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为了解决政委和军事主官谁有最后决定权的问题,特别明确规定政委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委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力”,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委有最后决定权的来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起初一段时间是不设政委的,由政训处主任代行政委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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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黄克诚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深入部队多次调查后发现,政委这一职务的空缺是个很大的弊端。不少部队中由于缺少政委发生了一些不好的现象,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势头。于是他果断向中央建议,恢复被取消的政委制度,以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采纳。

政委制度恢复后,依然沿用了红军时期的规定,即政委有最后决定权。1942年5月初,华北日军调集5万重兵对冀中军区发起大举围攻,第八军分区成了日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之一。战斗中,八分区第30团被数千日军包围在了肃宁县窝北镇的雪村。当时司令员常德善身边只有一个23团,而且还带着不少非战斗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常德善认为仅靠手中的23团根本就不具备把30团从日军重围中救出来的能力,如果意气用事,只会徒增伤亡。于是他决定从外围对日军进行袭扰,以此来配合30团突围。但政委王远音不同意,认为仅从外围袭扰根本就不可能把30团救出来,他要求23团直接冲进雪村和30团并肩作战,一起向外杀。

常德善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只会把23团也给葬送了。但政委王远音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动用了政委最后决定权。常德善无奈,只得带领23团冲进了雪村,结果不仅没有把30团给救出来,23团自身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战斗中常德善英勇牺牲,王远音突围后不久也因重伤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30团团长肖治国和政委汪威等一大批干部。

王远音的这次感情用事,给冀中八分区造成了重大损失。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学运工作,没有红军时期的经历,后来在部队中从事的也是政工工作,没有单独指挥过战斗。正因为如此,他才对当时的形势没有做出准确的判断,也没有采纳司令员常德善的建议,而是意气用事,带领23团投入了雪村战斗,给部队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此战过后不久,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就被取消了,战役指挥由军事主官下最后的决心。但这并不是说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就一定是不好的,战争年代,不少部队的政委都是军政双优的名将,比如黄克诚大将,他就长期担任政委的职务。晚年的时候,他回忆说自己靠政委的最后决定权两次挽救了红4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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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末,蒋介石调集10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起大举进攻。此时李德已经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他放弃了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伏击战,改为和敌人死拼阵地。当时们的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远远不如对手,死打硬拼的结果可想而知。红军苦战一年,不仅未能打退敌人的进攻,自身还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

李德把战略转移当成了大搬家,带上了许许多多的坛坛罐罐和笨重的机器,此举严重拖慢了部队的行进速度,也给了蒋介石从容调整部署的机会,最终红军在湘江陷入了重围。当时黄克诚在红4师当政委,和张宗逊搭档。4师的任务是在湘江南岸构筑阵地,阻击侧翼的桂军,掩护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过湘江。

阵地刚构筑完,桂系部队就冲了上来,黄克诚和张宗逊指挥部队奋勇阻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在国民党地方部队当中,桂系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再加上兵力也占据优势,因此不断对红4师的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激战中,第10团团长沈树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继续指挥10团战斗,不久后他也中弹牺牲。

危急关头,张宗逊和黄克诚都赶到前线指挥,这才稳住了阵地。经过两天两夜的苦战,红4师在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后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也全都通过了湘江。黄克诚见状,就对张宗逊说:“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带领部队立即撤退。”

张宗逊却说不能撤,理由是还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黄克诚见状又说:“现在不撤,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走了,我们会被敌人全部吃掉的。”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张宗逊同志执行上级命令十分坚决,但缺乏灵活性,执意要等待上级下命令才肯撤退。我看任务已经完成,情况又相当危险,若再迟疑,将招致全师覆灭。”

当时政委有最后决定权,黄克诚就对张师长说:“你指挥部队迅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张宗逊这才带着部队开始撤退。红4师撤退后不久,桂系就涌了上来,如果再拖延一会,红4师就会落入敌人的重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不久后红4师又在资源县的两河口和桂军发生了激战。

当时红4师守在一个山头上阻击桂军,掩护主力转移。敌人仗着兵多火力猛,不断发起猛攻,红4师的多处阵地都陷入了苦战。但为了掩护主力转移,战士们都拼了命,打得极为顽强。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后,张师长依然坚持固守在山头上,称未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许部队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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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黄克诚又一次动用了政委的最后决定权,红4师这才从山头上撤退。黄克诚后来回忆说:“那时如若不走,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以此来看,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也不是坏事,关键是政委自身的军事指挥才能要过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军政双优。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张宗逊被授予上将军衔,黄克诚则成了开国大将,在十大将当中高居第三位,排名还在陈赓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