进购的各种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共262架，全部被日军占为己有。
板垣征四郎
当日10时，板垣征四郎率领一众日军军官在沈阳车站，迎接从日本而来的运兵专列。
而关东军司令部的牌子旁边，挂起了日本国旗，旁边站着放哨的日本士兵。
从这一刻起，沈阳完全被日军占领。
本庄繁、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日本长官看着满目疮痍的沈阳城，心满意足。
刚从日本而来的士兵也大呼：大干一场！大干一场！
而此时向国民政府发电的张学良，面对失守的北大营和沈阳城，他不仅置若罔闻，而且还在电报中反复强调，自己严格执行的“不抵抗政策”，以此邀功。
“我军抱着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
“日军攻击北大营之时，亦未之抵抗。”
事后，针对自己犯下的“天大过错”，张学良并不承认。
张学良
对世人完全将“不抵抗”这顶帽子盖在自己头上，他狡辩道：“过去我们与日本交涉，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罢，我们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言下之意，一切都是国民政府做的决定，不能怪我一个人。
从此，九月十八日这天成了全中国人民心中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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