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三十人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最基本的立案追诉标准，但是也有例外，减半立案追诉的情形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传销处罚立案标准问题”的答复》明确，“如犯罪分子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在一年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则其再次发展传销组织只要达到‘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就可以对其进行刑事处罚。”
根据规定，发展人数减半就可以刑事立案，第一个前提是曾因传销活动被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第二个前提是层级达到三级。
三级是传销组织的基本特征，没有达到该标准，即便人数超过该数量，依旧不能以本罪立案追诉。
二、主从犯区分的问题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打击的是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显然是传销组织的核心成员和关键人物。在此种情形下，对于“组织者、领导者”是否还有必要区分主从犯？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本罪的犯罪类型。本罪属于典型的共同犯罪，甚至可能被认定为犯罪集团。由此为认定主从犯奠定基础。第二共同犯罪必然存在作用大小、地位高低的区别。对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员，自然可以认定为从犯。
共同犯罪中首先存在正犯行为。对犯罪结果发生起到本质和重要作用的人员，都是正犯，此处的正犯称之为共同正犯。其次再找寻对正犯起到帮助作用的共犯，这就是从犯。
传销组织中，发起者、策划者以及操纵者属于共同正犯，但是对该组织起到一般扩大作用的讲师、培训师以及帮助租赁场地等作用的人员实质上属于帮助作用的人员。此部分人员就具备从犯的基本条件。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虽然打击组织者和领导者，但并非所有的犯罪人员都具有相同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区分主从犯才不至于罪刑失衡。
三、投资者应否定罪处罚
传销组织的投资者当然应当入罪，而且应当被认定为主犯。但是何为投资者需要查明。
传销组织的出名人是否属于投资者？很多传销组织都是以公司名义运营的，此时就有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等在工商登记上公示的出名人。有时候，出名人仅仅是挂名的人员，不参与公司的认定经营活动，但是在工商登记处显示其为投资者和管理者。
对于这种情况，出名人实质上并非投资者，也不会从该组织获利，或者获利也是出名的利益。因此不能将该投资者列为主犯之列，甚至根据案件事实都要对其作出罪处理。
传销组织的投资者并不参与经营，应否入罪？刑罚处罚的实质上的行为，如果没有行为自然不应处罚。投资显然也是行为，但经营管理和运营等行为才是本质。通常而言，投资者就是经营管理者，但是也有例外。就像我们在股市购买股票一样，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只收取收益。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审查该投资者是否参与了经营管理。同时，也可以从获利情况推定是否存在故意。但是，这种情况下出罪的难度大，但有可能从主从犯角度降低量刑。
其实，是否属于投资者需要通过证据证明。笔者在办理的一起传销犯罪案件中，行为人就被认定为传销组织的操纵者。但是根据其供述其又没有参与实际的经营活动，只是帮助该组织做一些外围工作。包括该组织内部微信群等其也不在其中，由此可以确定的是将其认定为该组织的第一被告人显然与事实不符，也会导致错误量刑。当然也会使真正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侥幸逃避法律严惩。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纯法律分析的问题，而是事实发现和论证的问题。笔者之前讲过，很多刑事案件最重要的并非法律分析，而是发现事实。在前述案件中，如果能够将其不是幕后指使者的事实呈现出来，并得到办案机关的认可，是最重要的辩护工作。
法律讲的是类型化概念，但是被告人是否属于法律定义的概念，包括主体身份等需要事实依据，这就是证据审查问题。所以，还是那句话，发现事实永远是刑事辩护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四、积极参与者是否必然构罪
积极参与者需要分情况讨论。如果只是自己积极参与并发展新会员的，通常不会对组织扩大起关键作用。但如果担任了讲师、培训师以及其他管理职责的，就会被列入打击范畴。
我们需要分清楚积极参与与组织领导的关系。积极参与通常是自己的行为表现，涉及范围不会扩大。但是组织领导则不同。其主要是为了能够使组织扩大而实施某些活动，比如策划活动、编造和曲解政策等，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大组织，结果也必然为组织扩大起到积极作用。我们也经常看到，参加传销的人员往往负债累累，这属于典型的积极参与者，但并未对组织扩大产生影响的人员，不应列入打击范畴。
积极参与者往往不会成为刑罚打击的对象，但是如果除了自己积极参与之外，又实施了使传销组织扩大的关键作用人员，大概率会被立案追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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