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曼·白求恩——国际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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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上来说，国际主义要求无产阶级相互支持，相互援助，为消灭剥削，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广义上来说，国际主义是发扬友爱精神的正义之举，无关乎国别和阶级。
能够获得国际主义战士称号，证明了白求恩的忠、勇、义。
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能为这三个字盖章。
1915年，白求恩19岁，加入加拿大共产党。这个决定明确了他的人生方向，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他是与众不同的，小的时候，和他同年龄段的孩子，都在撒欢奔跑中找乐趣，他却喜欢捕麻雀、蝴蝶，用来解剖。
他的祖父是一名外科医生，受祖父的影响，他立志学医，获得了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学士学位证与毕业证，又成为了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临床研究生。
除此之外，他还拥有给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加拿大胸外科开拓者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医生当第一助手的经历，懂改造医疗器械，发表过学术论文，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出生于一户牧师家庭，家境优渥，再加上履历加持，不愁找不到好的工作，可他意不在此。
成为共产党员后，白求恩去过西班牙为军团提供医疗服务，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回国后，他因参与了共产党党组织，面临求职上的问题，有一段时间生计无着。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白求恩前往纽约向国际援华委员会报名，决定放弃本地人脉、工作机会，赴华尽绵薄之力。
在加拿大、美国两国共产党的委派下，白求恩携加、美援华医疗队于1938年1月从温哥华经香港来到中国内地，又从武汉来到延安，6月份冲破敌军设置的封锁线，抵达驻在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的晋察冀根据地。
作为“老外”，白求恩语言不通，但不妨碍他做实事。
当初，白求恩去西班牙，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反法西斯的有力武器，但西班牙却怀疑他是间谍，控制了他在马德里苦心经营的“加拿大输血服务机构”。
他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法西斯，夺回输血队的支配权，剃掉了自己的胡子，但仍旧摆脱不了待不下去的结果，只好被迫返回北美。
但这一来一回，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他获得了宝贵的战地救治经验，只需要一个契机，让他发挥一技之长。
1937年7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晚宴上，白求恩遇到了一位贵人——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经陶行知的介绍，白求恩了解到中国战场急缺医生，于是就有了他自主请愿，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一系列故事。
而我国的军民没有令白求恩寒心，反而对他无比尊敬，不少闽西籍的红军军医，都拜在了白求恩门下，聂荣臻更是与白求恩成为了好友，彼此知无不言。
白求恩抵达金刚库村的第一天，聂荣臻碰巧在外地办公，两人第二天才见面。
他询问自己的岗位是什么，聂司令员考虑到他舟车劳顿，让他多休息几天再说，白求恩直言，他是去工作的，不是去休息的，请把他当作一挺机关枪来使用。
这句话和他的遗言中的一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有贡献。”
为了方便白求恩工作，聂荣臻点将董越千当白求恩的翻译，聘用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
刚一上任，白求恩就找到了军区的致命弱点，医院可调度的医务人员实在太少，且技术落后，器材老旧，很有可能耽误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的救治，需要创办一所模范医院供大家借鉴学习。
为此，白求恩殚精竭虑，选址五台县松岩口村，白天工作，晚上熬夜撰写《建立示范病室的建议》，耗时两个月左右，终于筹备好各项事宜，落成了第一所有手术室、消毒室、医务室、洗涤室的军区模范医院。
在西班牙时，白求恩的同事们觉得他不好相处，处事风格雷厉风行，性格存在缺陷，但这些问题，在与中国军民的交往中从未遇到过。
董越千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白求恩和此人磨合得很好。
有董越千的协助，白求恩上任之初的第一周，就检查了521名伤员，一个月内完成手术147例。
他对病患很好。
某天夜里，有一位伤员导尿管漏尿，弄湿了被褥，军医们想要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伤员，伤员一直推脱。
白求恩听说了这事，赶紧带着翻译，拿上自己唯一的一条被子去了医院，帮伤员换好导尿管后，把被子盖在了伤员身上，说，不要争了，天快亮了，睡吧。
1938年11月15日，左齐第一次率部与日军作战被打中右上臂，白求恩为其做截肢手术，术后每日为他清洗伤口、换药，还拿出自己仅有的一小瓶磺胺为他疗伤，左齐才能够捡回一条命。
1939年10月29日，彭清云在五台山阻击日军，右肘关节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因治疗不及时，致右手动脉血管破裂，好在白求恩及时为他输血，做手术切除了坏死的胳膊，才把彭清云从鬼门关拉回来。
1939年11月1日，白求恩不顾劝阻，抢救了一名患有外科烈性传染病——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
在此之前，他在一次手术中刺破了左手手指，这次手术，手套又不慎被刺破，导致病毒侵入。
11天的时间，白求恩病危，转为败血症，任医院如何救治，都无力回天，最终牺牲。
可能，看到这里，你会觉得有些突然，但在当时，这种突然带给聂荣臻和其他战士的冲击更大，不少人短期内难以接受这一噩耗。
从1938年6月到1939年11月，白求恩在中国共计待了一年半，除了在医院做手术，就是在病房照看伤员，要么就是在军区营地巡视，看有没有需要救治的干部。
其余的时间，他留给了创作，写报告、信件、演讲稿、新闻稿、短篇小说，并寄到自己的故乡加拿大发表，或是寄往美国、英国，让国际知晓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与毅力。
据资料显示，白求恩曾创造了69个小时连续做115例手术的记录，相当于三天三夜没合眼。
弥留之际，他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
信中提到了与他一同战斗生活的红军军医叶青山、江一真、林金亮，感谢了千百万的同志们，他说在中国的这段日子，他很快乐。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逝世，将生命定格在了49岁。
叶青山回忆录中提及：“清晨5时20分，在这安静的黎明，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勇敢、热情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的白求恩大夫，结束了他光辉的生命！”
原本，他没有此番抱负，在故乡安大略省北部的格雷文赫斯特小城当一名薪酬不菲的私人医生即可。
原本，他一天24小时，不管来的是不是认识的人，都可以拿着威士忌，举杯痛饮喝得大醉，睡他到日晒三竿。
原本，他过得日子就很小资，做点小买卖，到处周游也不为过。
但他就是特立独行，选择了入党，便与平淡无奇的一生挥手告了别。
这让我想到了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条小路上，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不为高额回报，不为增长医术，白求恩来中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只能用信仰和英雄主义两个词来描述他的行为。
就像聂荣臻回忆起第一次见到这位老朋友时的场景那样：“他高高的个子，虽然还不到五十岁，却已苍苍白发，但目光炯炯，精神奕奕，是那样严肃而又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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