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个历史范畴。城市性质的判别，取决于对该城市所具有的经济、政治、社会诸种功能的综合认识。不管各个时代的城市功能和性质如何不同，就其是人类经济活动、社会财富、人类智力和社会生活（包括文化教育）在有限空间内的集聚而言，都应看作是反映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一种标尺。近代化以前的城市也并不例外。
我国城市的历史十分悠久。关于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基本特征，不少学者已作了精辟的论证[227]。可以补充的是，这些基本特征，例如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等，对于不同时间或空间条件下的城市，表现的形式和程度是不一致的；而且到明清（鸦片战争前），在某些地区也不是找不到变化的痕迹，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的。据此，试以明清时期苏州城市经济为例，对其内部所隐含的某种变动的信息，作一初步研讨。
一、从城市空间布局看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
苏州建城初始年代往前一直可以追溯到吴王阖闾时代（公元前514年），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自秦汉以来，苏州作为一座江南著名的郡（府）城，雄踞于太湖流域水乡泽国之中，历经多次兵火焚劫，但一再都在原址上得到重建，城池位置基本未变。这与我国北方古代都会屡变城址迥然不同，也为世界城市史所罕见。城市平面南北较长，东西略短，城墙弯曲近“亚”字形，方位南北略偏东。城市主干河道或南北或东西走向，与街道平行，纵横交错，富有东方威尼斯风味。城垣周长历代稍有盈缩，但变动不大。明清城周历史记载不一，笔者倾向于两代城垣周长都在四十五里上下[228]。它比北宋东京开封的城周略小，大于南宋临安罗城的周长，但较夹城又稍小，然三个城市的基本规模大致相近[229]。这表明古代城市的空间范围有着一种客观内在的限制。
关于明清苏州城市的内部格局，其细节部分还有待进一步实地踏勘与周密考证。根据明清时许多当事人的直接记载，在布局上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中最为发人深思的，是苏州城的东西南北四个区位，其繁华程度、职业分布乃至民情风俗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嘉靖二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出任吴县守令的曹自守在《吴县城图说》中说到了城东与城西的相异：
苏州……卧龙街东隶长洲，而西则吴境。公署宦室以逮商贾多聚于西，故东旷西狭，俗亦西文于东也。[230]
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也强调了明代苏州城市布局上的这种特征：
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231]
清前期，这种东西南北相异的格局仍然突出。乾隆《元和县志》从职业和风俗的角度，作了更细致的描述：
今之元和，昔之长洲也。长洲，古之吴会也，风气习俗大约不甚相远。然细分之，即一城之内亦各不同。娄葑偏东南，其人多俭啬，储田产。齐门勤职业，习经纪，不敢为放逸之行。盘门地偏野，其人多贪，类齐野。阊胥地多阛阓，四方百货之所聚，仕宦冠盖之所经，其人所思者广，所习者奢，拘鄙谨曲之风少，而侈靡宕佚之俗多矣。[232]
对南北的差异，曹自守也有说明：
在城之图，以南北为号……南号差不及北，以地有间隙，稍远市廛。[233]
由上可知，明清苏州城，人口密集和商业的繁盛当首推西北部，特别是阊胥一带。这在明清的笔记及志书中是一致公认的。明万历年间牛若麟在《重修阊门虹桥记》中说：
吴为苏附郭邑，金阊孔道，正其辖境。虹桥跨濠以通行旅，错趾骈肩，无间昏旦……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234]
可见进出阊门人流之密集。更值得一提的是，阊胥商业的发展已经冲破了市垣的限制，向着外部乃至更西发展，形成了与城内呼应的又一带状商业网。据曹自守说：“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235]若以阊门虹桥、渡僧桥为起点，则分为两线，一线由西偏北至虎丘，一线正西方向直通枫桥；其中南北濠、上下塘、枫桥、山塘泾都是喧闹非常的商业区。由阊门到枫桥东西列市二十里[236]。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时，为接驾曾有人建议拆毁“苏州阊门外南濠一带，西至枫桥沿河市房，治驰道，且便挽舟”，闹得人心惶惶。当时江南巡抚汤斌坚持“南濠为苏州最盛之地，百货所集，商贾辐辏”，毅然否决了拆房治道的动议，说明阊胥的商业已成为苏州城市的主要经济命脉，连汤斌这样的巡抚大人也懂得它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据说汤斌的这一决断因此还得到康熙的赞赏[237]。这一带还由于民舍店铺鳞次栉比，时常引起火灾，“延烧亘昏旦”，也侧面反映了阊胥人口和商业的密集[238]。
阊胥一带商业的繁盛，大约是经明代到了清前期才达到它的巅峰的状态。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关于苏州的诗作看，在唐代阊门一带仍保持着某种芳草萋萋的江南水乡郊野的景色。阊门至虎丘的一段山塘长堤正是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时，在他的主持下开始筑成的。在此之前人迹不繁，在此之后水陆往来频繁，成了苏州北出的又一条大道。根据明嘉靖时人刘凤在《阊西筑城论》中的提示，阊门一带的商业开始发展不会早于元代[239]。南宋著名石碑《平江图》显示，当时商业中心在乐桥和利市桥一带，阊胥尚未崭露头角。即使到了明代，阊门内外有些地段还不十分热闹。清时人回忆，“苏州府城阊门外南濠之黄家巷，……明时尚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至国朝生齿日繁，人物殷富，闾阎且千，鳞次栉比矣”。明时阊门街上尚有许多公卿跨街坊表，道路为可容“五马并行”的“康庄大路”，到了清代却民舍店铺“渐占官路，人居稠密，五方杂处，宜乎地值寸金矣”[240]。这种盛况在乾隆画家徐扬的《盛世滋生图》上更是得到形象的反映。一直要到鸦片战争后，由于上海开埠，以及后来无锡、常州的崛起，苏州阊胥才相形见绌，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人口和商业的密集，往往能比较灵敏地反映出城市的发展。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着人口和商业向着某一特定的空间集聚呢？其动因可以是多样的，其中有的是政治职能引起的，也有的是经济职能在推动，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明清苏州阊门内外商业繁盛的原因，似有以下几方面可以注意：
（一）交通因素。京杭大运河不仅是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又是促成运河沿岸城乡经济发展和推进区域内或区域间加强联系的催化剂。苏州的城市地位，包括阊门内外的繁荣，无不与它有关。明清时苏州与运河的联系，有两条主要线路，一条是偏西北经白公堤汇入运河：“运河南自杭州来，入吴江县界，自石塘北流经府城，又北绕白公堤出望亭入无锡县界，达京口”[241]；另一条正西至枫桥汇入运河：“运河自嘉兴石塘由平望而北绕府城为胥江，为南濠，至阊门。无锡北水自望亭而南，经浒墅、枫桥，东出渡僧桥交会于阊门”[242]。因此，两条与大运河紧密连接的水路实际上都交会于阊门虹桥、渡僧桥附近，为南来北往之商贾、士兵、官员以至漕运军民驻足、停泊的必经之地。随着太湖流域乡镇经济的发展，这里更成了集散丝棉织品的商业中心，其繁盛并非偶然。商业闹市，特别是具有区域功能或超区域功能的商业区，依运河一线密集，从而形成经济重心向着东西或南北一侧倾斜的格局，在江南重要的工商城镇普遍可见。
（二）棉纺织业的推动。明中叶以前，阊门内外的发展主要是系于南北的长途贩运商业，即王士性所说的“负郭则牙侩辏集”。其丝织业的中心偏在城东。可以说：当时阊胥商业的意义大于手工业的意义。明中叶后，特别是随着松江棉布踹染业在明清之际的衰败，到清前期中心迅速转向苏州，阊门内外的经济如锦上添花，更趋繁华。明初踹坊在苏州尚寥若晨星，到了清康熙年间，“苏城踹匠不下万余”，踹坊有三百余户[243]。根据雍正七年与八年巡抚李卫的踏勘细察，比较确切地知道，雍正前实际踹工数是七八千人，到雍正八年为10900人，踹坊四百五十余处，都集中在阊门内外社坛一带[244]。踹坊“包头”租给踹工匠的住房散处于虎丘塘路。至于染布作业，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所载康熙年间碑文看，染布作坊有64处，其中百分之二十在阊门（其余多扩展到了娄门，约有46处，说明已为阊门地区所难以容纳），控制或自备踹染坊的布商字号，都在阊门上下塘一带[245]。按碑刻统计，布号共有76家，其中18家自设染坊。又据雍正元年的记载分析，苏州共有染工万余人，则阊门一带估计染工也至少近3000人[246]。这样，由于棉布踹染业的勃兴，不仅使阊门一带由比较单纯的商业区发展为工商业的中心，并带动其他商业、服务业与娱乐事业的发展[247]，还成了密集有一千三百余人的手工业工人区。在这样一个不大的空间范围内集聚了如此多的具有前近代雇佣关系的工人，确为前所未有，也为当时中国所少见。这就给苏州的社会政治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以至被官府认为该地区存在严重“社会治安”问题，主张严加管束。而该地区确实也屡次发生具有“市民暴动”色彩的踹、染工人斗争。由于经济功能而连锁引起了城市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的变化，在阊胥地区十分突出。
（三）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因素。早在明嘉靖三十八年左右，就有人指出阊胥一带“侨客居多”[248]，主要是经营转运贸易的外地商贾。直到清前期，外籍人口猛增，多数属于江南、江北各地乡镇的过剩人口流向城市，其中尤以踹染工人为主。据明清人的记载，踹染工人的来源，一为北来，包括江宁、太平、宁国、句容、镇江、江阴等地；一为南来，包括绍兴、宁波、松江等地。这种人口的流动，与传统社会过去的一般流民问题不能等量齐观。它一方面是具有一定工艺技术的手工业工人的集中，另一方面又是基于城市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引力（或向心力），因而对城市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增强其经济功能。
据此，可以说，较之前代，明清苏州城市具有新因素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西部阊胥地区。相比西部，则城市的其余部分带有明显的传统色彩。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悄悄的、微弱的变化，但很不为人注意。
城市的东部地区是历史悠久的丝织业集中区域。据明嘉靖年间的记载，“绫锦丝、纱罗绢，皆出郡城机房，产兼两邑，而东城为盛，比屋皆工织作”[249]。明清之际因政治变动曾一度凋零，到清前期又复振兴，盛况不减于明。史载：“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250]；“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不啻万家”[251]。根据康熙《苏州府志》的提示，似乎东部的丝织业又北盛于南。这从明丝织业行会在玄妙观机房殿，清又在花桥阁创设丝业公所，以及待雇缎工、纱工等在花桥、广化寺桥堍站立候唤等迹象都可证明，上述推断有真实性。究其因，恐怕与官办织造局原设于北部（在天心桥东，俗称“北局”），“机户皆隶属于局”[252]和机户类多向局“领织”有密切关系[253]。机户围绕织造局，“众星托月”，说明了苏州的丝织业既受到官府的控制盘剥，同时又不得不主要仰仗它谋生。因此，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估宜持谨慎的态度。当然，民营的丝织贸易，已占有不小的比例，据乾隆《吴县志》苏州城内经营丝绸业的“丝帐房”共计57家，其中有14家在阊胥[254]，其余多数在闾坊、古市巷一带。
明前期市内的商业闹市，据王鏊《姑苏志》载，似乎与南宋时并无变化，仍以乐桥为中心。这也是古吴市的原来方位。闹市位于吴子城的西北角，东起于将坊，西至铁瓶巷一带[255]。这种与官衙密集的政治中心相毗邻的市内商业分布格局，颇类似北宋东京的商业繁华地段多集中于皇城东南角潘楼街、土市子，内城的州桥、相国寺以及东南角门，反映出商业为奢侈消费服务的陈旧性质。大约从明嘉靖、万历年间起，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从道光《苏州府志》看，该商业闹市已由卧龙大街的东西移至大街的南北（据说与建炎年间兵火焚劫有关），并透露出市内商业闹市北移的趋向，后来便转到了今观前街一带。这种北移，说明了市内商业正从主要为官僚贵族（兼带胥吏衙役人丁）服务，变而为工商市民开放的新趋势，这是苏州城市经济功能悄悄变化值得重视的又一信息。
明清苏州城的政治统治机构，确如王士性所说，多聚集在胥盘之内，亦即南部或南部偏西。其中巡抚都御史台，明清两代都在吴县南宫坊，苏州府署亦在南宫坊。清设江苏布政使司衙门则相当偏西，在吴县升平桥西北。吴县衙门在太平桥西北，长洲县衙门在卧龙街之东、乌鹊桥之西侧近吴县地界，方位正南。其余附属机构也大多集中于这一区域（具有财政军事职能的机构除外。如税课局一在阊门外，一在葑门外。又如织造局、杂造局、尉所等，也设在执行其职能合适的地点）。这基本上承袭了战国秦汉直至宋（《平江图》）的旧有格局：政治统治中心偏南。与南宋平江城略有变化的是，政治机构迁移时已倾向于靠近西北选址，这明显与苏州城西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及其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提高相呼应。可以提供的另一个佐证便是官僚缙绅（“诗书之族”）的居住，也有向西北靠近的动态，即如王士性所说的“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如明尚书王鏊的居第在城南今十全街，而其别墅则选址在靠近阊胥的升平桥西北，并非偶然。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投影”（德国克里斯塔勒语）。综合上述粗略的分析，明清苏州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明显表现为东部具有较多传统的色彩，而其西部则吐露出新的气息。市内有两个商业中心，一在乐桥附近，为传统的市内商业区；一在阊门内外，为开放型的、具有区域与超区域的商业功能（详后）。市内有两个手工业织染中心，一在东，一在西，同样具有传统与新起的差异，后者为棉布加工与销售中心，受国家强制性干预与控制的成分较弱。南部仍保留着旧有的郡府乃至区域统治中心的功能。从总体上看，西部的崛起，表明苏州城市的经济功能在增强，比以前有所前进，有所发展。
二、从江南区域空间看苏州城市的经济功能
明清苏州城市的繁荣，从史书记载来看，其盛况似乎稍逊于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关于两宋开封与临安的城市人口，至今还没有一种比较理想的估算方法，流行的说法显然过大（原因之一是将附郭县乃至全府的总人口当作城市人口来统计）。明清苏州的城市人口，同样也很难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依笔者的粗略估算，明代苏州的城市人口当不会超过四五十万[256]，与南宋临安差不了多少，当然赶不上北宋的开封（主要是开封驻有为数可观的禁军）。但市场的表面繁荣或城市人口的庞大，都并不足以准确、全面地反映出这些城市在功能方面的差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宋的开封、临安都是基本上近似于输入与消费型，为传统的封闭性政治城市；而明清的苏州已经具有某种输出和生产的功能，带有开放性区域城市的特征。这才是它们之间值得注意的差别。
综合有关的资料，我们可以说，明清苏州已经逐渐成为太湖流域或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它一方面依托着太湖流域相对发达的乡镇农业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一方面又为该区域商品化农产品以及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产品提供市场和开拓市场，从而很自然地成为一个收集输送地方产品并为该区域提供必要商品和服务的工商业枢纽。城市经济对周围区域发生的这种作用与反作用，在宋代东京、临安的城市经济中是不容易找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苏州在城市功能上所显示出来的历史进步性，应当受到重视。
关于苏州在该区域的中心地位，明清时代的记载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当时许多人多半首先是从苏州对周围地域风俗的影响上感受到的。如明王士性即说：
姑苏人聪慧好古……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257]
张瀚在其《松窗梦语》中纵论天下商业布局的大势，提到明代东吴地区时也有相同的感触：
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
……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258]
很明显，苏州人的工艺、服饰以至生活追求在当时对周围地区都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且，从张瀚的行文看，他认为苏州对“四方”的影响不止江南这个区域，还波及到更远，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即就江南地区而论，张瀚的判断，一点也不夸张。有关的方志和笔记反映，明清该区域不少恪守传统的士绅对奢侈之习（服饰、宴席、婚葬……）风行披靡大为感慨，目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往往指苏州为“始作俑者”。现在且不论对“奢侈之习”应如何历史地看待（参阅前节“消费风气描述”），上述议论至少证明苏州在明代已是江南人众目睽睽或者心向往之的中心，犹如近代的上海。清初苏州曾一度凋零，但毕竟有着它客观存在的基础，不像有的政治性城市昙花一现，经不起风吹雨打。由顺治到康熙，苏州又恢复了活力，仍被视为“东南一大都会”[259]，城市更显繁华。正如沈寓在《治苏》中所说：“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各省郡邑纷纷到此聚集贸易，建立会馆[260]。现在掌握的明清四十余所会馆中，仅有三所建于明代，其余都是在清代建立的，尤以康熙、乾隆年间居多。各地域性会馆的建立说明：苏州城市经济对江南以及闽、皖、鄂、豫、湘、赣、鲁、陕和东北地区都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通过会馆的建立这一历史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出明清苏州的城市经济具有区域乃至超区域的开放性功能，这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其有力的证据，便是前述市场“引力”所形成的阊胥地区的繁荣。
中心城市是一个历史范畴，并非近现代才有。因此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是，如何根据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将明清苏州置于区域空间中，准确地估量这种“中心地”的作用及其历史特征。毋庸讳言，这方面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资料与数据不足的障碍。精确的计量分析几乎是办不到的，要详细地描绘出它的一切细节也极端艰难。但决不是没有踪迹可寻；恢复其概貌，将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需要回答的是，苏州与该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其纵深程度究竟如何。这当然不能不首先想到，该区域市场经济的状况。不少学者的研究说明，该区域内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多级市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太湖流域纵深四五百里的范围内，明清两代的市镇星星点点，形成了疏密不等的蛛网式区域城镇的空间布局。但是，我们过去主要是为了研究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准，特别是为了定性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因而对其内部的经济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方式还缺乏系统的分析和准确的估量。在这种情况下，苏州与这些市镇的联系，自然也难以得到充分的说明。
有一点比较清楚，除了唐宋以来市镇的传统职能仍然保存（即主要向附近农村供应低层次的生产、生活服务，类似南宋的魏塘镇例）[261]。明中叶以后，市镇是由该区域以蚕桑、棉花为标志的商品化农业以及随之兴盛的丝绸棉纺织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的诱发、推动而蓬勃崛起的。这是构成明清该区域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动因，从而被赋予了新的职能[262]。如果再进一步考察这种市场经济的动态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点可以注意：（1）多数市镇都只是以吸收该镇四郊纵深数十里（平均三十里上下）腹地的丝、棉、农产品或手工织品为限，并且往往通过出产特色产品藉此与其他市镇争雄，取得对区域市场或超区域市场的吸引力，例如濮院沈绸、菱湖水绸、纺丝绸、王店薛机绸、双林包头纱、华亭三棱布、三林塘飞花布、真如紫花布、新塍陡门布等。（2）有些市镇逐渐发展到汇集附近市镇的商品化农业产品与手工业产品，成为该区域内较高一级收集输送中心地。例如生丝的收购中心先是菱湖而后转移到南浔，丝绸汇集先是王江泾而后是盛泽，棉布的集散娄塘与南翔俱被誉为“花布马头”，朱泾、枫泾在明代更是松江棉布汇集的一大中心，等等。（3）在经济实力与市场经济的地位方面，已经出现了某些市镇超过郡县城市的现象，例如盛泽与吴江县城，南浔与湖州府城。谚曰：“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因此，市场经济聚集的方向与行政建制并不完全一致，有它自己的等级层次。例如嘉兴新塍镇，其附近“大张各圩皆织绸为业，绸船常趁盛泽夜市”[263]。它就不是向其所属的嘉兴府城集聚，而是向苏州府的吴江盛泽镇汇集。然而，我们对这种经济的集聚和等级市场的估计目前尚多困难。从大量的方志材料看，无论是第一类市镇，还是第二类市镇，其产品的销售输出似乎多数依赖于全国各地客商来镇采购。例如关于闽广、皖豫、关辽、山陕、齐鲁等地客商来镇的记载充斥方志，俯拾即是。相反，在本区域市镇间、市镇与中心城市间流动、聚集的记载反而忽明忽暗，相当零落，以至于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江南市镇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并不主要采取向区域中心集聚的方式，却是孤立地、分散地由每个市镇多方向、多渠道地向全国扩散。对这一点，依笔者之见，其真实性是颇可怀疑的（地方志的自我夸张是一大弊病，宜为治史者所警惕），因此很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
应该承认，上述那种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苏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远没有达到近代那种集聚规模，影响其周围区域的深度和广度与后者相比也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若干市镇（例如盛泽、王江泾、南浔、菱湖、乌镇、塘栖、南翔、娄塘、枫泾、朱泾、朱家角等）确实也具有独立的区域或超区域产品输出功能，其辐射的范围大致也与苏州南北客商的地域相近似。这就是说，在太湖流域，明确的市场等级系列尚未正式形成。但是，有一点似乎被忽略，方志上所反映的全国南北客商到市镇采购地方产品，或地方产品销往国内南北市场，很可能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苏州为集散中心的。只是方志的作者们为了显示该镇的全国性影响而省略甚至掩盖了其中间环节。幸好有若干资料为我们留下了某种踪迹，说明上述说法并非纯系推测。例如嘉兴濮院的沈绸（也称濮）为广东商人所欢迎，有一定数量经广东出口，据明人的自述，说是“浙江盛泽有濮，粤之人所尚，客每岁收买，抵金阊”[264]，反映出濮是按濮院—盛泽—苏州（阊门）逐级集聚然后才往广东出口的。湖州南浔的地方文献载有沈树本的《城南棹歌》，写道：
白丝缫就色鲜妍，卖与南浔贾客船。
载去姑苏染朱碧，阿谁织作嫁衣穿。[265]
这里不知是何方客船，但却点出了由南浔收购的生丝之所以“载去姑苏”是因为还需“染色”。湖州双林镇的包头纱名扬四方，其方志载有一则故事，云：
明里人姚佥事专擅包头业，侨寓吴门，与四方巨商交易，至国初（清初），宪付仲选继之，有加重、加阔、加绉、放绉等名。[266]
这就透露了双林镇的包头纱也是在苏州集散的。棉布的情况似乎更清楚。明时松江地区的乡镇白坯棉布大多以松江府城为加工（踹染）与集散中心，到清初，松江凋敝，中心便转到了苏州。据清初的记载说：
沪渎标布衣被天下，良贾赖以此起家。张少马未贵前，太翁已致富累巨万，五更篝灯，收布千匹，运售阊门，每匹可赢五十文，计一晨得十金，所谓鸡鸣布也。[267]
当棉布踹染与发卖的中心转移到苏州后，松江府城继续保留着收购四乡白坯棉布的职能。其集聚的方向变成松江府乡镇→府城→苏州。据松江顺治十六年的碑文，有三十六家苏松布商，他们大多“布店在松，发卖在苏”[268]。这便是一个例证。这样，前面提到的苏州棉布踹染业，明时尚零落，到清前期却突然猛增，就容易得到解释了。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由于市镇的产品向苏州集聚又推动了该市镇的商业、牙行偏向运河一线集中，从而改变了原来传统的为四乡服务所造成的空间格局，例如南浔镇市面由南渐至北，王店镇则由东渐至西，后来竟北盛于南，西盛于东[269]。这也是江南地区市镇以苏州为集聚中心，众星拱月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迹象。
以上关于江南市镇与苏州的经济联系，在徐扬的《盛世滋生图》上也得到了验证。我们确实从画面看到了市镇的特色产品被汇集到苏州阊胥。据各个丝绸和棉布店铺所张的市招，其中丝绸有盛泽绸、湖绉绵绸；棉布有崇明大布、松江标布、松江大布、松江青蓝大布、松江加长扣布等。这就证明了太湖流域商品化的地方产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经由苏州集散的。四方巨贾，包括南方闽广商人，很可能平时常驻苏州，而到收购旺季至各镇采购，或在该处分设牙行常年收购，然后集中到苏州待时发运。这样就与我们上一节说到的阊门内外密集的人口中“侨客居多”得到了呼应。乾隆《吴县志》载有一段议论，从侧面证明了四方贾客云集阊门是该地段富庶的主要原因：
人第见阊胥之间，百货丛集，急公治私，咄嗟而办，不知其十室九空，多藉客资以为豪举，非真有余也[270]。
现在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何以全国南北客商要以苏州为集散中心，而并非原来想象都是直接由市镇运至当地呢？明清苏州对其四周区域乃至超区域的市场的引力，是依赖于下面几个有利条件：（1）工艺水平比一般市镇高，具有工艺技能的手工工人相对集中，因此具有某种技术上的优势。例如鉴别湖州生丝的质量，据载，苏州人有较高的水平，“湖丝以七里者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识”[271]。至于丝绸的染织，苏州有悠久的传统，明万历年间即拥有丝绸染工数千人；棉布染踹，南北工匠在清初也逐渐由松江或当地集中到苏州，使苏州又具有了染踹的技术优势。客商收购来的生丝或坯布，自然乐于在苏州集中加工整理，以获取较高的质量和较低的工价。从有些材料看，太湖流域的市镇及其四乡的织机、蚕具、踹坊元宝石多来自苏州[272]，也证明苏州确实具有技术优势。（2）善于经营。关于这一点，清纳兰常安在其《宦游笔记》中说得非常明白：
南廒（即濠——引者）在苏州阊门外，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都，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贩运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如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绮，于苏大备，价颇不昂。若赴所出之地购之，价反增重，货且不美。岂因地僻而然欤，抑或系乎经营之善不善也。[273]
这就说明了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固然有地理位置、交通运输上的便利，但也还得益于人的主观努力，其中讲求经济效益，擅白圭、范蠡之术，也是一种智力上的优势。城市对外吸引力的大小，与人才、智力的密集程度也休戚相关。明清苏州之所以超过杭州，纳兰常安提供了一种解答。（3）服务设施齐备。明清苏州除了我们前面重点考察的两大优势之外，其城市经济繁荣，还突出表现为具有一整套服务于四方巨商大贾并为他们所热衷醉心的行业，即所谓“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274]，其中仅戏馆就数十处，“每日演剧”，为他们在苏州过“奢侈”生活提供了方便。这些却是江南一般市镇所无法满足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明清苏州的奢侈、娱乐行业（据顾公燮统计，仅阊门地段从事此种行业的人数亦不下数万），不能完全等同于两宋开封、临安。它们与区域或超区域市场经济密切相关联，成为城市经济不可短少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明清苏州确已具备了传统社会范畴内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特征。当然，与当时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相一致，功能必然还是不健全、不充分的。因此，进入近代，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必将为上海所取代。我希望在将来探讨由苏州向上海转移的时候，能再有机会逆向地说明这一关于“历史临界状态”的意义。
在匆促结束本文之前，最后想说一点似乎是题外的话。据国内有人介绍，197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苏珊·雷诺兹的专著《英国中世纪城镇史入门》。该书作者认为，英国中世纪城镇的许多特性被历史学家们的保守性夸大了。据说该书提出了一系列被英国城镇史家忽略的问题[275]。由此联想，假如从历史动态的角度，而不是“长期停滞”的角度，去研究我国古代城镇发展史，是否同样会遇到需要突破某些传统观念的问题。至少笔者认为，关于我国传统社会城镇经济变迁及其发展走向问题，需要与近代的发展联系起来，作综合的考察，才可能看清其间的关键，不至忽高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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