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九寒冬,要去哈尔滨。据说哈尔滨今年冷,常有零下三十度,可以把眼睫毛冻成小冰棍。冻成了小冰棍的眼睛一眨巴,就会发出一种玲珑剔透的响;有了一只挂在身体上的风玲,灵魂便很活泼了。冷也是一种童话,我想。人是应该冻透一次的,我想。热透一次,冷透一次,爱透一次,恨透一次,苦透一次,甜透一次,梦透一次,醒透一次,笑透一次,哭透一次,于是乎,人生也就不那么平庸了。

这次去哈尔滨,我决定坐火车。大家都非常惊讶,说:你独自一人坐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怎么受得了!我说:怎么就受不了?大家说:飞机又快又舒服呀!我只是笑了笑。时间和舒适固然都很重要,但是有许多的时候,人不要时间和舒适,要别的东西。别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够笑笑。我还是坚持坐了火车,独自一个人。在寒冬季节,新年的前夕,没有多少人去那零下30度的地方。火车里果然没有多少人。我独自一人一间软卧包厢。三十个小时里,我有许多的时间久久坐在窗前,久久看着无边的土地和天空,没有电话,没有熟人,没有俗事,没有家务,没有急件,没有电脑,没有出版社,没有电视机,没有一丝人间烟火。我静静地坐着,慵懒地坐着,不成体统地坐着,心无旁骛地展开着我的梦幻与思念。对于梦幻与思念,三十个小时真是不算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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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十个小时的梦幻与思念,是属于朋友的。我有一个朋友,名叫郎瑜琳,吉林珲春人,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当年,他从东北到武汉,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哐当哐当的铁路线,曾经摇晃过我的朋友郎瑜琳。认识郎瑜琳是在80年代初。那一年的春天是我这半辈子过得最糟糕的一个春天。那个春天我绯闻缠身,官司压头,被媒体舆论打得遍体鳞伤。那个时候我太年轻,远远不懂得什么叫做不在乎,更远远做不到不在乎。傻乎乎的姑娘很是堂吉珂德地与整个社会搏斗,有朋友便给她介绍了郎瑜琳,是作为侠客推荐的。朋友说:“你一定得去见见郎瑜琳!这个人非常神!东北汉子,能写会说,性格侠义,神通广大,如果他愿意帮助你,你就一定能够洗冤昭雪。”

于是,在那个春天的某一天,我走进了郎瑜琳的办公室。东北汉子郎瑜琳没有我想象的高大,一张满族人的瘦条脸,皱着眉头抽烟。他正在筹办一份体育报纸,醉心于报纸的文艺副刊,他认为他编辑的副刊至少要体现武汉市的最高文学水平。郎瑜琳听我讲述了我的悲惨境遇之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约稿:“你能够给我的副刊写一篇的散文吗?”真是活见鬼!当时我觉得冷水浇头,绝望之极,原来我遇上了一个文学痴迷者。我气愤地回答他说:“不能!”郎瑜琳却对我的态度很是不以为然。他轻蔑地说:“遇上这么点儿事情就不能写作了?这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小事啊。俗世的破事哪能抵消文学的伟大呢?”我面临着牢狱之灾,郎瑜琳居然说这是俗不可耐的小事,我还能够指望这个人帮我什么!我只得沮丧地告辞。然而,郎瑜琳非常诚恳地挽留了我。

郎瑜琳的严肃与认真震慑了我。他用酷似鲁迅的姿态与表情狠狠吸烟,同时目光炯炯地逼视着我,用吉林普通话铿锵有力地说了一番话。他说:“池莉同志,如果你能够在目前这种恶劣的情况下还坚持正常写作的话,那就证明你将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那样的话我一定会拍案而起,竭尽全力,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为你打嬴这场官司!你想想,我又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就是因为我爱才惜才呀!通过你的文学作品,我看好你,我觉得你是有才气有天赋的,是我的同类。我要帮助的,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而是一个作家!一个在将来可以轰动全省乃至全国的作家!一个可以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否则,这个社会上的琐事多得去了,我哪里有精力管这种闲事?”

郎瑜琳的道理太大了,我被噎在那里,哭笑不得。我很感谢他的态度但是我更加沮丧了。我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清醒务实并且在法律系统有关系的人。这一切都与文学无关,更是与将来我的文学运气无关。罢了。我也只好严肃而坦率地告诉郎瑜琳说:“老郎,那就算了吧!尽管我的确热爱文学,我也会坚持写作,但是我不热爱文学史,我不为文学史写作。至于将来我是否能够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我不知道。我不能等到将来再打官司——现在最可怕的事情是官司找上我了!有人诬陷我了!并且法院有人在徇私枉法!”

郎瑜琳冷冷地瞅了我半晌,似乎在琢磨我的话。最后,他说:“一个年纪轻轻的无名之辈,还很傲气啊!”

就是那一天,郎瑜琳最终还是把我带回了他的家,向我隆重推出了他的妻子。原来,神通广大的是他的妻子。他妻子是一位好人缘的高干病房主治医生,她几乎认识本市所有的高级干部。

后来的过程漫长而曲折,官司一打就是两年。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令人欣慰的:在郎瑜琳夫妇的帮助之下,人大参与了监督,我终于打嬴了那场该死的官司。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郎瑜琳夫妇结成了最好的朋友。

在我最孤立无助的时候,他们的家成了我的家。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喜欢上了我。当他们的妈妈出差的时候,孩子们就由我来照料,因为郎瑜琳是属于文学的,他无法属于家庭俗务。郎瑜琳始终沉浸在文学之中,孜孜不倦地写作,一心一意想当作家。有郎瑜琳在家里的夜晚,他必须谈文学,而我和他的妻子必须做他忠实的听众。同时,我个人还是他批评和抱怨的对象。郎瑜琳对我姜太公钓鱼的写作态度,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对于我成名成家的期盼,绝对比我自己还要着急。谈得晚了,郎瑜琳必须喝酒,下酒菜除了东北泡菜,依旧还是文学。我和他的妻子,时常也主动喝上几口酒,我们心领神会地让自己头脑发晕,以便忍受郎瑜琳的文学说教。尽管我几乎每天下班以后都要回到他们的家里,郎瑜琳还是会给我写信,因为他实在不满意我孤僻乖张的写作姿态。郎瑜琳的信写得非常好。那真格的是字迹隽秀,满纸珠玑,思想深刻,才智横溢。他的妻子之所以嫁给他正因为他们当初是用信件谈的恋爱。我喜欢郎瑜琳的信,可是我对他的信永远停留在艺术欣赏的程度,丝毫不会受到他的蛊惑。我的文学态度与他完全不同,我是纯粹和傲慢的,我宁可一辈子不出书,一辈子无声无息,也不会到处联络出版社和杂志社并俯首贴耳地听从编辑的意见。

那时候,写作之路还是比较狭窄的,出版小说也比较地不容易,出版界拉广告拉赞助吃吃喝喝的风气盛行。老郎东北人,书生本色,当兵出身,性情耿直,其实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应付这种局面。但是他咬牙把这样违心的做法当作文学奋斗。他对于我的批评其实也就是对于他自己的批评,对于我的劝说也就是对于他自己的劝说。郎瑜琳的一本长篇小说迟迟不能出版,他又苦又恼,又气又恨,渐渐地遁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后来,郎瑜琳索性不上班了,只嗜烟酒和写作,大白天也躺在沙发上两眼望天,天天都等待着他的小说出版。我们以为他生病了,强行地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倒是什么检查出来任何器质性的病变。但他就是打不起精神来。

慢慢地,郎瑜琳开始对我说这样一类的话:“池莉啊,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你这样傲骨铮铮,将来反而可以赢得自己的读者和自己的文学天地。我肯定是不行的了。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你真的成了全国知名的作家,我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当时的我,还有老郎的妻子,我们对郎瑜琳的话完全不以为意。他这么一说,我们俩就嘻嘻发笑。谁知道不久之后,噩耗突降,正当壮年的郎瑜琳猝死家中。那是90年代初,一个酷热的夏季,大清早,我被一个朋友从睡梦中叫醒,朋友劈面就说:“老郎死了!”

我夺门而出,一路狂奔到他们家。进门之前我胆怯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不敢面对我已经去世的朋友,更不敢面对文学。文学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真的耗尽一个人的心血呢!真的可以,原来文学是这样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郎瑜琳埋葬在他的家乡吉林珲春。多少次,我把中国地图铺开,沿着铁轨,从武汉走向珲春,去探望我的朋友郎瑜琳:一个被文学之爱耗尽了生命之火的人。一个热爱生活却被生活戗害了的人。我要告诉我的朋友郎瑜琳。我一直在写作,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他的致意。我要告诉他,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也许算是成名了,我希望这个事实可以使他感到欣慰。我还要告诉他,成名不成名其实并不重要,有意义的是我们那份对于文学的热爱在我的写作中从来没有间断。我还要告诉他,我活着,因此我的朋友他就活着。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许多表示友谊的话语都放在心里不好意思说出来,也还有许多想聊的话题,根本就没有来得及聊,然而,面对面的机会突然就失去了。我的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与好朋友之间,竟会突然失去面对面的机会的!生活残酷地教训了我!所以现在,我宁愿坐上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把朋友郎瑜琳的来路走上一遍。我要让空旷的火车满载我对朋友的敬意与谢意,呼啸着接近埋葬朋友的土地。

机会是我现在最珍惜的东西,我要借这一次独自坐三十个小时火车的机会,屏蔽红尘,让三十个小时充满最纯真的怀念,幻想和祈祷,我要为我的好友郎瑜琳祝福。为他的妻子儿女祝福。还要为所有真心爱我人祝福。还要为真心热爱生活热爱机会的人祝福。默默的想念与祝福需要一种全心全意,而这种情怀,是繁忙拥挤庸碌俗气的城市无论如何都承担不起的,我只能选择我一个人的火车和三十个小时的静默来承担。