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的吴江，在《同舟共进》2003年第8期上发表了《毛泽东1957年谈鲁迅事》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主席在1957年3月10日的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的一大段。
这段话是吴江从多年前在干校时写的读书笔记中抄下来的：
-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
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
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事实上，主席的这篇讲话编入到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只是最后一段被删去了。这真是可惜。因为这一段话尽管只有几句，却涉及鲁迅和中共党员之间发生过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说的是1928年、蒋光慈等人成立文学团体“太阳社”后，由于《太阳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而引发的一场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之间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在这场论战中，成仿吾和郭沫若等作为创造社成员，对鲁迅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第二件事，“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说的是“左联”的党员领导人周扬同鲁迅的关系。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成立的一个文学组织，名义上鲁迅是盟主、实际是由中共领导的，内有中共“党团”。左联中的中共“党团”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领导。
1933年，丁玲被捕后，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2年后升任“文委”书记。周扬颇有领导才能，领导“左联”后，在极短时间内，把青年知识者都集中到了自己周围。
胡风本是“左联”宣传部长，他们原本关系不错；但后来，周扬发现他在工作中经常闹“独立”，便让人代替了他的位置。鲁迅本来是“左联”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掉了，成为一个“外围者”；他也曾劝说其他人留在外围，不要陷入左联的内部纠纷。
尽管在外围，但对于“左联”，鲁迅是关心的；对于“左联”的工作，鲁迅曾表示过不同意见，尤其对周扬表示过严重不满。鲁迅对周扬的公开批评，始于周扬1932年主编的《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的一首诗《汉奸的供状》；这诗被鲁迅认为是“流氓式文字”，以名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提出了批评。
但鲁迅的意见没被接受，这让鲁迅非常不满。接下来的时间里，鲁迅在书信中不断出现“鞭子”的意象，称周扬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后来，周扬被批为“文艺沙皇”）。
上海1956年鲁迅墓迁墓，宋庆龄（左三）、茅盾、周扬、柯庆施、金钟华、许广平（左二）、鐘民、李琦祷、巴金、勒以、唐謏等护送灵柩
对于这两件事情，从上面主席的话语中，显然是同情和支持鲁迅的。事实上，早在1938年、毛主席和曾担任左联负责人徐懋庸谈话时就对此事做过评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会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
毛主席和鲁迅一生未曾谋面，但对鲁迅一直都是非常尊重的，曾称他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曾字豫山，后改豫才。1881年9月25日，他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鲁迅”一名，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9号寓所。去世前不久，曾通过冯雪峰向毛主席和中共其他领导人赠送过金华火腿。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