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护体系的外来者：巨塔倾轧，如何离开，如何留下|nhs|伦敦|医护体系|医生|巨塔|患者隐私|护士|英国

在地球另一侧，曾经让英国人引以为豪的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经年的预算紧缩和疫情的余震中晃动。整个体系如同“一团高悬的迷雾”，在这里，每一个角落都闪烁着人文关怀的光辉，却以效率为代价，“小病自愈成了一种美德，要生场大病才能算回本”。

在英国修读人类学的树琼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进入了 NHS 这座“白色巨塔”，她在异国岌岌可危的医疗体系中，发现了一批与自己相仿的“外来者”——这些穿梭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护工，用护理技能在发达国家站稳脚跟，继而反哺家庭，接济亲人。她们的工作负担和时长都远远高于本地医护，却只得到徘徊于最低工资线上的工资；她们离开那个将“照护”默认为是女性天职的故乡，来到异国，试图通过劳动寻找“自我”，却在难以对抗的歧视中，逐渐沦落为两个世界的“他者”。

今天，单读分享树琼的非虚构作品《巨塔微尘：NHS 的异乡医护》。本作品为「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四季得奖作品。「在场」奖学金始于 2021 年，致力于在个体与世界的连接处，鼓励全球华语写作者写下非写不可、非你不可的真实故事。「在场」将为作者的写作提案，提供奖金、编辑、发表及出版和衍生 IP 支持。更多信息欢迎查阅官网 frontlinefellowship.io，或来信 hi@frontlinefellowship.io 要求订阅我们的电子报。

巨塔微尘：NHS 的异乡医护

撰文：树琼

编辑：蘇美智

引言

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难以为继已成为社会热点，学者纷纷投入研究。然而，提出问题容易，落后的数字化进程、不畅的沟通机制、漠视与虚与委蛇......随便都可以列出一箩筐。想真正做出改变，却难于登天。

2023 年，我一边在伦敦修读人类学，一边在大型教学医院进行田野调查。缺钱缺人，没有动机和目标，在医院各处都可见一种疲惫懒散的氛围。很难说那是疫情的尾雾，还是一切本该如此。每个人都太累了，累到大家理所当然地不再尝试。

迷雾中还是有一些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是和我一样的“外来者”。她们很好辨认，走路比常人更快，好像总在赶去哪里，胸前的工牌随之上下跃动。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时，那些黑眼睛里映出我的样子，彼此相认。我不自觉地亲近她们，用颠倒的英语交换对于这座巨塔的认知。

对于这座摇摇欲坠的巨塔，我们既融入其中，又置身其外。移民医护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通过劳动寻找“自我”，却始终背负“他者”的标签，两者互即互入、彼此成全。而这，恰是观察的最佳角度。

摘脑门

在重症监护室做田野观察的第一天，与想象不同，一切是缓慢的。

病人们比急诊的要乖多了——基本都昏迷着。昼夜不断的监护设备每秒发出滴答声，十几张病床弧形排开，环绕着中央的办公区域。从医学院新近毕业的几名初级医生就在这些机器上十指翻飞，忙于录入档案。

照护病人是护工的任务。他们职级最低，不需要多少临床背景，因此人员也最复杂。有一些是还在读书的实习生，也有像眼前这位一样，年近花甲的华人阿姨，在带孙女的间隙来做几个小时的短班，补贴家用。她的英文不好，但勤勤恳恳地以“Yes,Yes”应对一切。

人们叫她“苏”，因为发不出她的名字。

“苏，3 号床需要擦洗了。”

“Yes, OK!”

“苏，手套用完了。”

“Sorry, OK!”

“苏，你能帮我照看一下病人吗？我去买杯咖啡。”

“Yes, yes, OK!”

我遗憾她的名字不被了解，“雅慧”。Yahui，Yahoo，旁边的白人男护工摆出李小龙的架势，怪叫一声“Wataah（我打）”——尝试这个读音让他亢奋不已。

突然他们开始低语，病人的颅内压有点高得离谱。监测仪的薄膜晶体管显示屏上写着“45 毫米汞柱”。苏告诉我：“我还是头一次见，一般人 15 就算高了。”如果把大脑想成一个装满水的气球，再把它使劲向下压扁，就是病人当前的极限状态。

医生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行动起来。学徒请来了自己的带教，带教观察片刻，拿不准主意，又去搬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顾问。一阵窸窸窣窣过后，他们决定在两小时后实施颅骨减压术，因为老顾问只有那时才有空。而在此期间气球会不会爆炸，则不在讨论范围内。

手术像一场表演，医生把他的头皮切开，在颅骨上钻出若干个小孔，再用圆形颅锯把它们连接起来，切割出一片骨瓣。

手忙脚乱，精彩至极。各种有关的、无关的人都停下工作，挤进帘子里凑热闹，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围得水泄不通，难怪英文里把手术室称为“剧场（theatre）”。

我们头顶两米多高的天花板上有一处喷溅样的束状血迹，“这到底是怎么上去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医生在钻骨间隙给我一个耸肩提眉的反应：“我也不知道哇，给上一个病人切气管的时候莫名其妙就溅上去了，清洁工也够不着，只好留在那儿了。”

正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术上时，隔壁床的花臂壮汉病人突然醒了。他嘟哝着“我要吃饭”，就要往床下爬。我大喊一声“苏”。“Yes!”一个瘦小的身影飞扑过去，两人双双摔倒，苏变成了人肉垫子。幸运的是，病人的输液管没有被扯掉。不幸的是，负责这个病人的英国护士慢悠悠地走过来，连句“谢谢”都没说。

像苏这样的海外职工在英国医院里比比皆是，他们支撑起了岌岌可危的医疗体系。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NHS 中约 14% 员工来自海外。根据我在医院的观察，这些移民医护往往更愿意接受夜班和加班，工作效率也常常高于本地员工。

我在监护室待到深夜，病人一直昏迷，缺了一块颅骨的脑门显得软乎乎的。他是波兰人，在这里举目无亲，在贩卖二手衣物的慈善商店摔倒后被救护车拉来这里。我偷偷在 LinkedIn 上查了他的名字，头像是专门请人拍的西装证件照，他抱臂斜对着镜头，天庭饱满，笑得春风得意。

他和我一样，也刚来这个国家不到一年。移民的处境具象化成了肿胀的前额，我默默祈祷，他不应该孤独死去——至少等颅骨安回来再说。

本地人有家可回，不爱上夜班，所以护士换成了一茬菲律宾人，在岛台用他加禄语窃窃地聊天。她们有时会安静片刻，那通常意味着有人去世了。

长女出海

在医院的各种聚落里，菲律宾护士是我最喜欢的。她们健壮、开朗，干起活儿来又麻利，有一种热带的母性。

她们在病房里有自己的“夜店”，只要是菲律宾人，不论职级，上至领班的医生，下至合同工，闲暇时都会在这里放声聚会。有一次我误闯其中，正要仓皇逃跑，她们却大笑着留我，“小姑娘，告状也不在这一会儿”，邀请我坐下来加入她们的八卦。

我把她们当成大姐姐，事实上，其中不少人确实都是家里的长女。

中风科护士颂菲就是其中一例，她今年 29 岁，独自在英国打拼五年多，资助两个弟弟至他们成年，后者分别在菲律宾做海员和上厨师学校。

我们约在医学图书馆的户外咖啡厅见面。颂菲高颧深目，一头黑色卷发油亮如马鬃，是典型的南亚美人。正值英国六月最炎热的一天，艳阳高照，远远就能看到她手上的金戒指熠熠生辉。

她新婚不久，丈夫是一位站在她身边略显黯淡的菲律宾男子。两人异国恋六年，终于开始研究如何在英国团聚的门道，男方打算挂靠颂菲的签证。

移民医护中这样的组合并不罕见，女性出海养家，用护理技能在发达国家的服务业站稳脚跟，继而反哺家庭，接济亲人。这种现象在菲律宾尤为普遍，据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POEA）的数据，每年约有 18,000 多名菲籍护士出国工作，其中约 75% 是女性。

颂菲是在女人当家的文化里长大的。母亲在伊洛伊洛岛上开了间小卖部，每天起早贪黑，忙到腰椎间盘突出，爬坡都疼，索性睡在店里。

“小卖部抢走了妈妈”，她一度心里怨恨着，却仍然不由自主地一放学就跑到店里帮忙。“我们的文化重视家庭，没人逼你，但既然你是长女，你就有义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亲。他在颂菲高中时突然辞去海员工作，原因不明。颂菲揣测：“大概是觉得靠老婆就够了吧，他在家躺着也能过得很好。”彼时两个弟弟尚在求学，家中经济顿时捉襟见肘。作为长姐，颂菲不用人提醒，自觉地转入了免学费的公立卫校。

1974 年，马科斯政府通过《劳工法令》，以出口劳动力来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于是从 80 年代到千禧年初，菲律宾的护理教育机构数量激增了十倍。到 2006 年，全国已有 470 所此类学校，其中大部分是私立机构，催生了蓬勃的护理教育商业市场。

如同家政行业一样，这个市场是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需求量身定制的，卫校的教学内容经常涉及本国并不具备的医疗设备。2021 年，超过 30 万名菲律宾护士在海外工作，占到全国持证护士总数的一半。而在英国注册的护士中，约有 16% 来自亚洲，其中菲律宾是出口大国。

“我们似乎都认定，唯一能赚钱、过上好日子的方式就是出国”，颂菲说。对她而言，NHS 连年不断的人才缺口，是一艘可以带她离开家乡的救生艇。

菲律宾当地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产业链，专门对接欧美医院和本地护士。颂菲现在工作的医院在菲就部署了专门的猎头中介，负责招募护士、辅导面试、报名执照考试，甚至代订来英机票等一条龙服务，人才一经选用，费用就可全部由医院报销。

但这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是残酷的竞争。所有人都有出海梦，为了在大批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护士通常需要在本地工作一两年，积累经验。于是初级护士的工资被一再压低，有人甚至自费上班。在伊洛伊洛的医院工作时，颂菲经常做全周的长班，但一个月下来只有 80 英镑的补贴。

菲律宾医疗机构的教学方式也与英国大相径庭。“他们会把最棘手的病人分给你，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只有先呛水才能学会游泳。”医护工作条件艰巨，常常面对无米之炊的窘境。病人的每一次呼吸都是钱，心电图监测仪需按天计费，输液则全靠手动调节。

第三世界的医院是高速运转的车床，火星四溅。医生一天要接诊 80 个病人，平均每个病人就诊不到五分钟。病人们争先恐后，上一个还在问诊，下一个就已推门而入，秩序和隐私是奢侈品。

医疗条件越拮据，人才流失越快。全球化顶替了殖民主义野蛮的枪杆，但所做的仍然是撬开第三世界的大门。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廉价的劳动力，经济落后的全球南方则成为绝佳的供应商。

从伊洛伊洛往西，越过苏禄海和孟加拉湾，相距五千公里处是印度籍神经内科医生梅拉的家乡。

1615 年，东印度公司的船沿非洲东岸北上，来到了马拉巴尔海岸线上的喀拉拉邦。此地风光无限，有五分之二的面积被椰树覆盖。人们用椰子酿酒，椰壳造房，却不懂得种植园经济。

在之后的四个世纪里，喀拉拉的椰子产业急速扩展，现在此地已有数万名椰工，工作是在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爬到 25 米高的树上，把椰子打下来。

九十年代时，每棵树的报酬是 15 卢比，一天爬 50 棵，日薪约合七英镑。而把时间再往前拨，一个低种姓椰工家庭在此地诞下了四个孩子，三个都因为喝了被寄生虫污染的水而夭折。活下来的那个仿佛受到神明保佑，不仅健全地长大，竟然还在英美两国分别拿到医学学位。他用出海赚到的钱，回乡修建了一座神经专科医院，在当地赫赫有名。

这是童年梅拉在外公的病床前听到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就是救活了外公的院长。外公像那位波兰病人一样摔了一跤，颅内出血，一夜之间卧床不起。

某些原始的情绪找到了巧径，迸发出来——用“不甘”来形容最为准确。梅拉沉思片刻，决定了自己人生的调子。她开始专心致志地做两件事情，一是备考医学院，二是上历史课，思考印度的过去与未来。

她告诉我，孟买有家名叫“Taj”的大酒店，英占时期曾被用作英国人的办公大楼，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印度人与狗不得入内”——后面这句标语是我们异口同声说出来的，那一刻我恍然意识到“第三世界”这个概念的实体边界。尽管殊异颇多，但在至少近两百年的权力结构上，我们一衣带水。

我们见面时，她刚过完 30 岁的生日，穿着巴宝莉的驼色风衣，说一口 BBC 播音腔，正在伦敦最好的神内研究中心受训。

梅拉也有两个弟弟，但与颂菲不同，她的家境殷实。父亲把弟弟送去读商科，为家里的生意敲定接班人。梅拉得到了金钱、支持与爱，但仍然不是被选中的那个。

对于她来说，出海始终都是为了回去。“发达国家 brain drain（榨取）了我们的资源和人力，那我就 brain gain（获取）它的技能和人脉”，她说，“等我回到印度，就能利用在这里建立的人脉，组织起一支医疗队去下乡看病。”

然而，NHS 的崩溃来得比她想象更快，“这几年我感到一切变得越来越摇摇欲坠。人们的安全感没有了，希望也越来越少。等到希望彻底消失的那一天，我也会离开”。

大厦将倾

或许很难想象，一个从其他地方虹吸了这么多劳动力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可以把自己的医疗系统搞得一塌糊涂。

我做田野的这间综合医院在伦敦偏北，是所在辖区内最大的医院。辖区内有 70 万人口，但医院常用的 CT 扫描仪只有五台，ICU 床位也仅仅 22 张，人均下来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急诊室里，救护车一刻不停，放下人就走。一位年轻妈妈抱着婴儿来到前台：“孩子发烧，我们附近的 GP（全科医生）都关门了。”接待员掀开襁褓，婴儿的脸已呈现紫绀。顾不上登记，她迅速在混乱的诊室里找到氧气面罩，同时给儿科重症打去电话：“还有床位吗？能不能再塞一个？”走廊里，被晾了一整夜的轻症患者只能再次被搁置。

在英国，小病自愈成了一种美德，要生场大病才能算回本。玩笑背后，是 NHS 日益严峻的现状。它曾是英国引以为傲的社会主义医疗体系。外国人求医虽要交费，但一旦待满六年入籍，就能和所有国民一样，免费享受大部分医疗服务。而如今，大厦将倾。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接权的保守党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大幅削减公共服务开支。NHS 预算增速骤降，与实际需求增长严重脱节。2010 年到 2019 年间，NHS 预算年均增长率仅为 1.4%，远低于过去 40 年间 4% 的平均水平。这直接导致了严重的人员短缺和设备不足。根据官方统计和智库估算，英格兰有超过 12 万个空缺，包括四万名护士和过万名医生。

现在，750 万人在就医名单上苦等，其中有超过 30 万是癌症患者。2023 年，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从被诊断到开始治疗的平均等候时间超过 62 天。至于急诊科，10% 的患者需要等待超过 12 小时。

新冠疫情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危机暴露了 NHS 长期营养不良的后果，人们这才惊觉：原来已经缺医少药到了这种地步。

英国政府不得不向海外紧急招募医护人员。2020 年 8 月，鲍里斯政府推出了一项医疗与照护专项签证。持此签证工作的护士可免除申请费和 NHS 医保费，还能携带配偶和子女同住。这意味着，只要持签人连续五年不失业，全家就能获得在英永久居留权。这项诱人的政策制造了新的医护进口小高峰。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2021 年 4 月—2022 年 3 月）里，有超过两万名海外护士加入 NHS，比前一年增加了 135%。

然而，对移民医护来说，那是一段极其撕裂的体验。

梅拉来英的时间正好是疫情爆发时，还没适应就被调往前线。原本用于应对卒中、车祸等严重颅脑损伤的神经外科 ICU，被呼吸重症患者填满。每天 12 小时的长班里，她不停地给药、拍胸片，每一张都是白肺。像是下了一整年的雪，都是死亡之兆。尸体被白色的袋子裹起来，送到超负荷的太平间里。许多人因隔离无法赶来，只能远程凭照片确认遗体的火化。

关于这段时间的许多细节，梅拉仿佛被身体本能地保护起来，只记得自己像被困在两个世界之间，既不属于英国，又无法回到家乡。

白天，她亲手结束一个又一个临终时刻。呼吸机数量有限，每个家庭只有几小时做道别。夜里，她常常哭到睡着，梦见自己在广袤的大西洋里一直游泳，远处椰林影绰。那时往返印英的航班早已停飞，水路回家竟成了唯一可行的执念。

有一天，一对 28 岁的双胞胎被送进来，但只有一台人工心肺机（ECMO）可用。家属哭倒在地，恳求梅拉救活两个孩子。梅拉也哭着求他们做个选择，能活一个是一个。那时，全英只有不到 20 台 ECMO，是日本的七十分之一，匮乏得惊人。

“如果是我妈妈来做这个选择，怎么办？如果那是我的两个弟弟呢？我的脑子不受控制地，一遍遍去想这些如果。”

疫情过后，医护们用了很长的时间从宿醉般的疲惫中醒来，才发现自己的付出并未得到相应回报。薪资涨幅追不上通胀，幻灭感油然而生。NHS 的初级医生年薪约 3.5 万英镑，仅及美国同行的三、四分之一。而护工、救护车司机等基层工种的年收入只勉强突破二万，徘徊在最低工资线。

在医院做田野时，我曾混进急诊搬运工的部落，跟着他们爬上爬下，一天走 30 公里去搬运坐轮椅的老人。但我只走了半天就打退堂鼓，心想“这活儿不给四万镑我不干”。来自意大利和波兰的搬运工兄弟正为人手短缺而头疼，便向我抛出橄榄枝：“反正你也在为找工作发愁，不如加入我们吧”。我一查工资，两眼一黑，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对半砍，一时不知道除了去 Tesco 超市捡救济食物之外要如何生存。

医院外草坪上的蘑菇，这里也是搬运工喜欢来抽烟的“秘密场所”。（图源：树琼）

英国人向来忌讳谈论金钱，但对移民医护而言，钱却是绕不开的话题。

颂菲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为如何接来新婚丈夫发愁。梅拉为省通勤费，与朋友合租了伦敦市中心的两居室，每月光房租就要 1600 镑，“剩下的钱最多只够下一次馆子，点餐时还得精打细算，好在因此吃起来格外香”。

与我同一时期来到英国的还有前香港前记者 Helen，她在布里斯托的儿童医院找到一份急诊夜班接待员的工作。同事多为本地人，穆斯林女性不少。她们大多没有职场野心，只为了找份工作，留白天相夫教子。但即使有工作，生活依然拮据得令人难以置信。

令 Helen 难以置信的是，是即使有工作，基层包括初级护士的生活依然没什么“闲钱”。“有时下班后约着吃个饭，人均才十几镑，却有同事问能不能待支薪日才付，说当时身上没有余钱。”Helen 夸张地双手抱头，蹦出几个 f-word，“这在香港绝对不可能发生，太不堪了”。

布里斯托市中心的一栋废弃小楼。（图源：树琼）

2022 年底，NHS 爆发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断断续续维持了两年之久，数十万人次参与其中。摄政街的天使灯高悬，留学生在 Selfridges 的商场大楼采购单价几百镑的香水、茶叶和毛绒玩具。而外面的街上，除了屋檐下三步一个的流浪汉，就是 NHS 的游行队伍。去找他们说话，可以领到免费的胸章和贴纸。

伦敦街头的流浪者之家。（图源：树琼）

寒冬将至，基础病爆发，这是每年最难熬的时候。我听着讨论“供暖与医疗负荷”的电台节目，与所有人擦肩而过。耳机里的护士说，流浪汉一旦无家可归，人均寿命就只剩下 10 个月，许多人活不过这个冬天。

这一年，英格兰公共医疗服务支出高达 1817 亿英镑，比疫情前增加了近 20%。正如政客们所说，“资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那么，这些钱都去了哪里？这是所有人都在关心的问题。

钱去哪了

轮转效率、就诊体验和医生工时形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NHS 想面面俱到，但越是这样，越容易朝令夕改、适得其反。

在三角形内部稳定的情况下，要么增大投入，要么改革。但英国医疗的吊诡之处在于，政府对它的投入其实是逐年增加的，保守党上台后虽放缓了增速，但投入仍在上涨。然而，问题却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

首先，流向外包供应商和私立医疗机构的资金持续增长。2012 年的《健康与社会保健法案》引入了“临床委托集团”，将公共卫生的权责下放至地方。这些地方集团可以从私立医疗机构购买服务，NHS 信托机构从非 NHS 渠道获得的营业收入也从此前的 2% 一举飙升至 49%。

此后，保守党通过各种法案推动医疗市场化，提高私立板块的参与度。对于一个轮番登台的多党制国家来说，把饼扔向群狼环伺的市场，可以在自己任期内迅速解决赤字问题。

NHS 发展步履维艰，私立医疗却蒸蒸日上，英国引以为傲的社会主义医疗体系正在悄然瓦解。2012 至 2022 年这十年间，英国私立医疗支出从 304 亿英镑增长到 464 亿。目前，约有 800 万人购买了私人医疗保险，占全英人口 13%。

对普通民众而言，投靠私立实属无奈之举。大多数公立诊所晚上和周末不开门，假若不幸这些时段生病，只能去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急诊室大排长龙。

Helen 描述夜班的场景：“家长抱着发高烧的孩子来，等上几个小时，好不容易见到医生，解决方案往往千篇一律。开点儿 Calpol。肚子疼？开点儿 Calpol。我查了才知道，Calpol 就是加了糖的扑热息痛，糖分约是可乐 4 倍。”

她有时怀念远方的小岛，觉得那里虽然寸土寸金，但至少选择多样，只要肯花钱，就能立竿见影地提高效率、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在流向公立医疗的资金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有效利用。管理人员和临床医护之间长期存在对立情绪，前者认为后者工作不够努力，后者则觉得前者缺乏对基层的了解，只会对着数字纸上谈兵。

举例说，管理部门一边给员工群发邮件，指导大家关灯关空调省钱，一边却购买更贵、更难用的垃圾桶、留置针、信托品牌 T 恤等次要物品。苏给我展示过医院新采购的尿袋，“一般都是竖着开横着关，但这个开关都是竖的，得仔细看尖头是指向 0 度还是 180 度，不然就会弄得满地是尿。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换回原来那种？”

有天手术日，梅拉连轴转了十个小时，下来后嗓子就哑了，扁桃体发炎了半个月。“那么大一栋医院，就只有两个饮水处，医生们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没处喝水，渴极了只能自己去售货机买瓶装水。”

于是，她联合几个医护同事向管理层提出需求。可是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过去了，得到的回复总是：“抱歉，我们没有管线，装不了。”

在急诊里我也见到过类似的荒唐景象：主治医生亲自跑来跑去，从角落里搜刮出落满灰尘的闲置病床，擦完立刻推着跑回台前，而诊室经理们却在一墙之隔的会议室里慢悠悠地放幻灯片，闲侃床位危机该如何解决。

通道里堆放了闲置的设备和病床。当医护们在急诊争抢床位时，很少有人想到要来这里“寻宝”。管道上的冷凝水混着灰尘落下，在皮质床面上形成一道道污渍。（图源：树琼）

管理部门还把不少钱和时间花在形式主义上，比如举办各式各样的课程，“隐私安全保护意识”、“促进酷儿骄傲”、“种族平权讲座”等等。然而，病房里真实发生的种族歧视，那些包装在微妙修辞中的排斥，以及晋升数据中赤裸裸的偏好，却总被轻描淡写地带过。

来自巴基斯坦的全科医生 J 英语不好，许多医学词汇要重新学习。她察觉到主治医师对她和对其他人的态度差异：“英国同事其实也不懂这些词，但带教就会鼓励他们，说没关系慢慢学。可是对我，以及其他亚洲人……区别很微妙，我说不清楚，但你能感觉到。”

作者在医院观察时的术语速记。（图源：树琼）

然而，对许多移民医护来说，这里的工资再少，也比家乡强。咬牙坚持个五年八年，攒钱买套公寓，就能赶上本地人的起点。“到时候就不当医生了，做点小生意，开个饭馆，卖辣椒酱，过过安稳日子”，J 和丈夫认真盘算着，他们刚买下一辆二手雪佛兰。

两人没有参加前两年的罢工，理由是“罢工时顶班可以拿三倍补贴”。有人称他们为工贼，先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现在又窃取同行的抗争成果。这本身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指控——如果生下来就在罗马，谁愿意“从贼”呢？

尽管 NHS 饱受诟病，它依然屹立在世界医疗体系的金字塔顶端，汲取着下层的养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移民们感受到大英帝国日薄西山，仍络绎不绝地借它攀援。

关怀还是效率？

J 的丈夫也是医生，他在 2020 年医疗签证放宽之后就来到英国扎根，在中部旷野里的一座小城找到全职工作。J 只晚了几个月，运气就差了许多，一直没能找工作“上岸”，几年来靠做 locum（代班医生）为生。

J 夫妇生活的小镇火车站。（图源：树琼）

这间小城诊所算上 J 的丈夫共有 12 名全科医生，负责辖区内两万居民的大小疾病。他们的专业资格不包括深入检查和治疗，只负责开列常见药物，再将患者转介到相应专科。

Locum 的工作不稳定，但时薪较全职更高，以 J 的经验可达 45 镑。这制度的出台最初是为了帮 NHS 信托省钱，实际算账下来却比培养一名全职更贵。一些医疗集团开始停招 locum，把本应由代班完成的活摊分给其他在职医生。

来到英国后，工作节奏慢了下来。行情不好时，J 每周只能找到一天代班工作，其余时间就在家备考，做好饭等丈夫回家。丈夫每天上下午各值四小时班，一天接诊不到 20 个病人。候诊名单上的病人倒是积压得越来越多，但整体工作氛围仍然慢条斯理，追求细致入微。

全科医生是面对病人的第一道关卡。他们不仅要治疗身体的病痛，还得关注患者的情绪状态。

在这个过度医疗化的时代，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病态”来解释。个人责任被大量转嫁给社会福利体系，人们渴望关怀和治疗，滥用医疗资源的现象也因此在年轻一代中变得尤为普遍。

J 的丈夫举了个例子：有个 27 岁的小伙子，半年内三次来就诊。自述理由是“抑郁焦虑加重”和“社会功能严重受损”。他把患病的母亲送去接受“喘息服务”（Respite care，一种通过社会照料为慢性病家属分忧的短期服务），原定六个月就要接回来，但他一边拖延，一边又从良心上过意不去。

“没钱”，“跟社工合不来”，“没精力做任何事”。他每次一来要坐半小时，来来回回就是这几件事情，把全科医生当免费心理咨询用。这半年里，年轻人既没去找工作，亦没决定什么时候接母亲回家，医生开的处方药也全盘拒绝；J 的丈夫无计可施，只好一次次开出 14 天的病假条。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叹了口气，合上病历本恳求：“我真不知道还能怎么帮你，要不你别来了，好不好？”

在初级医疗板块，患者的第一道程序通常是自述症状，祈求分诊员的垂怜。J 与丈夫虽然在巴基斯坦工作了几年，但在英国仍算是新人，因此经常被安排只负责接诊轻症患者。有些患者发现这条队列更短，就会取巧，谎称自己只是咳嗽感冒，待见到医生真人后再道出实情。一下子，感冒就升级成“持续两年的辐射性背痛”，棘手得多，往往需要花上两倍于原定时间来询问病历，排在后面的病人便不得不延后或改期。

J 说：“在巴基斯坦，我最多 24 小时就能让病人见到专科医生。遇到紧急情况，我就直接带病人去专科那边找认识的医生做检查、做手术。”但在英国，一切都是单向流动的。转诊信通过电邮寄给专科医生的秘书，连全科医生自己也从未见过对方真人。

上游的全科医生们就像是把病人放在一艘小船上漂流，朝着下游某个滩涂大喊：“喂——这里有个背痛的病人，请务必接待一下，可能是癌症！”或许会有回音：“好，送过来吧。”但更多时候是一片寂静。高度程序化的系统让沟通变得僵化。只有在病情复发时，病人重新回到流程的起点，全科医生才有理由调出档案，恍然大悟：“哦，原来他们最后给你做了脊柱手术。”就这样，初级医疗防线全盘失守，更别提未雨绸缪。

对于一些病人而言，治疗的黄金窗口期在无尽的官僚程序中悄然错过。在资源并不充裕的系统内，“滥用资源”和“错过窗口”总是一对两难困境。

作为全国性公立医疗系统，NHS 弥漫的“指南派文化”给了医生们一个简便的对策——只要按照标准化指南办事，就可以把自己的责任降到最低。

我想起卡夫卡的《城堡》。主人公远道而来赴任，当地却没人能说清办理就职的流程。“系统”不是任何实体，而是一团高悬的迷雾，笼罩着许多无可指摘的个人。大家都按部就班，理论上来说，没有任何人犯错，但就是什么事都办不成。

医生们所依赖的诊疗指南每五年修订一次，为了平衡多方利益，它变得越来越复杂笨重。十年前，关节炎患者可以直接转诊到医院做膝关节置换术，全科医生只需见这个病人一两次就能解决问题。而现在，根据指南给出的建议，患者需要先进行至少半年的物理治疗。如果没有好转，才能考虑手术。整个流程长达一两年，期间诊所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断开具止疼药。在环环相扣的长链条中，小问题积压成山。

我常常有一种感觉：英国医院的一切就像用白瓷骨碟盛装的马卡龙，精致却难以果腹。

在我做田野调查的这间医院里，儿科病房墙上的动物图案做成凸起的磨砂质感，为的是让视障小朋友也能摸到。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的床头贴着蓝色的勿忘我，既是提醒医护“这个病人有特殊护理需求”，也是为了保护病人不被污名化。医院大堂里有礼拜室，出门左转还有并排的“丧亲关怀”和“艺术治疗”的办公室，不定期举办用舞蹈治愈伤痛的工作坊。

每一个角落里都能找到闪烁的人文关怀，但它们以效率为代价，本末倒置。

全科医生在上游等待回声的时候，下游的医院也人满为患。以病人出院为例，这是梅拉在印度点一点头就能办到的事，但在 NHS 则要走一段蜿蜒的长路。

“我们需要先评估病人是否具备居家照料的条件。家里有没有人能给药？浴室是否容易摔倒？对行动不便的病人，住宅是否轮椅友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使身体康复也不能出院。”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21 年英国 65 岁及以上独居老人比例高达 30.1%，约为印度的六倍。医院要与社会疗养机构沟通，预约能帮忙做饭、洗澡的护工，而这又是另一套人手不足的系统。

在总投入不变的前提下，缩短就诊等待时间，要么得增加医护工作量，要么就得压缩每名患者的就诊时间。医患体验是翘翘板两端，“效率”和“精细”也是，此消彼长，但 NHS 哪头都不想、也不敢放弃。

一名医生在接受《镜报》采访时总结道：“我经常感觉自己像是在发达国家里做着第三世界的医疗工作。我们的问题是，同情心有余而能力不足。”

这个运行了将近 80 年的系统，已经被寄予了太多期望。不论是英国百姓还是政客，都习惯了 NHS 总是扮演“前瞻者”的角色。面对当前的困境，如果没有两全，而是倒带回去，和其他国家一样“急功近利”，恐怕问题还没解决，纳税人就先跳出来大骂了。

“伪术”

与结构性问题相对的是英国文化对效率和直入主题的排斥，适应这种文化是移民的一门必修课。

Helen 把自己在英国的终极目标设定为学会“语言伪艺”，即说空话的技巧。

2023 年，她在社交媒体上写下：“我的同事和大部分英国人一样，可以完美演绎一边诚恳地说‘在帮你在帮你’，一边准确令对方明白‘我在敷衍你呀而且不在乎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的意义。”

和来自亚洲各地的移民医护们聊起，我们发现大家有些共同的心得，可以总结为“四不要”：说话不能太直，否则领班医生不喜欢你；若你是医生，那很好，手下的护士也不帮你拔留置针，只会抱臂咋舌，“这个呀，你自己也会的，我很忙不如你自己来”。

不能太快，要把每一个辅音发饱满，英国人通过语言习惯来判断一个人的阶级，它是——按照奥威尔的话来说——“全天下最喜欢琢磨阶级这件事的地方”。同一件事，不同的阶级语言就有不同的反馈。要想装作有产阶级，就要有时间和教养饱满地说出所有的辅音——比如，“bottle of water”就比“bo o wa”在刻板印象上更“上流”。

不能情绪太强烈。若十分不满，最好说“不十分满意”；十分开心，最多也就是一句“Well done”。

也不能太有信息量，如果哪件事不归自己管，即使知道流程，也要挤眉弄眼地假笑，吐出一句“不知道”。

Helen 另发了一则帖子，戏称：“所以我有两句话练到烂熟，病人质问什么时候可以排到他们小孩，我不用脑子都能脱口而出标准答案，配上一句皮笑肉不笑的 Sorry。”这两句“圣经”是：

1. I don't handle the medical side of things.（我不负责看病）

2. I am just a receptionist, at the very bottom of the food chain, this is way above my pay grade.（我只是个食物链底层的接待员，你问的事情超出我的工资范围了）

英国人要面子，就连临终时刻都克制地保持“伪术”。

波兰病人去世的同一天晚上，我在 ICU 听到一阵嗡鸣声，还以为是机器，后来才分辨出来是一群人在哭。声音从一间单人病房的门后传出，像被闷在罐头里一样低不可辨。

不到十分钟，哭声就停了。七八个家属鱼贯而出，从容地向沿途所有夜班员工点头道谢，表情更像输了一场球赛，而不是送走了自家老太太。

“你们每个人都这么内敛吗？”我和值班的白人顾问医师聊起这事。

“好像是吧，我们的文化不喜欢表现出太多失态的情绪，要关起门来才能宣泄。你们那边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完全不是。”我告诉他，在我的家乡，父母去世后子女要放声大哭，跪在灵前一边磕头一边哭个七天七夜，直到嗓子出不来声了才算尽孝。

“嗯……有意思。”他摸摸下巴，但眼神显然在轻蔑。

我向他顺嘴提起苏抱住病人一起摔倒的事，替她打抱不平：“到底怎么才能避免这种危险情况再次发生呢？”他指指墻上密布的 A4 纸告示：“护士长会定期总结经验，做成 checklist，大家可以按步骤自查。”

“那会问责吗？如果真的摔下来的话，总要做些事情吧。”听到我这天真的问题，他优雅地呷一口茶，摇摇头：“惩罚不是个好选择。如果有问责机制，员工可能会束手束脚，因为担心后果而不敢做事。我们不想这样。”

后来我遇到同一医院的华裔医生，他给了我另一个视角：“这里有些护士可难管了，很喜欢在投诉系统里告你一状。如果被投诉了，哪怕是我们有理，也要一桩一件回复解决。拜托，真的没那个精力，久而久之就学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管理艺术了。”

我花了不少时间，才琢磨出 NHS 医院——或者说英国社会让我不舒服的地方。这里其实并不缺少冲突，只是它们被包装成了无伤大雅的样子。每个人都在避免说重话，避免为了正确的选择而据理力争。当然不是说人人天生如此，但越是有心改革的人，就会越快被迎头痛击。

在我来做田野之前，病房里有位 19 岁的学生护工，人很聪明，只实习了几天就发现：出院流程的延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分工混乱。于是他主动请缨，专门负责病房里所有与出院相关的工作。这场实验持续了两个月，病人的轮转率翻了一倍。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除了一张贴在公告栏上的表扬通告外，一切仍然照旧。没人愿意因为新人的一个好点子就踏出自己长久以来的舒适区，阻力总是大于动力。

对于不少移民医护来说，融入这样的氛围，就像拿小锉刀一点点磨掉自己，强行变得圆滑柔钝的煎熬过程。

人类学家 Kate Fox 在 Watching the English 一书中剖析了英国的职场文化，原来英国人的“虚伪之道”是从学校时期就开始修习的。他们从小就被教导不要表现得过于认真。在学校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能表现出热爱学习，而要一边努力一边抱怨。当“不要太认真”的精神延续到了职场，又有了新的潜规则：周一可以按点来上班，但一定要怨声载道。可以喜欢工作，但一定不能热爱工作。伪术不及格而勤奋认真有余的人，会被贴上“工作狂”的标签，是“除了工作，没有生活”的失败者。

另一方面，NHS 的工资结构也为此精神之生长提供了养分。医院的职级阶梯从 1 到 9，白纸黑字，按部就班。每一级设有几个薪点，只要熬年头就能涨薪，直至爬到这一级的顶端。薪资遵循全国统一标准，没有绩效这一概念。也正因为此，努力做事的人通常并不会比混日子的人多拿钱。来自亚洲的医护们习惯于通过勤奋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在这里，却水土不服。

颂菲至今记得自己的转折。那是 2023 年初，她刚升为领班护士，赶上一次像灾难片般混乱的长班。一位刚做完脑血栓手术的病人大出血，生命体征直线下降，颂菲手下几位新护士乱成一团。她见状火速上前支援，压根没留意旁边同事已经一脸不爽。

忙完一天后，她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被同事堵在走廊：“你刚刚干嘛抢我的活干？不觉得越界吗？”她当场愣住，心想自己不过是救人一命，怎么还要挨一刀？

下班后，颂菲默默坐在医院外的长椅上，眼泪啪嗒啪嗒掉在鞋面。她不敢回家。合租房里还有三位菲律宾同胞护士，大家亲如姐妹，可毕竟是同事，说出来她觉得太小题大作，也太丢脸。

哭到天黑，她抹了把脸，跌跌撞撞地回到医院。跨半球的未婚夫已经睡着，没有能倾诉的人选，想来想去她拨通了员工心理健康热线：“我要当面见你们，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医生给她开了两周抗焦虑药。药物初期的副作用有些刺激，头晕、恶心，严重时血压低得让人昏倒，但她没请过一天病假，反而按往常习惯，再额外做两天周末的代班，每周 60 小时满满当当。一个月税后收入 3000 多镑，有四分之一雷打不动寄回家里，尽管弟弟已经成年，但颂菲的责任感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她想把家里的老屋推倒，给妈妈盖一间大房子。

几天后，她正拿着寻呼机替病人查房，突然眼前一黑，直挺挺地倒在地上。醒来时室友就在旁边，埋怨她：“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她不好意思地笑：“我以为就吃两周药，用不着打扰你们。”

移民医护们渐渐发现，虽然这里不像家乡那样等级森严，论资排辈，但同时也意味着职责模糊，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总是暧昧不清。说什么话、怎么说话，在很多情况下，是比做事更重要的学问。

漫漫长路

背井离乡之人最煎熬的时刻，往往不是初来乍到，而是经过一身洗练，完成了所有好的坏的修习，衣食住行都与本地人无异，但始终有一种格格不入的异样感。不舒服——说不出来，就是不够舒服。直到在一个月明的夜晚意识到这种异样感的来源：自己已经是完全崭新的一个人，两边都不足以再称作是“故乡”了。

梅拉在英国的第一个冬天是在威尔士度过。一个由十几名印巴医生及家属组成的小团体接纳了她，帮她融入。后来大家四散各地，仍然保持联络。

去年，其中一名顾问医师毫无征兆地自杀，随后不久，又有一名即将结束十年训练期的同事做出同样的选择。前一天晚上他和梅拉约好交班，第二天到点了仍没有出现。“他从来不迟到，我觉得不对劲，结果很快就接到电话说人已经走了。”

起初她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在她看来，两个人都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偏偏在柳暗花明时结束一切。

后来她意识到：“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是孤独得太久了。”生活的压力，下行的环境，以及总是要强撑着提供肩膀的职业使命，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然而无人可以诉说。蓝色星球不停旋转，居住其上的人们明明同气连枝，却被一道晨昏线划开两个世界，这半球融不进去，那半球已坠入梦乡。

在剩下的要好同事里，也有一大部分人陆陆续续离开 NHS。有的不再执医，更多的去往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这让梅拉也开始考虑再次出走。“澳洲的训练时间更短，工资也更高。去了每天有太阳晒，开开心心，早一天当上顾问医师，就可以早一天收工回印度了。”

英国移民占到总人口的 14%，但较比例相近的美国，格外难以融入。前者是一个个独立的聚落，因为没能参与帝国的黄金时代，而难以构筑共同的历史归属。

社会学家 Paul Gilroy 用“后殖民忧郁（postcolonial melancholia）”来解释这一现象：“移民们之所以被排斥与害怕，恰是因为他们被当作帝国往昔的载体。”新移民长驱直入，在昔日的宗主国跻身精英阶层，这不仅挑战了既有的社会秩序，更引发一种伤怀情绪。虽然该情绪与新移民无关，他们却不得不面对由此带来的种种后果。因此许多人开始不由自主地同化自己，打磨自己，吃豆子，在沙发里放屁，看影集《是，大臣》，修习冒犯和伪艺，直到面目全非，再生下二代，才算勉强功成。

梅拉还记得自己刚和上司混熟的时候，两人约着下班喝酒。酒过三巡，她说到心心念念很久，最近终于能回印度度假了。对面姓氏高贵的白男医生转转威士忌里的圆冰，扑克脸打断她：“那么喜欢印度，干嘛来这？又没人稀罕你留下”。看她有愠色，就仰脖饮下，神色如常地继续讽她：“哎呀，这是个玩笑，你不会没听懂吧？”

在这个常年阴云密布的小岛上，英国人琢磨出了一套和天气一样坏的幽默艺术，即“处变不惊地冒犯人”，对象有时是他人，有时是自己。据英国医学会（BMA）2019 年的调查，47% 的海外医生感觉在职场中受到不公平对待，相比之下，只有 29% 的英国本地医生有这种感受。

疫情过后的第一个新年，哥哥飞来英国看梅拉，他们坐在有轨巴士靠窗的位置。她难得放松一天，心情很好，呵出一口气，用手在窗上画出心形。抹开水雾，曼城市中心的节日彩灯光华流转，她看得出神。

路边一个男孩出于青少年无来由的恶意，突然“咻”地把手里的冰淇淋砸过来，正中眼前的车窗玻璃。他们冲她做鬼脸，比中指，哥哥要下车理论，梅拉止住他，摇摇头，“这里不是家，没有任何人能为你撑腰，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你告到坐牢”。

换在以前，用不着哥哥出手，她会先跳起来给对方一拳，扭打进警察局等爸爸来保释。但是移民医护和这个国家的关联完全建立在工作之上，要谨小慎微，没有重来的机会。

我问她是做到怎么如此大的转变，她微笑，建议我去读《被讨厌的艺术》，“你要接受这个世界上就是会有很多人看你不爽这件事”。

不只是她，颂菲、J，甚至是脾气火爆的 Helen，都或多或少地完成了这项转变。移民是一种处境，即使把所有的技艺都学完，她们仍然是飘萍，不让步不行。

Helen 在香港读中学时，紫荆花旗还没有被交接。她在女校受全英文教育，刚刚萌生对文学的兴趣。那时一切冉冉升起，英国对她来说只是遥远的殖民者。尽管所住的街道都以英文词汇的粤拼命名，但这个国家与她生活的距离还不如书里的莎翁要近。

很快她升入中文大学，读新闻，做新闻，后来又外派到北京，从零开始搭建联络室。十几年里风风火火，除了事业什么都不要。她一向讨厌孩子，人生最接近有小孩的一次，是 29 岁时被求婚。“本来想答应的，转念一想，我挺着大肚子在人民大会堂外面跑，实在是太滑稽了。”

命运弄人，半个甲子后的今天，她在异乡这间被小孩淹没的急诊室里从零做起。所有被喂了 Calpol 后血糖升高的小孩，都因短暂亢奋而哇哇叫着，兴奋地绕着她满地乱跑。在一片乱象之中，她却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我们坐在布里斯托码头边的长椅上，用半日闲暇数眼前停泊的船帆。

“英国和欧洲都烂成一团，你说像一滩死水，我反而觉得是个好兆头。你看啊，眼前这个码头至少在过去几十年里都长这样，一点变化都没有，足以说明它有多稳定了。”

Helen 在海边长大，喜欢水上运动，于是就在 River Avon 码头对面租下一间维多利亚老式公寓。英国天气多变，水质灰浊，来了她才发现水上运动完全是痴人说梦。城市不大，从家步行去医院只需要 10 分钟。她从不收拾公寓，但在房门口常备一个急救包，里面的东西足够她在世界末日生存三天。

“出街食贵又唔合口味（不合口味）、自煮冇本事整得好、商场豆泥无乜好行（逊色没啥好逛）、交通不便出入费时、无银（没钱）请钟点帮忙净系（单是）抺沐浴间水渍已经生无可恋……”她的一篇日志里这样写移民的处境，但是与此同时，她又相信“事情总是先变坏再变好，何况它们还远没有到最坏。说不定哪天有 Sugar daddy 看上我，我就不用返工，直接飞黄腾达了”。说完这话，她自己先像孩子一样笑起来。

在医院时，我四处找人搭讪，向不同背景的人询问他们对英国医疗未来的看法。不少精英阶层出身的英国医生，对于移民同事都有种复杂的情绪。虽然嘴上说着“当然，我非常感谢他们”，最后要引出的观点却是“培养本土力量”。即使大家都在这里生活了不少年，主客之别仍然鲜明。

简体中文网络里也有自己一套通行的刻板印象：印度人是“又懒又会说大话的”，菲律宾人是“热情但吵闹的”，巴基斯坦人是“穷得端不上台面的铁哥们儿”。当有色医生的脸从医用帷幕后显现出来时，并不只是白人患者会多加犹疑，我们彼此之间也在相互审视。

可换个角度去想，这些从第三世界拼杀出来的医护们，尤其是女性，正是优中选优、韧中选韧的勇者。她们见过真正的贫穷与混乱，新世界的那点风浪对她们来说，反倒如同静水行舟，不值一提。只要不停下划桨，总能够靠岸。

尾声

颂菲寄回家里的钱建成了一座漂亮的三层小楼，可以远眺海岸线。最小的弟弟已从厨师学校毕业，娇气地挑三拣四，迟迟没有找工作。

她的下一个目标是让母亲关掉小卖部，但母女俩彻夜长谈后，她有了新的理解。当她告诉母亲，赚钱养家让自己快乐时，母亲反问她：“那你明白为什么我喜欢工作了吗？只要是待在小卖部里，就觉得有希望，哪怕身上疼也很快就忘了。”

人们工作，不只是为了钱，更是为了被需要的价值感，以及经济能力带来的话语权和能动性。与写代码、做手术、修电路一样，照护是一项技能。在人力便宜的地方，它是不值钱的东西，把女人困在家庭里。而在这里，它被明码标价，让长女们不再只是长女，成为顶梁柱和话事人。

我去了梅拉曾经工作过的癫痫中心，在山毛榉的树影下遇到一位她以前的同事。她们年纪相仿，又同样来自喀拉拉省，不同之处在于她原生的印度教家庭比梅拉更穷、更典型。

在她身上，我更直观地看到了长女们留在这里的原因。横向比较来说，她在英国的生活比梅拉要糟得多，曾租住在一个五十岁男人的花园房里，被这个房东骚扰到一度崩溃。当我提出请她吃一顿人均 30 镑的土耳其烤肉时，她反复确认，又不断道谢。

新世界的生活诸多不适，NHS 也风雨飘摇，但当我问她是否后悔来英国，她却说“绝不”。

在印度，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读书，找工作，被催婚，回归家庭，生孩子煮饭，从父亲交到丈夫手里，没有哪一环是需要“自我”的。而在这里，虽然也有烦恼，但考虑的是如何晋升下一级，如何攒钱买房。她向我侃侃而谈器质性和非器质性癫痫的区别，像个孩子一样炫耀自己的工作间。

这间中心一周只收容 20 个病人，把全英国的癫痫难症都汇聚了，技师可以留他们做一周的脑电图追踪，对照着行为录像深入寻找发病的原因，这是在印度得不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