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以大特务罪名被逮捕的几个人被押上台前,听着一条条罪名,听完这审判词,他们将被直接押往刑场。

上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没想到台上一人大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对中国革命有贡献!陈赓可以为我作证!陈赓是我的直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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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一迭声的叫喊,台上台下顿时骚动起来。台上的人四处看看,台下都在窃窃私语。

怎么回事?明明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一切轨迹都有迹可循,他怎么可能是陈赓的下属?

相关人员马上把报告打到陈赓那边,陈赓接到这份报告,一分钟也没有耽误,直接指示:“立即释放杨登瀛,他确是中共特科上海站人员!”

杨登瀛曾受陈赓直接领导,一度被蒋介石重用,受英国探员赏识,周总理临终前还牵挂着他的后辈,嘱咐罗青长善待之。

他是中共在敌侦查机关中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是我党史上第一个双面间谍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903年出生于广东中山,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日本通讯社工作,精通日语,是个“日本通”,留学期间就曾读过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

后来,杨登瀛参加五卅运动,结识陈养山、顾顺章等人,这为他后来与陈赓相识,并顺利参与中共特科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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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蒋介石大规模残害共产党员。杨登瀛虽是国民党员,也看不惯蒋介石的残暴。为中共说了几句公道话。

这几句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杨登瀛被抓捕,后来在蔡元培的搭救下才出狱。

1928年,国民党成立中央调查科(“中统”前身),上海部拉拢杨剑虹,杨剑虹和杨登瀛是广东老乡,两人的政治理念不一样,关系还是很密切。

杨登瀛接受杨剑虹的招揽,进入国民党上海中央调查科做特派员,当时特派员权利很大,可以说想抓谁就抓谁。

到岗第一天,杨登瀛得知自己的任务是“消灭上海租界内的一切反动党派人士”,内心非常痛苦,这时他想到自己的共产党朋友陈养山,把名单拿给陈,表示愿意帮助共产党。

这件事很快由陈养山上报给中共特科上海站周恩来,后由陈赓面见杨登瀛,杨从此以后成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调查机构的一颗“钉子”。

为了让杨登瀛在国民党内部赢得更多信任,中共特科时常让他透露一些不重要的信息给上海调查科,杨登瀛在上海调查科表现出色,经由陈立夫等高层传到蒋介石耳中。

1928年10月,蒋介石签署一份手令,杨登瀛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的最高负责人。

后来,杨登瀛为英国巡捕房解救两位巡捕,英国巡捕房兰普逊特别赏识他,常常和他信息共享,中共特科由此多次逃脱巡捕房的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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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澎湃等中共党员因白鑫告密被捕,杨登瀛及时提供情报,中共“锄奸”行动顺利实行,白鑫在外逃前被击毙,震慑了一大批魑魅魍魉。

关向应,周恩来、任弼时,都曾被杨登瀛提醒搭救,他为中共特科立下太多功劳,这些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领导层知晓。

最终,杨登瀛因叛徒出卖,以“失职”罪入狱,离开上海调查科,在老上司的关照下出狱,成为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因被猜忌,逐渐被边缘化,后又与中共失去联系,一直在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就这样待到全国解放。

建国第三年,杨登瀛以大特务罪名被捕,后查明他之前是为中共特科工作,无罪释放,得到中央政府的优待,每月有生活补贴。

1969年,杨登瀛因病逝世,临终前与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也不是汉奸,我也很难说我到底是谁?”

周总理临终前,特意叫来罗青长,嘱咐他不能忘记那些在党困难时帮助过党的同志,其中就有杨登瀛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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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我党首位"双面特工"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